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郑州某医院感染科医生披露的“学生群体艾滋病感染人数攀升”事件引发全网震动。据称，越来越多青少年确诊后情绪崩溃，家长更陷入难以接受的痛苦深渊。这一现实案例将艾滋病防治议题再次推至舆论风暴眼——当性教育缺失、社交软件泛滥、高危行为低龄化等问题交织，我们不得不

近日，郑州某医院感染科医生披露的“学生群体艾滋病感染人数攀升”事件引发全网震动。据称，越来越多青少年确诊后情绪崩溃，家长更陷入难以接受的痛苦深渊。这一现实案例将艾滋病防治议题再次推至舆论风暴眼——当性教育缺失、社交软件泛滥、高危行为低龄化等问题交织，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谁在打着“保护隐私”的旗号纵容疫情扩散？为何入境不再强制筛查艾滋病？为何强制婚检被取消？婚检结果甚至可以对配偶隐瞒？这些政策背后，真的只是“以人为本”吗？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3000余例15-24岁青年学生感染病例，男男性行为传播占比超80%。在广东等地，高中阶段已出现累计感染病例。更令人揪心的是，部分初中生甚至通过非法性交易或共用针具染病。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背后，是性教育长期缺位与社交软件野蛮生长的双重夹击。传统文化中对“性”的禁忌，让家庭与学校对防艾知识讳莫如深，而短视频平台、交友软件却以光速传递着扭曲的性观念。当生理成熟与心理认知严重脱节，青少年沦为艾滋病冲击的“重灾区”。

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现行法律却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泄露感染者个人信息，包括婚检结果亦不可强制告知配偶。《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强调，检测结果仅能告知本人，即便发现感染者刻意隐瞒传播风险，执法部门也只能通过“说服教育”劝导其履行告知义务。这种近乎苛刻的隐私保护，实则源于对歧视与暴力的深刻反思——过往因信息泄露导致的家破人亡、社会排斥案例，曾让无数患者陷入生存绝境。但另一方面，它也客观上形成了“知情权真空”，使潜在受害者失去自我保护机会。

政策调整的矛盾同样体现在出入境管理与婚检制度上。2025年起，中国虽将艾滋病纳入海关监测目录，但新规仅要求感染者主动申报健康状况，并未恢复强制筛查。此举既为便利国际人员流动，亦受制于技术局限——艾滋病窗口期检测误差可能导致误判，而彻底禁止感染者入境则涉嫌违反人权公约。至于取消强制婚检，其初衷本为尊重婚姻自主，却意外成为某些人恶意隐瞒病情的“挡箭牌”。福建等地虽将艾滋病抗体检测列为婚检必查项，但法律并未赋予医生直接向配偶披露结果的权利，最终酿成“知情不报反成帮凶”的荒诞现实。

与新冠防控的“铁桶式防守”相比，艾滋病防治确实显得“宽容”。但二者本质截然不同：新冠通过飞沫即可传播，而艾滋病仅限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三大途径。这意味着，全民普筛、强制隔离等手段不仅成本高昂，更可能加剧社会恐慌。真正有效的防线，在于精准干预高危人群——推广安全套使用、普及暴露后阻断药物、强化男男性行为者的定期检测。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在现实中常因观念阻力、资金短缺而难以落地。当疾控专家呼吁将防艾教育纳入必修课时，许多学校仍将其视为“敏感话题”；当社会组织尝试进校园宣讲时，往往遭遇校方“怕惹麻烦”的婉拒。

艾滋病防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保护隐私与防控疫情看似矛盾，实则共享同一内核：唯有消除歧视，才能鼓励高危人群主动检测；唯有保障感染者权益，才能构建信任机制推动全社会共治。但眼下最紧迫的任务，仍是填补青少年性教育的真空——如果连基本防护知识都未普及，所谓“自主选择”不过是将孩子推向未知深渊。当务之急，是推动防艾知识进课堂、进教材，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成年前掌握“保护自己、尊重他人”的生存技能。毕竟，终结艾滋病流行的目标，终究要靠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双向奔赴，而非简单粗暴的“堵”与“禁”。

来源：长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