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崖土司城址：鄂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摘要：在鄂西南大山中隐藏着一处耀眼的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它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唐崖河畔。考古发掘证实，土司城天然壕沟内面积74万平方米，城内主体面积35万平方米，是鄂西南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土司城遗址。城内功能齐全完备，有引排水系统、水井、码

在鄂西南大山中隐藏着一处耀眼的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它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唐崖河畔。考古发掘证实，土司城天然壕沟内面积74万平方米，城内主体面积35万平方米，是鄂西南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土司城遗址。城内功能齐全完备，有引排水系统、水井、码头、碗厂、衙署、牌坊、庙宇等，俗称“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被考古学家张忠培喻为“小故宫”。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土司文化标识，唐崖土司城址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巨变，仍然在讲述着历史上多民族交流互动、中原与边疆友好往来的佳话。

承载着鄂西南各民族交往的历史记忆

唐崖土司从元至正六年（1346年）建立长官司到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历时389年。在数百年的历程中，唐崖土司城见证并承载着鄂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宝贵历史记忆。

施州卫作为明朝中央管控鄂西南地区土司的重要军政机构，其官员与唐崖土司交往密切、互动频繁。明朝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接受教育方能世袭，施州卫学是鄂西南土司子弟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唐崖土司也进入施州卫学读书习礼，在学习中与施州卫官员形成了友好关系。如施州卫武官童璋与唐崖土司覃彦实建立了良好关系，童璋不仅教导土司改变传统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传播汉区农耕技术，还积极倡导变革土司习俗。唐崖土司通过与施州卫官员的互动交流，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唐崖土司还积极主动与外地族群交往交流，并将外来文化融于本土之中。如土司覃鼎夫人田氏率婢女随从前往四川峨眉山参拜，学习佛法，归来后即仿照峨眉山寺院建立了大寺堂，这是唐崖土司历史上主动学习外来文化的典型案例。田氏还将带去的几百名婢女沿途婚配，推动了当地居民与外地人群的友好往来。

对于外来客民，唐崖土司也秉持包容接纳的态度。明万历年间，原籍荆州府江陵县文人张云松来到咸丰县隐居。覃鼎夫妇得知后即延请张云松到唐崖土司城协助筹办书院，教习诸生，并在当地传授汉文化，该书院后成为当时汉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张覃两家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并进行联姻，成为当地世代相传的一段佳话。

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

土司城选址采用了中华传统文化“四象”和“天人合一”理念。土司城依山傍水，在选址时大胆吸纳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四象”观念。规划者将土司城周边的山形与“四象”结合，将土司城的靠山命名为象征北方的玄武山，将土司城面向的山命名为象征南方的朱雀山，将土司城左右两侧的山分别命名为象征东方的青龙山和象征西方的白虎山。虽然土司城坐西朝东，但通过设计者的想象和规划，在精神层面上，它实际上就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城邑。“四象”观念的引入使土司城超越了地域的局限，与中原皇家城邑的意象更为接近。同时，规划者还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恰如其分地融入土司城的规划和营造中。整个土司城的规划和营造顺应山岳、沟壑的走势，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以山脉、河流、溪沟为天然屏障，注重自然与建筑在空间上的协调，体现了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表现出对自然的依恋和顺应。

土司城的布局和功能分区借鉴了中原三重布局和中轴线观念。土司城的布局与功能划分深受中原建筑观念的影响，将中原三重布局和中轴线观念全盘吸纳。土司城在布局上三重结构布局明显，土司城周围的天然壕沟为第一道城墙，核心区人工垒成的城墙为第二道城墙，衙署区的围墙为第三道城墙，这种三重结构体系，明显受到中原都城建制“外城—皇城—宫城”格局的影响。从整体结构形态看，土司城具有明显的规整方正布局理念，中轴线从局部发展到整体，形成沿中轴线两侧对称的城市形态。这也是明代中后期西南地区土司学习、吸收汉文化的结果。

土司城的建筑和雕刻吸收了汉文化的诸多元素。从建筑风格上看，石牌坊、石墓葬等本身就是中原的建筑形式，是中原建筑在唐崖土司城的运用。从装饰图案看，石牌坊有“土王出巡”“麒麟奔天”“哪吒闹海”“舜耕南山”“渔樵耕读”“云龙吞雾”等题材，土司王坟有圆形龙纹、圆形花草纹、狮子戏球、麒麟等图案，这些元素充分借用了汉文化的元素。从雕刻技法看，牌坊、石人石马、土司王坟、“金凤献瑞”石鸟等雕刻作品，在浮雕、透雕、镂空雕等技法上都有娴熟的运用，明显受到中原雕刻技艺的影响。当然，土司城的布局和建筑也融入了诸多本土文化的因子，如干栏建筑的广泛运用，石水缸的使用，装饰符号中“土王出巡”和众多本土花草图案等，这些彰显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深度交融。

多民族文化融合特征何以形成

唐崖土司城址之所以呈现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与其长期保持和中央王朝的联系有关。唐崖土司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进贡与回赐。唐崖土司长期向中央王朝进贡马和其他物品，仅《明实录》记载的唐崖土司向中央王朝进贡就达9次。进贡和回赐，密切了唐崖土司治理区域与中原的联系和交流。二是参与中央王朝的征调。唐崖土司所属部族服从朝廷的调遣，参与平定各种叛乱，有记载的征调就达14次。频繁的征调，既强化了唐崖土司所属部族对中央权威和“大一统”的认同，也为其提供了与外界交往的机会。

唐崖土司城址体现的多元文化与其“开化”传统亦有关系。唐崖土司城址处于楚蜀交会地带，自古就是江汉平原进入大西南的通道和东西人口迁徙流动的走廊，人群流动促进了文化交流。同时，咸丰县虽然地处山区，但开化很早，民风淳朴。民国《咸丰县志》称：“县境自周秦以来，日渐开化，且民俗纯良，较之他属，尚无犷悍喜乱之习”。由于开化甚早，容易接纳外来风气。“自明以来，或宦或商，寄籍斯土，而子孙蕃衍，为邑望族者也。”外地人口大规模流入，不仅改变了人口结构，也带来了外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思想观念，促进了本土居民与外来人群的交流互鉴。唐崖土司还主动学习和吸纳来自各地的文化，例如邀请荆州文人张云松到土司城内办书院、教授城中子弟。“开化”包容的气度，主动引进、学习外来文化的心态，为多民族文化交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总之，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唐崖土司城址蕴含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元素，是古代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并作为物化的成果见证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政权秉承的“修教齐政、因俗而治”理念在鄂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