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周，你带上那两份封存的文稿，速到202来！”1976年9月9日早晨刚过五点，周启才从睡梦中被惊醒，汪东兴的电话只说了两句，字里行间透着紧张。说“文稿”，没别的可能，肯定是出了大事。抓起桌上的文件袋，几步并作两步，他赶到“202”——就是移居唐山大地震后专门

“老周，你带上那两份封存的文稿，速到202来！”1976年9月9日早晨刚过五点，周启才从睡梦中被惊醒，汪东兴的电话只说了两句，字里行间透着紧张。说“文稿”，没别的可能，肯定是出了大事。抓起桌上的文件袋，几步并作两步，他赶到“202”——就是移居唐山大地震后专门安排毛主席安养的那处寓所。

这时的北京没一点晨光，毛主席去世的消息还在深宫密室里悄然流转。周启才手里的，是那两份特殊的文件讣告和悼词。这两份稿子准备得怎么这么快？五个小时内能写出来？可事实上，事情早有准备。两个月前，就通知他抓紧起草——这个任务，一点都不轻，甚至有些残酷。

1976年炎夏，怀仁堂气氛压抑。平时敞亮的大堂里，纪登奎带著一脸疲惫和憔悴，布置了周启才和李鑫两人写讣告、悼词的任务。“保密、紧急、务必尽快”，连说带催。身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的周启才，那一刻慌乱得有点懵，满打满算没反应过来，就听说“文件须即刻准备，不得让任何人知晓”。，砸下来比铁还沉。

怕人发现，两人被直接留在怀仁堂正厅办公，还得放下所有私事。不只是忙碌，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别说写，那天俩人坐在屋里，没动笔就忍不住哭了，整个环境像被冰冷按住。他们其实都清楚，主席身体一直不怎么好，可真到要提前筹备丧事，不是说说而已。

“衣食住行，统统不用操心，服务科全包了。”汪东兴的秘书电话里一再嘱咐。文稿必须快，必须妥当。怎么安排？讣告在前，悼词靠后。两人反复掂量讣告只是通知事实，写得顺当；悼词就麻烦了，主席一生经历太多，要是逐条列出来，像流水账。还有，毛主席人还在，正文连名字都麻烦，全都用了符号“△△△△△”。反正这样也安全点。

改文稿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内容、格式、措辞反复推敲。一封文件反反复复就是不肯定，直到给汪东兴打电话，问“报不报中央？什么时机送审？”得到的答案却是“暂不上报，等命令”。规矩到点就是规矩到点。

觉得保险，把稿子封好，锁进各自办公桌上的保险箱里。这种事，耽误一个字都不敢。

不过主席的身体也不是没好过。1976年初白内障手术成功，恢复之后还能处理公务。到了1月8日深夜，周总理去世，张耀祠把噩耗悄声告诉主席——没人敢多说一句。毛主席他的表达其实很少，更多时候什么都不一个人呆坐。从那之后，他的病情就波动起来。六月一日，中央又把他的健康情况通知到全国。没想到七月初，朱德总司令猝然离世。

毛主席对“战友”去世的反应比人们想象得更深。情绪不稳已经很明显。偏巧7月28日凌晨，唐山地震，十几万百姓丧生，一个夜里好几起大事叠加。主席很难受。他质问身边的人“这到底是怎么了！”外面天气闷热，屋里气氛更压抑。

拖到八月，医生接连3次出病危通知，每次都没通知全国。但只要他人还清醒，就坚持要秘书念报纸，过问国家大事。这点儿和过去变化不大。可是，再后来，他连养分都是靠鼻饲解决。9月8日凌晨，毛主席竟然又醒来，让身边人陪他工作，直接安排政治局委员见面，分别交代“一些事”。没看见华国锋，只得知人还在大会堂忙接见外宾。

等华国锋赶来，“202”屋里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主席已无力回应，所有人都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国家领袖去世，送别的程序必须马上商量。

仅仅两个钟头，政治局会议就在“202”现场召开，核心就是主席后事。当天凌晨，另几位“外头人”率先得知这个消息——负责遗体保存的刘湘屏、徐静、杨纯。没过多久，周启才也提着文稿到了。

华国锋刚开口，“时间紧，先审定讣告”。周启才慢慢读稿，没人提出修改意见。通常这种文件，大多要大改特改。稿子确定，马上送印样，一个小时工夫，人手一份，集体再推敲一遍。讣告成文2500余字，署四大机构名发布，国内外同步。发布会时间，定在9月9日下午4点。

新华社社长朱穆之被周启才直接通知，“稿子一定要准确无误”。下午三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预告全国，将公布重要信息，四点整，讣告广播出去，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随之传诸全国和全球。短短十五分钟，大部分国际主流媒体齐刷刷跟进报道。全国一片哀号，各地哭声满街。

9月10日晚，灵堂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搭好，毛主席遗体安放其中。

第七天，政治局再讨论悼词并敲定追悼时间与细节，会议还是紧张，程序一点不敢差。追悼会定在9月18号天安门广场，华国锋主祭。刚通知，周启才就去喊汪东兴开会，可这位主任死活不愿离灵堂。

汪东兴三十年如一日跟着主席。延安、井冈山、黄河、长江，主席走到哪儿，他在哪儿。忽然要参加文件会议，像脱离惯常轨道。周启才很直白，“你必须参加，还得给悼词提意见！”

汪东兴犹豫，“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三要三不要’应该写进去。”这个提法来自毛主席晚年日常——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汪不愿离开灵堂，最后拜托周启才带话。

会议上，华国锋采纳“三要三不要”，叶剑英、李先念他们没异议，集体通过。悼词流程随后敲定，严格到分秒，谁什么时候到，怎么鞠躬，全没得含糊。

1976年9月18日下午3点，天安门广场追悼会。安静三分钟，哭声随哀乐铺开，大批民众彻夜不归，守在广场，只希望能再送一程。

华国锋念悼词到哽咽，半段读不下去。悼词强调“化悲痛为力量”，立在广场上的人都懂，但其实谁心里都沉甸甸的，主席离开不是嘴上说历史的转折不是一朝一夕。

那天晚上六点多，追悼仪式结束，人潮没散尽，不少人根本舍不得走。这情景没人想过该怎么结束，也没人愿意画下句号。

主席去世后，华国锋和新的党中央采纳了“三要三不要”，中国发展从混乱走向梳理，拨乱反正，历史翻开新篇。只是有一点，到底谁更理解主席遗志？不是所有人都信服“团结就是力量”，也总有人念叨搞马克思主义不现实。

十天内，105位国家领导专程到北京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世界主流媒体持续报道这件事，每一版照片，每一则电文都带情绪。

毛主席被奉为民族独立的象征，但他推动中国“摆脱殖民”到底是不是利大于弊？恐怕也不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政策改弦更张，亚非拉不少国家争相学习，却也问题不断。有人感慨毛主席为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立下功勋，可细细琢磨，有些后座力显然被低估了。

也有人毛主席晚年孤独，可是回头看看——他并没有真的被孤立；外界眼里他的坚持，有时是顽固，有时又是远见。朋友一个个离开，有媒体写“巨人背影无比落寞”，但外交场意义上，毛主席直到最后都被世界重视。这一点，没人能否认。只要不刻意拔高，或许回到那个秋天去人们悲伤不止因为一个人的离开，更是对那个时代的缅怀和告别。

历史就是这样不周全，中国的发展也从不止一种答案。推开怀仁堂的门，没人会再说“所有决定都是正确的”。国家在动荡和重建中摸索前行，人物命运交错，也许本没有绝对正确的路，也没有非走不可的方向。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