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于畊退居二线后，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还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虽然具体行政事务没有了，可是她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步伐。她再度重拾文学的旧业，把晚年的所有精力投入到写作中。她用自己最后十年的心血，为历史留下一件件的真实，一个个鲜活夺目的人物。
最后的心愿
王于畊退居二线后，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还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虽然具体行政事务没有了，可是她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步伐。她再度重拾文学的旧业，把晚年的所有精力投入到写作中。她用自己最后十年的心血，为历史留下一件件的真实，一个个鲜活夺目的人物。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经济大潮迅速澎湃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文革”的影响和各种外来的思潮拥人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中产生了种种迷茫。王于畊长期从事教育，又刚刚从教育战线上退下来，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仍然有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就是应该告诉年轻的一代，自己的青春是如何度过的，她们这一代人是怎样的人。她不但自己写，还组织鼓动新四军的老战友共同书写历史，为中国的五千年文化留下宝贵的一页。
1980年4月，叶飞患心脏病后，需要疗养恢复。王于畊陪着叶飞每天散步、聊天，这时他们感到人生之变幻，生命之宝贵，他们常谈起战争年代的事情和友人。这一重病促使叶飞和王于畊下决心，要把历史写下来。1982年，叶飞从海军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开始回忆录的准备工作。王于畊就去请教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新四军的战友黄源。在这年夏天，黄源就带了两个大公报的记者，随叶飞、王于畊一起到烟台，由叶飞口述，两个记者录音。黄源和王于畊由于也是亲历者，一边听，一边还提些问题，一个夏天留下了十几盘录音带。
叶飞首先讲的是他所经历过的主要战役。这年秋天，叶飞、王于畊回到老部队二十军。二十军领导听说第一任司令员要写战争回忆录，十分敬重又十分兴奋，一定要求参与这项工作，因为这也是对二十军军史的最权威的讲述。叶飞考虑到是写战争，由军人写更合适，于是就同意二十军派几个人随行，一面整理录音，一面继续补充对战场的回忆。1984年，最后成稿时，王于畊又找来王昊，帮助整理、核稿。1986年，叶飞的《征战纪事》出版了。
王于畊虽然远在北京，却一直与福建教育界的一大批同事、校长和教师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往来，他们来京出差都来家里拜访，王于畊也常给他们写信，谈的都是教育的话题。福建省编撰教育史和《福建省志·教育志》，王于畊十分赞成，应邀担任其顾问。她希望修史工作不是为谁记功，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王于畊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戏称自己一条腿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研究生这个全过程都履过一遍，另一条腿从扫盲、工农速中、业务函授、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各种学校也都履过一遍。这种特殊的从业经历，让她谈起教育工作总是充满真知灼见。她在写给陈君实校长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道:
教育是怎么回事，它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是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存在并又对政治经济和各种思潮有影响的，我越是看到教育的特点、作用，就越觉得它是个复杂的、不可轻率地处置的东西，不能有任何的片面性、任意性去随便处理教育问题。它的涉及面太大了。如果不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统帅，不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没有千千万万持有正确的观点、政策的人去埋头苦干，是千不出什么来的，而破坏它又是非常容易。中国的历史反映在教育上，也是一部教育的盛衰史，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盛衰，旧中国的腐败，都在教育上明显地、突出地反映了出来。中国历史上总有那么一批历史上进步的(革命的)教育家，追随于中国的革命家来支持进步的符合中国情况的推进社会进步的教育事业。因此，我们退下来了，还有后来人，要坚信这一点，要有这样的眼光。
1988年，王于畊和战友主持编写了反映“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战士，在集中营组织的茅家岭暴动的《茅家岭下英雄血》一书，并将自己写的《遗物—忆王传馥同志》一文收在其中。1990年，《茅家岭下英雄血》出版。1992年，王于阱和战友季音、纪白薇又组织编写《女囚》一书，并专门为此写了《长江的女儿—记杨瑞年同志》一文，以纪念“皖南事变”后的“女囚”。当她把这篇文章交给纪白薇后说:“我身体不行了，写不动了，可是你们这些上饶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女囚要好好写一写。这本书，是专门回忆那些受苦受难的女革命者的。”王于畊不仅是组织者，更是以自己心血融化的文章来纪念那些崇高的革命者。1993年，《女囚》出版了，在编者王于阱的名字上多了一个黑框框。
王于畊在医院病重时，对老伴叶飞嘱咐:“别的事可以不管，凡是研究纪念新四军的事你一定要管，要支持。”叶飞望着王于畊那渴求的眼神，很郑重地点了点头，说:“你放心!”后来叶飞一直在实践着这生死之交的承诺，凡是新四军将士要出书，他都慨然题字。各地新四军纪念馆和各种纪念活动，他都有求必应，留下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墨迹。他支持成立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并任第一任会长，支持有关省、市，甚至到县成立的新四军研究会，为新四军的历史研究和传承革命传统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王于畊更是将自己的每一篇作品都交于新四军研究会的刊物《大江南北》发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这份新四军老战士的刊物。
往事灼灼
在叶飞写书的同时，王于畊也开始了自己的“耕耘”之旅。王于畊的写作过程很有自己的特色。她最喜欢聊天，特别是和服务团的好战友聊天，一聊起来，就是几个小时，饭也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一杯清茶要泡好几次。下午刹不住“车”，就留下吃饭，然后再谈，一如她在福建教育厅的作风。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叶飞就给王于畊下了禁令，不许连着谈一小时，一小时必须歇会儿。可是王于畊谈兴之大，根本无法禁止。一次中饭后，叶飞嘱咐老伴午睡一下再谈，王于畊满口答应，催叶飞去午睡，自己一定午休。可是到3点叶飞起床来到书房，听见隔壁客厅热闹非凡，王于畊不时大声地讲着故事。叶飞很着急，又顾忌客人的面子，让儿子出去提醒先休息一下，可是王于畊根本不理儿子，仍然和战友们说说笑笑。叶飞生气了，一把推开门，对王于畊嚷道:“你还讲，你不要命了!”叶飞从来没有当着客人的面责备过王于畊，可是这次也忍不住了。
就是在和战友纪白薇、林琳、马莲贞等人的聊天中，王于畊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激发出无数的灵感。然后就是呕心沥血的伏案工作。说是呕心沥血一点不夸张，因为她每写完一篇文章，就会大病一场，就会住进医院。别人劝说，她却回答道:“与这些战友相比，我是一个幸存者。有些人我不写，就会渐渐地被人遗忘。有些事我不写，就没有人知道。把它们写出来，留给后人看吧!”
写作成了王于畊晚年第一位的工作。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她可以放弃很多活动，却从不停止自己的回忆与写作。1987年.全国妇联原定由王于畊为团长率中国妇女代表团出国访问，王于畊从未出过国，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影响全团的活动，更是珍惜自己仅余的体力，她坚决推辞了这次出国任务，全力进行《怀念徐平羽同志》一文的写作。代表团访问回来，她这篇文章也完成了。
1989年1月，叶飞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菲律宾，这是叶飞60年后重回自己出生的地方。
王于畊又因为哮喘严重，很难走长路，只好放弃。王于畊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组织编写《茅家岭下英雄血》一书，并完成了《遗物—忆王传馥同志》一文。
1990年和1991年是王于畊身体急剧恶化的一年。她的哮喘病很厉害，有时晚上不能躺下，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熬过漫漫长夜。这时她索性拿出纸来慢慢记下她的灵感，她的思索，她的回忆。就是凭着这样艰苦的执著，王于畊反而在这两年登上了她文学的顶峰。1990年夏天，她同时拿出了〈戏剧工作回忆三则》和《馈赠—忆张茜同志》两篇文章。1991年夏天，她又交出了《长江的女儿—忆杨瑞年同志》一文。
《馈赠》在《大江南北》杂志刊出后，被编辑部评为优秀作品一等奖，受到各方的纷纷好评。一位很早就成名的大作家给王于阱的信中称“自叹弗如”。不久，《新华文摘》、《中国老年报》、《中流》等报刊相继转载。
《长江的女儿》也被很多报刊转载。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读了后，对文章的构思和文字很是赞赏，专门写一篇文章称赞这篇文章开创了人物传记写作的一种新形式。
王于畊用十年心血，留下了九篇锦绣文章，留下了近20位光彩夺目的人物。其中最使人难忘的是四位女兵的形象。
李氓是一位最普通的新四军女兵，娴静而温柔，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却因一句“革命流血不流泪”而震撼着所有的女兵。她牺牲在日本法西斯的罪恶子弹之下。王于阱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给陈老总的一首诗《记遗言》加注。这是陈老总1940年10月听说李眠临终前的壮语而有感而发的。诗中写道:“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千秋。”
杨瑞年美丽、热情，还很有些张扬，在革命队伍内既能坚持正确的意见，又能忍辱负重。而面对反动派，她却是最勇敢、最坚强的。最使人悲愤的是，她不是倒在日寇的枪下，而是倒在国内顽固派的屠杀中。杨瑞年是著名的烈士，她临终时的英勇壮烈，使在场的刽子手丧胆，有的甚至敬佩，故而把她牺牲时的情况流传开来。王于畊把自己所知道的烈士形象和战斗生活生动地记述下来，使人们认识了这个英雄女兵。
张茜，一生努力学习，大放东方风韵的外长夫人，她和王于畊在少女时代就是“闺中密友”，她们追求的是夫妻之间的生死之交、至纯至善的爱情。王于畊钦佩的是张茜抱病整理陈老总诗稿，心痛的是她没能亲眼看到“四人帮”覆灭、人民胜利的那一刻。她用泣血的深情和凄美的文字，记叙了张茜去世时那悲痛的一刻:
直到1974年3月20日深夜，我同她的儿子们，站在已撤除了一切抢救器械的病床边时，我轻轻地抚摸她那渐渐冷却下来的手，我注视她的颜面，她已合上了那双深邃清澈的大眼睛，睡着了，深深入睡了，双颊舒展了。她穿着笔挺的军衣，张茜，我们都是终生的女兵，你参加了无数次的战斗，国内的，国际的，你无愧于这套军服，你穿着这身军服带着战士的称号……走吧!
一张有轮的窄窄的小床，载着你移动了。小床上铺着洁白的被单，你一生爱好洁净。你儿子推着这张小床，我在你头侧和你的亲人们护卫着你。出了病房，经过地下室长长的通道，我们慢慢地推着，慢慢地慢慢地推，怕惊动了她，摇晃了她……我们要让她沉稳地走完她在人间的这最后一程路。’阿，她最后的居室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里有一盏黄色的灯亮着。
张茜，这里寒冷，当把洁白的被单盖上你的全身，最后轻轻地盖上你的脸时，我惊慌地觉察到你已去了另一个世界，你在人间消失了。我倚在门上恸哭，从此，我们确实永别了!失去她，我像失去了一个亲姐妹。我永远不能忘怀她对我深厚的友谊，她的至纯至善的心灵……
凌奔，一个充满侠气的巾帼，20世纪在so年代末期就震耳喊出“革命队伍也要有情义”，而且在“文革”中顶住种种压力，在自己家里先后收容了近二十位落难的“黑帮”子女，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王于畊用生命中最后的力气，记述了这个侠义女战士的事迹，歌颂凌奔和钟期光这对“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撑，相濡以沫的革命夫妻，歌颂了他们对战友、对孩子们的重如泰山的革命情义。
汉日的张茜，芜湖的凌奔，镇江的杨瑞年、上海的李琅，她们都是长江的女儿:王于阱以一支燕赵的心笔，最细致、最深情地留下了“长江女儿”的风采。
1992年底，王于畊把十年心血汇集编成一本书，定名为《往事灼灼》，并请时年87岁的黄源作序。黄源是鲁迅的学生，是新四军《抗敌》杂志的总编，解放后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他躺在病床上，用了三天时间阅读完《往事灼灼》，他为之震撼，为之惊叹，提笔一口气写了5000字的长序。
他写道:“这册令人眷恋的女兵生活的回忆，她的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最引人人胜的特点，就是真实地、生动活泼地、丰富多彩地绘画了新四军女兵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同时也反映了新四军全军的战斗风貌和崇高的精神状态，而这些都是通过她一生的战斗历程，和同辈战友的生与死的斗争来真实地、形象地反映的。因此，这也反映了那时代的战斗的女性，她们参与了扭转乾坤的惊天动地的斗争，非常确切地体现了生的光荣和死的伟大:她写的是真人真事，人物个性鲜明，真情实感，生龙活虎，又不失革命女性的坚强而又温柔的特性。她们是普通的、平凡的女战士，又是‘革命流血不流泪’的女英雄。总之，这些女兵，著名的女作家史沫莱一见到她们，便喊道:‘口欧，女兵!’又是握手，又是亲吻，欢喜得叫道:‘我简直是爱上你们了!’。在战场上，究竟怎样生活，怎样战斗的?她们的思想、感情和人事关系，甚至少女间的亲密絮语，通过王于畊的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真挚的感情，诗情并茂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使你都看得见，摸得着，一个个活跃在你的眼前，这不仅使老战士读之回味无穷，我想，也能使现代青年为之惊叹流泪的。”
他写道:“对这几位新四军的才女，我都熟悉，我觉得她们的最可贵的精神是:战斗一生，处境变了，但她们都是终生的女兵，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生死之交。”
他写道:“我作为新四军的老兵，可以证实这确是一部新四军女兵生活的壮丽的历史画卷，我想，把这奉献给90年代的20岁上下的妙龄青年们，该是最好的精神礼品。”
这本书的最初的读者，是一批围绕在王于畊身边的年轻人—陈丹淮、钟德浙、袁瑞良、董现、郭小军，以及她的孩子们。他们视她为长辈、首长、师长，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忘年交和良师益友。在王于阱去世以后，他们都撰写了悼诗、回忆文章，寄托了自己的哀思，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令人难忘的终生的女兵的崇敬之情:
1993年6月，王于畊收到了《往事灼灼》的样书，已经病得不能讲话了，可是她抚摸着样书笑了。因为她终于把那一段最激情、最纯洁的女兵时代留下来了:正如她描述的:几朵披了晨光的浪花，斑斓如锦，令人眷恋。
1993年6月23日，王于畊走了，她带着笑意，欣慰地走了。
六年后的1999年，叶飞将军平静离世。将军和女兵合葬于厦门烈士陵园，紧邻镌有陈毅元帅手书的“先烈雄风，永镇海疆”八个金光大字的烈士纪念碑;
在他们两人的骨灰盒中，孩子们放进了一些纪念品。叶飞的盒中是《叶飞回忆录》和他晚年看书的放大镜;王于阱的盒中是《往事灼灼》和她的老花镜，还有那盒她听烂了的《红楼梦》歌曲磁带……烈士陵园里开满了红彤彤的木棉花。为纪念在解放厦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叶飞将它改名为“英雄花”，它就像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染成的红云。终生女兵王于畊踏着红色的理想而来，迎着灿烂的朝霞而舞，最终化为美丽的“英雄花”，骄傲地装点着她无限钟情的红色大地。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