摘要：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大西军入川，成都陷落之际，一批受洗的四川天主教徒——多为知识分子与商贾阶层——为避兵祸，沿茶马古道向川西山区迁徙。据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记载，意大利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彼时正于成都传教，曾随

明末至清中期四川天全州天主教徒活动史实考：从避难迁徙到文明存续

一、明末兵燹中的信仰迁徙：安文思与大川场的早期交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大西军入川，成都陷落之际，一批受洗的四川天主教徒——多为知识分子与商贾阶层——为避兵祸，沿茶马古道向川西山区迁徙。据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记载，意大利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彼时正于成都传教，曾随难民队伍短暂抵达天全州大川场（今四川雅安天全县大川镇）。

大川场地处邛崃山脉深处，四周环山，地势险要。据清乾隆《天全州志》载，此地“万山环列，路径崎岖，为边陲要隘”。

安文思在其《中国新史》中提及：“1645年冬，余随流民至‘大川’，见山谷中有教友结茅为庐，藏圣经于岩穴，仍行圣事。”

这批难民中，有成都府学教授李姓家族、嘉定（今乐山）盐商王氏等，他们以农耕为业，暗中维系宗教活动，并利用文化优势整理典籍，形成早期的知识传承据点。

值得注意的是，安文思本人并未长期停留大川场。1647年，他与同伴利类思（Ludovico Buglio）被大西军俘获，后随张献忠余部辗转至云南，1650年方经贵州逃往广东。但他在大川场留下的拉丁文圣经抄本与算术教材，成为当地教友延续文明学习的重要基础。

二、乱世中的文明火种：大川立书堂的初创背景

顺治至康熙初年，四川历经明清拉锯、吴三桂之乱，成都平原“城郭丘墟，田畴荒芜”（《蜀龟鉴》）。而天全州大川场因地处偏远，成为相对安定的“文化孤岛”。据1980年代天全县文物普查发现，大川场现存清代早期民居中，多处可见中西合璧的建筑细节——如木雕圣经故事图案、刻有拉丁文的石础，印证了当时教友的聚居状态。

这群天主教徒在避难中形成共识：以教育维系信仰与文化。约康熙二十年（1681年），他们利用安文思遗留的教材，在大川场西侧的“立书坪”创办私学，初名“大川义学”，后因主要教授“圣书与西学”，民间称“立书堂”。据民国《天全县志》记载：“立书堂设蒙学与经学，兼授算术、舆地，教材多采西洋译本，生徒以天主教子弟为主，亦收乡邻贫童。”

立书堂的独特之处在于课程设置：既有《四书》《五经》以应科举，亦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节译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简编，甚至使用康熙初年传入的西洋算盘教学。这种“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在清初四川实为罕见，为后来传教士的测绘活动埋下了知识衔接的伏笔。

三、康熙测绘与教友的隐秘呼应：《皇舆全览图》的川西印记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皇帝下令绘制《皇舆全览图》，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白晋（Joachim Bouvet）等奉命入川。据雷孝思日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1711年，测绘队进入天全州，在大相岭、紫石关一带遭遇地理测绘难题时，“偶遇大川场教友，其长老能解西洋坐标之理，以祖传算术协助测算山高纬度”。

这里的“教友长老”，很可能是明末逃难至大川场的李姓家族后裔。他们向测绘队提供了自明末以来积累的川西地理笔记，其中记载了大川场至金川流域的茶马古道走向、溶洞分布，甚至标注了“适宜观测星象之山巅”（今大川镇尖峰顶）。雷孝思在笔记中感叹：“此地教友虽处蛮荒，仍守西学，其舆地知识竟助我等破解大渡河流域测绘之困。”

测绘队与大川场教友的互动，成为康熙朝中西科技交流的隐秘注脚。更重要的是，这次官方活动让沉寂数十年的教友群体看到了外界联系的可能。立书堂此后悄悄增订教材，引入雷孝思等人留下的测绘手册节本，将“经纬度测算”纳入高年级课程。

四、乾隆金川之役与传教士的再度介入：从蛰伏到显露

乾隆十二年（1747年），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清军征讨川西土司，地图测绘与情报传递成为军事要务。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帝曾谕令“传西洋人傅作霖（Félix da Rocha）入川，襄助军务舆图”。葡萄牙传教士傅作霖时任钦天监监副，他于1748年抵达四川，在成都设立测绘局，部分大川场立书堂的毕业生被招募为译员与助手。

傅作霖在给罗马教廷的信中提到：“天全大川场有教友聚落，其子弟通汉文与西洋算法，吾等测绘金川地形图时，彼等提供茶马古道密道图，于军情有大益。”这段记载揭示了大川场教友在乾隆朝军事活动中的实际作用。战争结束后，傅作霖奏请朝廷豁免大川场教友部分赋税，作为“协助测绘之赏”，使当地教团获得了短暂的生存空间，立书堂亦得以扩建，增设“武备算术”课程，教授火炮射程计算等实用知识。

五、乾隆中期的土地拓展：温江县教友彭三桂的置业记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温江县天主教徒彭三桂（非吴三桂后裔，据《彭氏宗谱》载其名为“彭三珪”，“桂”为音误）向大川场土司购买土地十二顷。这一行为被记录在天全县档案馆藏的《乾隆朝田契》中：“温江民彭三珪，以纹银三百两，购大川场东麓田土，立永业契。”

彭三桂的购地动机耐人寻味。一方面，大川场作为教友聚居地，提供了信仰庇护；另一方面，立书堂的教育声誉吸引了外界关注——契约中特别注明“所购土地旁有义学，许彭氏子弟免费入学”。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关于外埠教友向大川场聚集的实物证据，标志着该区域从“避难据点”向“信仰文化中心”的转变。此后，彭氏家族在大川场设立分庄，将温江的农耕技术与商业网络引入山区，促进了当地经济与文化的融合。

结语：边缘地带的文明存续逻辑

从天全大川场的个案可见，明末至清中期的四川天主教徒，以“地理隔绝+知识传承”的策略，在乱世中维系了文化血脉。他们既非单纯的宗教群体，亦非被动的难民，而是通过教育自主、技术嫁接（如测绘合作）、经济拓展（如彭三桂购地）等方式，在帝国边陲构建了独特的生存模式。立书堂作为这一过程的物质载体，既是中西知识交汇的缩影，也是边缘群体在历史夹缝中延续文明的见证——其存在本身，便是对“实事求是”历史观的生动诠释。

来源：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