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证主义相信自己能为社会科学与精神科学在“科学道德”方面奠定基础，却没意识到，这样一来，它不过是限定了这些科学的对象和方法，教人虚伪地避而不谈人格、人格自由乃至一切真正道德的要素。通过不计及道德要素达到一种“科学”道德？实证主义者的企图简直荒谬。

I

实证主义相信自己能为社会科学与精神科学在“科学道德”方面奠定基础，却没意识到，这样一来，它不过是限定了这些科学的对象和方法，教人虚伪地避而不谈人格、人格自由乃至一切真正道德的要素。通过不计及道德要素达到一种“科学”道德？实证主义者的企图简直荒谬。

这一错误现在被认识到了。韦伯在他那篇《科学作为天职》中讲得很透彻。科学只能做两件事：从某一价值体系或世界观来看，某些法则性的关系必须在技术上予以考虑，那么科学可以揭示这些关系；顶多能揭示基于世界观学说描述过的某一既定“世界观”的事实所具有的意义关联，假如你认同天主教、路德宗或黑格尔的哲学，但凡认清了自己的世界观并且承认科学所揭示的事实，相应地就会这样或那样评价这些事实。熊彼特对实证主义科学理想的欣赏和批判里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40]

这种科学理想在社会学本质上确实跟现代民主紧密相关。因为它从人类认知的全部任务中剥离出那些普遍人性的（allgemeinmenschlich）和普适的（allgemeingültig）东西，而那些与人们有实存关联或价值关联的对象，只要属于特别的天赋，乃至种族、地位或个人的特性，就都被忽视了。不过，正如民主作为政治理想没法通过设定具体（positive）目标来推动历史进程——这些目标反而总是出自精英、少数派、领袖和个人；同样地，科学也不能从自身发展出一套价值和理念体系，成为世界观的基础。道德、形而上学和宗教都是超科学的（transszientifisch）……

然而，我们不同意韦伯与熊彼特的关键在于：科学亦基于一种形而上学——基于前批判的“自然世界观”的形而上学。韦伯将所有超出其“技术上重要”的科学概念的问题，全扔给彻底非理性的个人任意选择，遂归于纯粹的派系斗争。这就完全错了。在他看来，实质的价值只具有主观意义，在客观事物与价值、善与善的体系上达到有约束力的认识，超出实证科学的能力；此外，不同价值体系的代表也不可能“说服”彼此，抑或在精神上相互启发。其实恰恰相反……

II

是不是韦伯表明立场就没问题了呢？假如他对科学与世界观、领袖与教师、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理解是基于正确的终极认识论基础的话，想必确实如此。然而在他的《科学作为天职》中，这些基础恰恰被隐藏起来，顶多间或稍有暗示。于是乎，我们有必要先揭露它们，以供仔细检验。

实证的、价值自由的专业科学，与献身于形塑世界观的非理性力量（“命运”，对卡理斯玛个人的信仰，“神灵”［Dämon］等），之所以在韦伯这里构成了截然二分的对立，首先是因为他全然误会遂彻底拒斥了信仰、宗教和实证科学的中间环节——不折不扣的“哲学”。可若无哲学担当中间环节，科学就会沦为毫无精神与理念的例行操作，宗教则堕入黑暗的个人主义狂热。

所以得先说明，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在与世界的精神关系中，其全部范畴中起码都知道一种范畴，即“智慧”（Weisheit）。自苏格拉底以降，哲学作为精神艺术和理念直观的技艺就跟智慧密切相连，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韦伯截然分开的东西，曾经合为一体：存在事物的知识，价值意识，与对存在认识与价值意识之综合产生的应然要求，意志系统的服从倾向。韦伯这人激情澎湃，富有英雄气概，恨不得渴望内在生活中到处都有最大的“张力”，而“智慧”与他的这一人格不仅隔膜，他在历史里也没见到“有智慧者”的典型或是认识智慧的方法。象征性地说：韦伯始终既是苦行的专家，又是旋转起舞的托钵僧，他的灵魂所景仰的和认同的，在其间摇摆。在智慧之中，灵魂才能维持着各种力量那合理又美妙的动态平衡，仿佛不断将善转化为知识、将知识转化为善，而韦伯对“智慧”的拒斥，表明他是真正的清教徒（并非就教义而言，而是就人的形态而言），同样也是彻头彻尾的日耳曼人。韦伯绝对不会相信：科学作为具有固有法则、专业化的专门工作的化身，竟跟塑造世界的行动和人的领导一样，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由智慧指引且不断朝着智慧向上的人格塑造（Persongestaltung），两种活动的终极意义均在人的塑造，不过是手段有别而已。

因此，韦伯的典型做法是，反复在谈话和著作中重申他一贯秉持的态度，如果有人因为韦伯拿理性主义乃至形式理性主义责备他，认为他除了为各种工作目的采用间接思维或构造理想类型式的概念与假设，对客观事实，除了感性观察外，未曾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直观，那韦伯就会掉转矛头，反倒指责我们这些人——他相当随便地换用“现象学家，直觉主义者，搅浑水的浪漫派（Tintenfischromantiker），形而上学家，神秘主义者”等名号——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因为我们错误地企图将本该算作“命运”“神灵”的（总之全然无法理解的）非理性体验给“理性化”，泄露其“秘密”；借此在这片地盘上寻求普遍有效性和客观约束力，然而这儿是个体自由决断的专属领地，是意志的行为，来决定选择“赞同”还是“反对”，简言之，“我想要怎样，就怎样命令”（sic volo，sic jubeo）[41]。恰恰是严格形式主义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排除了一切哲学的实质知识与客观的实质价值秩序，才能真正保护生活和历史之中的“非理性”。就让这些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东西留在黑暗中，（如他所认为的）它自会丰饶，永远只是作为“神灵”“命运”等凝视着。对韦伯个人来说，这种“非理性”，起码与专业科学中的“纯粹性”的理想同等重要。韦伯以近乎女性化的忸怩的保护姿态，对待非理性与不可理解之物，不言而喻，这本身就足以令他反感任何试图在精神上看透它或尽可能澄清它的企图——这正是“智慧”古往今来的追求。对于黑暗，对于生活中无从化解的悲剧性张力，他爱得太过，这是一种与非理性本身（而不是因为它可能具有的超理性或反理性的价值及意义）的热恋，已足以让他拒绝一切不只想为专业科学奠定逻辑和认识论基础的哲学，不许它们踏进所有正当的认知方式的门槛。

为此，上述最后的这些评论只是些初步的迹象，表明韦伯彻底误解了“智慧”的存在理据和本质，智慧对人与社会的功能（die menschliche und soziologische Funktion），哲学在历史中的特定方式与运动形式——哲学有时被视为“科学的奴婢”（ancilla scientiarum），有时又变成“预言”。然而，若要彻底明白这一误解，得先设身处地权衡韦伯的哲学预设，他自己对这些预设多少有所意识，事实上这些预设是他立场的基础。

韦伯对科学与世界观之间关系的看法，首先是基于他的唯名论——不仅作为逻辑信条和伦理信条，还作为思维方式本身。当前哲学上声势浩大的反唯名论运动，由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二卷）拉开序幕，在实验—现象学上奠定基础的则是屈尔佩（Oswald Külpe）及其弟子的“认知心理学”。可韦伯几乎不了解，至少没太注意。对他来讲，显然科学的所有基本概念本身都没有独立的对象，也不会通过直观某一领域事情的纯粹本质来特定地充实自身；毋宁说，这些概念要么用随意选的“名字”明确指称一组感官给予的事实的相似性，要么是自制的“理想类型”的建构，后者唯一的价值在于它借助边界性情况来整理历史给予的素材，换言之，它是特定目标出发的虚构。在“观念化的抽象”（ideierender Abstraktion）中，特定个别情况只起到范例的作用，由此（而非借由对其经验特征的否定或肯定的抽象）才得以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与之相比，经验归纳式的抽象则把握若干偶然事态之中所谓的共同特征，韦伯未曾承认：上述两种抽象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就学说而言，韦伯完全是李凯尔特的门徒，未加深入批评便接受了他的信条：一切概念性思维只有一个目的，即克服内涵和外延方面无限的多样性。然而该学说正是鲜明的唯名论，在这方面跟思维经济（例如马赫）的学说没什么不同。这种头脑完全是法学家的，采用极端构造性的工作方式，它大概以为：科学所运用的丰富概念，都并非偶然观察到的事实所能涵盖的。所以他才提出理想类型的概念建构理论。韦伯可没少用理想类型式的概念，却决不把它们理解成客观的理念秩序，作为客观的道（Logos）在此世的展现，而是当作人们自己建构的一些边界性图式，其处理给定事实的能力须经受考验，而且是否正当，取决于机会主义意义上是否合用。理想类型没打算在价值理想的意义上装成价值类型，而仅在自制模型的意义上表现平均类型。可是，韦伯没有透露：假如没有精神的导引，构造这样的概念究竟怎么可能把握住真正的理念？该怎么摸清类型化和理想化的门径？他没太意识到，（从无限多的可能中）选择他所偏好的理想类型本身也隐含价值判断，即使内容上丝毫没有强调任何价值。

对我们关心的问题来说，这个看似离题的逻辑—本体论的问题，出于若干原因，其实意义深远。某一领域的事情——对我们这些非唯名论者而言，它真实存在着——具有客观的本质构造（Wesenskonstitution），本身不包含任何诸如价值、理想、规范之类的东西。因为即便坏的、恶的、差的东西，也同样有其本质——既有价值本质（Wertwesen），也同样有事物本质（Sachwesen）。而世界的本质（及其秩序）会同时规定事物的存在可能性（Daseinsmöglichkeiten），以及这些存在者的价值本质可能性（Wertseinsmöglichkeiten）。在韦伯生生截断的二元对立项（应然，与实存事物价值自由的现实）之间，就此架起一座必然的桥梁。一边“是”依情况而定的偶然的实存（Daseinswirklichkeit），另一边是它“应该”是且终归“应该”变成的东西，然而精神在本质秩序之中瞥见一种存在、一种秩序，先于上述的二元划分。因此，倘若在谁看来，理念客观存在，对事物和精神同等有效，而且不只把它当成信条来传授，亦作为洞见理念（ἰδειν ）的技艺和艺术去真正实践，那他压根儿不会陷入韦伯及其哲学导师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所主张的实然与应然之二分。智慧作为世界的本质知识，既会引导他的概念性的存在认知（Daseinserkenntnis），也将告诉他能向世界提出哪些规范性要求。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