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明德(生卒年未详)，字德卿，号明斋，别号石羊先生，明新城宁善乡(今富阳 洞桥镇)人。图片:AI生成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有历史记录的不一定是真相，民间传说不一定是假相。大家好，我是简单一点点。”

△徐明德(生卒年未详)，字德卿，号明斋，别号石羊先生，明新城宁善乡(今富阳 洞桥镇)人。图片:AI生成

洪武三年（1370年），南京城里热闹得翻了天。开国皇帝朱元璋正大封功臣，公爵、侯爵的帽子满天飞。

淮西的老兄弟们，一个个红光满面，捧着圣旨和丹书铁券，盘算着子孙几代人的荣华富贵。

就在这一片喧嚣中，一封同样盖着玉玺的诏书，被快马加鞭送到了数百里外的富春江畔。传旨的官员在严子陵钓台边，找到了一位布衣书生。

他叫徐明德，此刻正赤着脚，坐在江边大石头上钓鱼。

“徐先生，大喜啊！”官员展开黄绫圣旨，朗声道：“陛下钦慕先生高才，特旨征召入朝，授翰林院待诏！荣华富贵，指日可待！快随我回京谢恩吧！”

江风吹拂着徐明德有些散乱的发髻。他看了看那象征无上恩宠的圣旨，又抬眼望了望眼前清澈的江水、青翠的山峦，还有天上那轮初升的明月。

(△图片AI生成）

他忽然笑了，对那官员拱了拱手，声音清朗，在江面上回荡：

“功名如浮云，聚散不由人。唯有这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取之不尽，伴我终生。烦请回禀陛下，徐某一介山野村夫，只爱这富春山水，无意功名，就不去京城了！”

官员目瞪口呆。多少人削尖脑袋想挤进京城，这书生竟把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像丢块石头一样扔进了富春江？他只好悻悻然收起圣旨，回京复命。

这个拒绝了朱元璋的怪人，正是后来被刘伯温（刘基）在《郁离子》里化名记载的神秘隐士——石羊先生，徐明德。

(△图片源自网络）

在朱元璋的屠刀尚未向功臣们举起之前，这个聪明的读书人，似乎已经嗅到了风暴欲来的血腥气，早早地为自己选好了远离风暴眼的避风港。

朱元璋坐稳了龙椅，可这龙椅坐得并不踏实。放牛娃、乞丐、和尚出身的经历，让他对权力有着近乎病态的执着和猜忌。他要打造一个绝对掌控的帝国。

廷杖的羞辱：洪武八年（1375年），大臣们第一次在朝堂上被扒了裤子当众打板子（廷杖）。士大夫的尊严？在皇权面前碎了一地。

文字的恐怖：浙江府学的教授徐一夔，给皇帝上了道贺表，里面有“光天之下”四个字。朱元璋勃然大怒：“‘光’？秃？你是在讽刺老子当过和尚？！”可怜徐教授，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功臣的末日：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宰相李善长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家子连带沾亲带故的三万多人被杀！

统计显示，跟朱元璋打天下的34个顶级功臣，最后只有4个得了善终，其他全没好下场。

当同样满腹经纶的刘伯温接到圣旨，踌躇满志地准备去京城施展抱负时，他的好友徐明德，却背起简单的行囊，头也不回地南下，直奔富春江。

这不是简单的性格差异，而是徐明德对即将到来的皇权风暴，一种本能的逃避。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远见：刘伯温虽才华横溢，最终却没能逃过权倾朝野的胡惟庸的毒手；而徐明德，在富春江的清风明月里，安稳地度过了一生。

中国历史上隐士很多，但徐明德和他们不太一样：

魏晋的陶渊明：看不惯门阀世族的腐败，气得回家种地，有点消极避世的味道。

宋元之际的郑思肖：怀念宋朝，画兰花都不画土（寓意国土沦丧），是积极的抗争者。

明初的徐明德：他隐居的核心动机，是清醒地看到了朱元璋打造的专制机器有多可怕，主动选择远离，规避风险。这是一种带着批判眼光的疏离。

当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因为孟子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一怒之下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搬出来时，消息传到富春江。徐明德对着江水长长叹息：“道统（思想的尊严）已经屈从于治统（皇权的力量）了。读书人，难啊！”

(△图片AI创建）

徐明德隐居富春江严子陵钓台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刘伯温耳朵里。这位正深受朱元璋器重的“帝王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有见识的老友。他决定亲自去寻访。

一番周折，刘伯温终于在富春江畔找到了徐明德的草庐。两位老友相见，煮茶论道，这一聊，就是三天三夜没合眼！他们谈了什么？刘伯温后来在自己的寓言体著作《郁离子》里，化名记载了这位“石羊先生”：

“先生结庐富春渚，耕云钓月……或问天下事，但笑指江上清风耳。”

（石羊先生在富春江边盖了草房，像耕种云彩、垂钓月亮一样过着神仙日子……如果有人问他天下大事，他只是笑笑，指着江上吹来的清风。）

这话里藏着深意：

“结庐富春渚”：特意选在东汉隐士严子陵钓鱼的地方，就是告诉世人：我学的是不跟皇帝合作的前贤！

“耕云钓月”：把种地打渔这些辛苦活，说得充满诗意，是在说这是精神修行，不是混日子。

“笑指清风”：用清风明月这些自然的东西来回答关于天下大势的问题，巧妙地避开了敏感的政治话题。在当时朱元璋搞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下，这是保护自己思想的最好方式。

这三天三夜的辩论，说到底，是两种人生态度的激烈碰撞：

刘伯温（入世派）：他雄心万丈，在书里借角色之口说：“大丈夫就该治国平天下，哪能躲在山林里默默老死？”（《郁离子·九难》）他给朱元璋献上《时务十八策》，积极改革，结果触怒了权贵，最终被胡惟庸毒死。

徐明德（出世派）：他看得更透，直接反问老友：“你看那功臣阁里，有几个人能得善终？清风明月又不用花钱买，何必自己往那罗网里钻？”

这话像预言一样精准。二十多年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位极人臣的李善长果然被满门抄斩，印证了他的担忧。

这场辩论，划开了明初读书人的两条路：刘伯温代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徐明德则开辟了“批判性隐逸”的新路——我虽然远离你，但我心里明白着呢，我不跟你玩，就是对你最大的不认同。

徐明德的隐居，可不是一时冲动找个地方躲起来。他精明得很，为自己构建了三重保护：

1. 选个好地方（地理隔离）：就住在严子陵钓台遗址旁边。严子陵是历史公认的大隐士，住这儿，等于给自己找了块金字招牌，皇帝想动他也得掂量掂量舆论。

2. 自己养活自己（经济自足）：开垦了百亩山田，“白天扛着锄头种地，晚上点灯读书”。不靠朝廷俸禄，就切断了和官场的经济联系，自由自在。

3. 名声搞搞好（文化赋权）：他把隐居说成是“坚守道义（守道）”，而不是“逃避责任（弃世）”。这种说法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理解和钦佩，形成了保护他的舆论场。

同时代的反面教材：大画家王蒙（元代大画家赵孟頫的外孙），才华横溢，却舍不得官场的风光。结果呢？被卷进胡惟庸的案子，在监狱里受尽折磨，惨死狱中。和王蒙的悲剧一比，更显得徐明德选择的明智。

别以为徐明德躲起来就啥也不干了。他这个“边缘人”，能量可不小。

传播思想。他和刘伯温那三天三夜的谈话精华，通过刘伯温写的《郁离子》这本书，巧妙地传播了出去，影响了很多读书人。

培养人才。钱塘（杭州）一带的年轻读书人，仰慕他的学问和风骨，争着跑来拜师。慢慢地，形成了有影响力的“钓台学派”。

保护乡邻（政治缓冲）。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不知怎么又想起来了，再次下诏要征召他。徐明德很聪明，回信自称“山野愚氓，不堪大用”，恭恭敬敬地拒绝了。

皇帝拿他没办法，反而因为他隐居的名声好，对他家乡的读书人也不好意思太苛刻。当大学者宋濂被朱元璋流放时，徐明德还悄悄派自己的学生去护送，实践了读书人之间“道义相济”的情谊。

徐明德之后，明朝的隐士也多了起来，但味道不太一样了。

方孝孺（殉道型），建文帝的老师，朱棣篡位后让他写即位诏书，他宁死不从，被灭了“十族”（连学生朋友都算一族），惨烈无比。

沈度（妥协型），隐居松江编书，看似清高，却默许自己的儿子侄子出去做官。

陈继儒（功利型），晚明的“山中宰相”，隐居是假，借隐居的名头操纵舆论、结交权贵是真。

只有徐明德开创的这种“批判性隐逸”，始终保持着一份对权力的清醒和距离。他“清风明月”的潇洒态度，后来深深影响了心学大师王阳明。

王阳明那句名言：“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我心中自有一轮光明的月亮，万古长存，永远圆满），精神源头就在富春江畔的清风明月之中。

有意思的是，朱元璋一边对功臣大开杀戒，一边却对徐明德这样的隐士赞赏有加。

洪武六年（1373年）他发过一道诏书，里面感叹：

“朕求贤若渴三十年，真正的人才，只寻得一个徐明德！”

这恰恰暴露了专制皇帝的矛盾心理：他需要杀功臣立威，巩固权力；又需要捧隐士，显得自己礼贤下士、天下归心。

徐明德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用“不在场”的方式，反而获得了某种永恒的“在场感”，当他的思想通过《郁离子》在读书人中悄悄流传，当富春江钓台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圣地，这种“隐逸”本身，就是对朱元璋高压统治的一种无声却有力的抗议。

徐明德的选择，不是胆小怕事，而是在那个“伴君如伴虎”、动辄得咎的恐怖年代，为读书人保存一份独立的精神火种。

当南京城里，那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功臣阁被鲜血染红，富春江畔的清风明月，依然平静地吹拂，静静地照耀。这永恒的山水与无常的人事相对照，正是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

徐明德式的“主动边缘化”，是以退为进的大智慧，是无声的文化抵抗。它告诉我们，暴力或许能摧毁肉体，但独立自由的精神，是任何强权都无法真正征服的。

文献出自

本文系专业历史研究原创，征引文献**

1.《洪武皇帝大传》（朱元璋权力机制分析）

2.《国史大纲》（士大夫精神嬗变研究）

3. 《郁离子》（石羊先生原始记载）

4. 《明儒学案》（心学思想溯源）

5. 《明太祖实录》（徐明德拒征史料）

6.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隐逸政治学）

7. 《唐代交通图考》（富春江文化地理）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