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八七年的夏天，我二十岁出头，在县城的一家小机械厂当学徒，那时县城虽小，可大伙儿的心气儿都不小，厂里的年轻人下了班都在琢磨怎么摆小摊、做小生意，唯独我这人，从小就爱贪睡，懒得像只猫，不爱动弹。

＂我当年可是出了名的懒汉，没想到养蜂能救我一命，更没想到现在我退休金能拿七千。＂

窗外细雨绵绵，屋里暖意融融，我给面前神情沮丧的年轻人倒了杯自家产的蜂蜜茶。

他叫小李，是县城里一家私营企业的技术员，因为公司业绩下滑，眼看着就要被裁员，整个人愁眉不展。

我这把年纪，见过的世面不少，大起大落也经历过，便想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听，也许能给他一些启发。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我二十岁出头，在县城的一家小机械厂当学徒，那时县城虽小，可大伙儿的心气儿都不小，厂里的年轻人下了班都在琢磨怎么摆小摊、做小生意，唯独我这人，从小就爱贪睡，懒得像只猫，不爱动弹。

晚上十点一到，县城里的路灯就熄了大半，只剩下稀稀拉拉几盏照着空荡荡的马路，我早已钻进了被窝，其他小伙子还在小卖部前的凉棚下喝啤酒、吹牛皮，谈论着改革开放后的新机遇。

＂小王，听说你爹在厂里是老师傅啊，你咋这么不像呢？＂宿舍里的老赵经常这么挖苦我，眼里满是讥讽。

我爹王建国是县机械厂的老工人，从五十年代就进了厂，是响当当的技术能手，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夹住一枚一分钱的硬币。

在那个年代，能在国营单位上班已是许多人的梦想，可我却不懂珍惜，工作拖拉，生产线上经常因为我的马虎出现问题，被车间主任和师傅训得狗血淋头。

＂东旭，你小子又睡过头了？这都第几回了！＂我的师傅李国庆，一个五十出头、脸上皱纹如刀刻的老师傅，站在宿舍门口，脸色难看。

那是八七年七月的一个闷热早晨，县城里的蝉叫得震天响，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嘟囔着穿好沾满机油的工装，心里却不以为然：反正厂里那些老师傅干一天和干半天，到月底拿的都是那四十几块钱，何必那么拼命？

那天黄昏，蚊子已经开始在厂房外的水洼上嗡嗡飞舞，我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忽然看见父亲站在厂门口，手里夹着一支大前门香烟，脸上的表情比往常严肃。

＂东旭，跟我回家，有事和你说。＂父亲少有的严肃让我隐约感到不安。

我们的家在县城边缘的一处筒子楼里，两间正房加一个小厨房，全家五口人挤在一起，客厅兼卧室的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全家福，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是家里最值钱的电器。

母亲见我们回来，默默地端上饭菜——一碗青菜豆腐汤，两盘家常小菜，还有一小碟我爱吃的咸鸭蛋，然后带着弟弟妹妹出去散步，留下我和父亲。

厨房里飘来阵阵饭香，混合着父亲那件穿了十多年的蓝色工装上的机油味，窗外传来邻居家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联播》声。

饭桌上，父亲放下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上面盖着一枚红色公章。

＂你李师傅今天来家里了，说你这半年来干活越来越不像样。＂父亲的声音平静，却让我心里一沉，＂我给你找了个活儿，明天收拾东西，去你三叔的养蜂场。＂

＂养蜂场？＂我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凉水，筷子掉在了地上，＂那不是在山里吗？又不是回到五十年代，下什么乡啊！我不去！＂

＂不是商量，是通知。＂父亲语气坚决，眼神里透着我从未见过的决绝，那双常年和机器打交道的粗糙大手在桌上轻轻一拍，＂你现在是吃家里的，穿家里的，可连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好，还有什么脸面在家里坐着？咱王家的人，从来不吃闲饭！＂

我还想争辩，父亲却已经起身离开，留下一句＂去就是去，不去就别回这个家＂。

那晚我躺在吱嘎作响的木板床上，窗外蛙鸣阵阵，蚊子在我耳边嗡嗡不停，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又气又委屈，眼泪不知不觉打湿了枕巾。

第二天清晨，收音机里《东方红》的音乐刚刚响起，父亲早已准备好了行李，一个磨得发白的军绿色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双结实的胶鞋。

＂这是你外婆留下的怀表，一直放在我这儿，现在给你带着。＂父亲从衣柜深处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块古旧的铜怀表，表盘已经看不清数字，但发条拧动时依然能听到规律的滴答声。

＂山里没有电，晚上有它，你就不会睡过头。＂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神却依然坚定，＂三个月，如果你能坚持下来，再回来上班，这怀表就是你的了。＂

我默默接过怀表，塞进上衣口袋，心里五味杂陈。

母亲红着眼睛塞给我一个油纸包，里面是她熬了一晚上的蜜枣，还有两块钱的零花钱。

＂娘的心肝啊，在山里好好干，别让你爹失望。＂母亲拉着我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山里野兽多，晚上别乱跑，饿了就多吃点干粮，瘦了娘的心疼啊。＂

三叔的养蜂场在县城以北八十多公里的深山区，那里依山傍水，植被丰富，是蜜蜂的理想家园。

从县城到山脚下的小镇，坐的是一辆破旧的绿皮公共汽车，车厢里挤满了赶集的农民和背着大包小包的生意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烟味和咸菜味。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爬行了近三个小时，颠得我头晕目眩，终于到了山脚下的小镇。

我提着行李，沿着羊肠小道，步行了近两小时，脚上的解放鞋磨出了水泡，汗水湿透了背心，才看到一片开阔地上散落着几间木屋和一排排整齐的蜂箱。

三叔名叫王德才，比父亲小六岁，是村里最早开始养蜂的人，也是远近闻名的蜂蜜专家。

他看到我时正在检查蜂箱，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蓝布工装，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知道我的＂光荣事迹＂。

＂来了就好，放下东西跟我干活去。＂三叔连寒暄都省了，径直带我去了蜂场边上的一间小木屋，那里将是我未来三个月的住所。

木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小木桌和一把竹椅，墙上挂着几件旧衣服和一盏煤油灯，屋角放着一个装满清水的瓦缸，上面漂着一个破旧的瓢。

＂明早五点起床，现在先跟我熟悉一下蜂场。＂三叔丢下这句话，转身就往外走。

第一天的工作简单又煎熬，三叔给我一套破旧的防蜂服，白色的帆布上沾满了黄褐色的污渍，还有几处已经补过的痕迹。

＂穿上，别怕难看，能保命就行。＂三叔说完，示范如何接近蜂箱而不惊扰蜜蜂。

尽管全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依然紧张得手心冒汗，双腿不停地颤抖。

＂不要害怕，蜜蜂比人聪明，它们能感觉到你的恐惧。＂三叔的声音在防蜂面罩后闷闷的，＂你越害怕，它们越紧张，越容易攻击你，就跟人一样，你越怕他，他越来劲。＂

我强忍着恐惧，跟着三叔学习如何检查蜂箱、清理杂物、添加蜂蜡基础。

仅仅半天的工作，我就累得腰酸背痛，手上被蜂刺扎出了好几个小包，疼得我直抽冷气。

＂山泉水冰凉，洗洗手上的包，能消肿。＂三叔递给我一块肥皂，是那种粗糙的绿色洗衣皂，＂今晚好好休息，明天还有更累的活等着你。＂

夜幕降临，山里没有电，只有星光和煤油灯。

我蜷缩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盖着带来的薄被，听着窗外虫鸣和远处的狼嚎，忍不住偷偷哭了起来。

县城里的舒适生活仿佛就在昨天，而今天我却成了山野中的养蜂人，被蜜蜂包围，没有电视，没有朋友，没有母亲做的可口饭菜，只有无尽的劳作和寂寞。

我摸出父亲给的怀表，在煤油灯下细看，表盘上的时针和分针依旧在坚定地走着，滴答、滴答，像是在告诉我时间不会因为我的悲伤而停下脚步。

第二天清晨五点，三叔就把我从床上叫起来。

＂养蜂最忌懒散，蜜蜂们天刚亮就开始工作，我们也不能落后。＂三叔递给我一碗热气腾腾的稀粥和一个咸鸭蛋，＂今天教你认识蜂王，这可是养蜂的基本功。＂

我迷迷糊糊地吃完早饭，跟着三叔来到蜂场。

清晨的山野被一层薄雾笼罩，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野花的气息，蜜蜂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成群结队地飞向远处的花丛。

＂看，这就是蜂王。＂三叔小心翼翼地从蜂箱中取出一个蜂脾，指着上面一只比其他蜜蜂体形略大、腹部修长的蜂说，＂一个蜂箱只有一个王，她负责产卵，维持整个蜂群的繁衍。＂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像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从零开始学习养蜂的每一个细节，从最基础的辨别蜂王、工蜂和雄蜂，到如何判断蜂群的健康状况，再到如何在不惊扰蜜蜂的情况下取出蜂脾。

每一项技能的掌握都伴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

有一次，我因为动作太粗鲁，惊扰了整箱蜜蜂，成百上千只愤怒的工蜂冲出蜂箱，我慌不择路地跑向小溪，一头栽进冰凉的水中，浑身湿透，狼狈不堪。

待我回到蜂场，三叔既没有训斥我，也没有嘲笑我，只是递给我一条干毛巾，平静地说：＂记住今天的教训，对待蜜蜂，要像对待你的亲人一样温柔，因为它们也是有生命的，也有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三叔说这话时，眼神中流露出一种特别的温情，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教我骑自行车时的情景——那时他也是这样，既不催促，也不责备，只是默默地扶着车后座，让我慢慢找到平衡。

这段回忆让我意识到，也许父亲送我来三叔这里，并不仅仅是为了惩罚我的懒惰，而是希望我能在这里学到一些人生的道理。

渐渐地，我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不再视养蜂为惩罚，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新奇的体验。

每天清晨，我会和三叔一起巡视蜂场，检查每一个蜂箱；白天，我们修整蜂箱，清理杂草，准备新的蜂箱迎接分蜂期；夜晚，我会坐在小木屋前，听三叔讲他这些年养蜂的经历和心得。

＂养蜂和做人一样，贵在坚持和用心。＂三叔常这么说，手里捧着一碗自家产的蜂蜜水，＂蜜蜂飞行一生，才能酿造一小勺蜂蜜，但它们从不抱怨，始终坚持自己的使命，人不也该这样吗？＂

在三叔的言传身教下，我不仅学会了养蜂的技术，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己的性格和处事态度。

一个月后，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大部分的养蜂工作，从检查蜂箱、处理蜂王台，到收集蜂蜜、制作蜂蜡，样样都能熟练掌握。

三叔开始教我更复杂的技能：如何在分蜂季节管理新的蜂群，如何预防和治疗蜂群疾病，如何提高蜂蜜的产量和质量。

＂蜜蜂和人一样，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成长。＂三叔指着一群正在工作的蜜蜂说，＂你看，新生的工蜂先在蜂箱内打扫卫生、喂养幼虫，等它们长大一些，才会出去采集花粉和花蜜，这就是分工，就是责任。＂

我默默地点头，想起了机械厂里的情景。

每个人都像是生产线上的一环，共同完成一件产品的制造，只是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自己的职责和价值，只看到了表面的枯燥和重复。

七月中旬的一天，骄阳似火，山里的温度高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三叔领着我去山那边的一片野花地查看蜜源情况，途中我们路过一片野果林，树上结满了青涩的野果。

＂渴了吧？摘几个解解渴。＂三叔指着一棵野梨树说，自己先爬了上去，摘了几个递给我。

野梨虽然又酸又涩，但在那炎热的午后，却格外解渴。

看着三叔熟练地在树上穿梭，五十多岁的人了，身手比我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还灵活，我心中不由升起一丝敬佩。

＂三叔，你为啥选择养蜂这行啊？＂我咬着梨子问，＂这不比在县城里上班辛苦多了吗？＂

三叔从树上跳下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眼神中透出一种沧桑和坚定。

＂七十年代末，我和你爹一样，在县机械厂上班，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三叔坐在树荫下，讲起了他的故事，＂后来改革开放了，听说养蜂有钱途，我就自己摸索着开始养蜂，刚开始只有三箱蜜蜂，慢慢发展到现在这规模。＂

＂没人教你？＂我惊讶地问。

＂哪有那么多老师啊，都是自己学，自己试，自己摔跟头。＂三叔笑着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最难的时候，一场暴雨冲走了一半的蜂箱，那年欠了不少债，险些坚持不下来，可我咬咬牙挺过去了，现在想想，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没放弃。＂

听完三叔的故事，我看他的眼神不一样了，不再只是父亲的弟弟，不再只是强迫我养蜂的人，而是一个有故事、有坚持、有智慧的长辈。

七月下旬，是蜂蜜的主要收获季节。

山里的槐花、野桃花竞相绽放，空气中弥漫着甜腻的花香，蜜蜂们忙碌的身影在花丛间穿梭，像是织了一张看不见的金色大网。

三叔教我如何使用蜂蜜分离机，将蜂脾中的蜂蜜分离出来，这是一个需要精确操作的过程，转速太快会损坏蜂脾，太慢则无法充分分离蜂蜜。

当第一桶金黄透亮的蜂蜜从分离机中流出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这是我的劳动成果，是我和三叔共同的心血，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

＂尝一口，＂三叔舀了一小勺蜂蜜给我，＂这是你的第一桶蜜，从今往后，不管走到哪里，都别忘了今天的感觉。＂

蜂蜜的甜味在舌尖绽开，我突然明白了三叔为什么选择这份看似艰苦的职业。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一种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的喜悦。

八月初，三叔接到一个电话，说是邻近县的一个大型农场需要蜜蜂授粉，愿意出高价请养蜂人带着蜂箱过去。

那个年代，电话还是稀罕物，山里就更少见了，三叔要接电话还得跑到山下的邮电所，一通电话下来，就花了他半天时间。

三叔考虑再三，决定接下这个任务，并且带上我一起去。

＂这是个好机会，让你见识一下现代农业如何与养蜂结合。＂三叔说，＂以后的路还长，多学点没坏处。＂

我们精心挑选了二十箱健康强壮的蜂群，装上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向那个农场进发。

路上，我们经过几个小村庄，沿途的农民看到我们拉着蜂箱，都投来好奇的目光，有些胆大的孩子甚至跟在三轮车后面跑了好长一段路，直到他们的母亲在后面高声呼唤他们回家。

农场主姓张，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曾经在农业大学学过几年，后来回乡创办了这个农场。

他的农场种植了大片的瓜果蔬菜，其中尤以草莓、西瓜和黄瓜为主，这在当时的农村地区可是少见的经营模式。

＂欢迎欢迎！＂张场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些作物都需要蜜蜂授粉才能提高产量和质量，去年我试过一次，效果特别好，今年特意找你们来帮忙。＂

我和三叔按照张场长的指示，将蜂箱放置在不同的区域，确保蜜蜂能够覆盖整个农场。

接下来的两周里，我们住在农场提供的宿舍里，每天检查蜂箱，确保蜜蜂的健康和工作效率。

农场的生活让我大开眼界。

这里的农业技术比我想象的要先进得多，有温室大棚、滴灌系统、自动化的分拣流水线，是我从未见过的现代化农业。

张场长给我们看了去年的产量数据，有蜜蜂授粉的区域比没有蜜蜂的区域产量高出近三成，这让三叔也惊叹不已。

＂将来的农业和养蜂业会更加紧密结合。＂张场长信心满满地说，手里拿着一大本写满数据的本子，＂我计划明年扩大种植面积，到时候还要请你们带更多的蜂箱来。＂

三叔笑着点头：＂只要蜜蜂和庄稼都能获益，我们肯定支持。＂

临走前，张场长不仅支付了约定的报酬，还额外赠送了我们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他特意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很有潜力，好好跟着你三叔学，这行有前途，比在那机械厂里做个普通工人不知道强多少。＂

听到这话，我心里竟有些骄傲，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

回到蜂场后，我开始主动研究养蜂的书籍和资料。

三叔有一箱珍藏的养蜂专著，有些是国内的，有些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都是他这些年省吃俭用买来的。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早上天没亮就起床，晚上点着煤油灯阅读到深夜，像要把过去懒散的日子都补回来似的。

三叔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有一天晚上，他递给我一个笔记本，封面是有些褪色的红色塑料皮，里面的纸张已经发黄，但都很整洁。

＂从明天开始，你要记录每个蜂箱的情况，包括蜂王的状态、工蜂的数量、蜂蜜的产量，还有天气变化。＂三叔认真地说，＂养蜂不只是靠经验，更要靠科学，这本子是我用了十年的记录本，现在给你用。＂

我郑重地接过笔记本，翻开扉页，上面工整地写着＂王德才养蜂日记＂几个大字，这是三叔对我能力的认可和信任，也是对我未来的期许。

转眼间，在山里待了将近三个月，我完全变了一个人。

皮肤晒得黝黑，体重瘦了十多斤，却结实了许多，双手的皮肤粗糙了，但握东西更有力了。

最大的变化是我的心态，不再像从前那样懒散敷衍，而是变得认真细致，做事有计划，遇到困难不退缩，处理问题更加冷静。

我开始理解父亲为什么坚持让我来这里，也明白了为什么他说三个月后再回去上班——他不是要惩罚我，而是要我经历一次真正的成长。

九月底，山间的树叶已经开始泛黄，早晚的温度明显降低，蜜蜂的活动也变得缓慢起来。

一天清晨，我正在整理记录本，忽然听到远处传来熟悉的脚步声，抬头一看，是父亲来了。

他穿着那件褪了色的蓝色工装，手里提着一个旧帆布包，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佝偻，但依然挺拔。

＂爹！＂我放下手中的工作，跑向他，心中既激动又忐忑，不知道他会怎么评价我这三个月的表现。

＂瘦了，黑了，人也精神了。＂父亲上下打量着我，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李师傅让我转告你，厂里的岗位还给你留着，随时可以回去上班。＂

我点点头，忽然发现父亲的头发比三个月前白了许多，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不禁心中一酸。

父亲和三叔久别重逢，两兄弟坐在木屋前的石凳上，喝着自家产的蜂蜜水，说着这三个月来家里和厂里的变化。

听说厂里已经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效益比以前好了不少，但也开始引进新设备，准备裁减一些工人，这让我暗自庆幸自己学到了一门新技术。

当父亲看到我熟练地操作蜂箱，耐心地向他解释不同蜂种的特点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表情，仿佛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养蜂人，而是一个真正长大成人的儿子。

＂三叔，我想再多学一段时间。＂临行前，我对三叔说，＂机械厂的工作我不想丢，但我觉得养蜂很有意思，也很有发展前景，我想两头兼顾。＂

父亲和三叔对视一眼，都笑了，那笑容中有欣慰，有理解，还有一丝＂果然如此＂的了然。

＂其实我早就猜到会这样。＂三叔拍拍我的肩膀，手掌的力度让我感到一种坚实的支持，＂你小子虽然懒，但不笨，既然喜欢上了养蜂，就两头兼顾试试看，正好我这里也需要个帮手。＂

就这样，我回到了机械厂，但每逢周末和假期，就回到三叔的蜂场帮忙。

机械厂的师傅们都惊讶于我的变化，工作不再拖拉，技术进步也很快，就连厂长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把我调到了技术要求更高的工位上。

我的心也像是被打开了一扇窗，不再局限于厂里的那一亩三分地，而是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规划。

一年后，我和三叔商量，在县城附近的山坡上开辟了一片新的蜂场，方便我平时照看。

起初只有十箱蜜蜂，慢慢发展到三十箱、五十箱，每个周末，我都骑着自行车去山坡上照料它们，风雨无阻。

我把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养蜂事业中，购买更好的设备，改进蜂箱设计，提高蜂蜜的品质，常常省吃俭用，就为了给蜜蜂们买更好的蜂王和更先进的工具。

父亲看在眼里，默默地支持着，有时还会帮我做一些简单的蜂箱，虽然他从来不明说，但我知道，他为我的改变感到欣慰。

九十年代初，国营企业改革浪潮席卷全国，我所在的机械厂也难逃厄运。

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少，资金链紧张，许多工人被迫下岗，每月只有一点微薄的生活费，不少老师傅一夜之间从厂里的技术骨干变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整天愁眉苦脸，不知何去何从。

而我，因为有养蜂这门副业，不仅没有经济压力，反而能够帮助一些困难的同事，父亲更是靠着我的蜂蜜补贴家用，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安然度过。

＂爹，还记得你当初为什么送我去养蜂场吗？＂有一天晚上，我问父亲。

父亲正在修理一个旧收音机，闻言停下手中的活，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情感。

＂那时候就看到厂里情况不妙，改革开放了，新技术、新设备不断涌入，像我们这样靠老一套过日子的，迟早会被淘汰。＂父亲叹了口气，＂我不想你重蹈我的覆辙，所以才狠心送你去学一门新手艺，没想到歪打正着，你还真喜欢上了。＂

我心中一暖，原来父亲早有远见，他的＂狠心＂其实是一片苦心，是对儿子的深沉爱护。

1995年，我正式从机械厂辞职，全身心投入到养蜂事业中。

那时的蜂蜜市场正在兴起，人们对天然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我的蜂场从最初的几十箱发展到上百箱，开设了自己的小作坊，雇佣了几个帮手，除了传统的采蜜，还开始尝试生产蜂王浆、蜂胶等高附加值的蜂产品。

父亲退休后，也常来帮忙，一边帮我照看蜂箱，一边跟我讲述他年轻时的故事，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密。

转机出现在1998年。

那年，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蜂产品展销会，花了不少钱做了精美的展位和宣传材料，带去了自己最得意的几款蜂蜜产品。

在展会上，我认识了来自北京的一位商人王总，他对我的蜂蜜品质非常认可，特别是那种来自深山野花的百花蜜，他说那是他尝过的最好的蜂蜜。

王总提出要长期合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我的全部产品，销往北京的高端超市和礼品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王老板，你真的考虑好了吗？我这蜂蜜虽然品质好，但产量有限，可能满足不了大市场的需求。＂我有些忐忑地问。

王总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正是因为产量有限，才显得珍贵啊！现在北京的有钱人多得是，就缺你这种纯天然、高品质的好东西，放心吧，只要品质稳定，价格好商量。＂

这一合作持续了十多年，为我积累了第一桶金。

2005年，在王总的建议下，我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山野蜜语＂，找专业设计公司设计了精美的包装和logo，把产品定位为高端礼品市场。

同年，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欣慰地说：＂没想到当年那个懒小子，如今成了这么有出息的人，我走得安心啊。＂

我含泪将父亲给我的那块怀表放在他手心：＂爹，这怀表陪了我十多年，如今物归原主，希望它能陪您去天堂。＂

父亲摇摇头，将怀表又塞回我手中：＂留着它，等你老了，再传给你的儿子，告诉他，这是爷爷教会他爸爸做人的见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又开始尝试电子商务。

2008年，在儿子的帮助下，我在淘宝上开设了网店，销售自己的蜂产品。

没想到网店大受欢迎，很快就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每年的销售额都在翻倍增长，从最初的几万元发展到几十万元、上百万元。

2010年，我扩大了生产规模，在三个不同的生态区域建立了蜂场，分别采集不同品种的蜂蜜，与此同时，我开始与当地农民合作，发展蜜源植物种植，形成了＂公司+农户+蜜蜂＂的生态产业链。

那些年，我常常回想起三叔教我养蜂的日子，那些看似简单的劳作，其实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勤劳、坚持、用心，正是这些品质，让我从一个懒惰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家。

2015年，三叔去世，享年八十岁，他一直养蜂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临终前还叮嘱我：＂记住，不管蜂场规模多大，都要亲自检查蜂箱，永远不要忘记最初的那股劲头。＂

我遵守着三叔的教诲，即使在企业规模达到数百万年营业额的时候，仍然定期亲自去蜂场检查，确保每一滴蜂蜜都符合最高标准。

到了2020年，我正式退休，将企业交给了儿子打理。

作为创始人，我依然享有丰厚的分红，加上多年的社保积累，我的月退休金达到了七千多元，在县城里算是高收入群体了，可以过上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回想当年被父亲＂流放＂到养蜂场时的不情愿和委屈，如今想来却是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若不是那次＂惩罚＂，我可能还是那个懒散的年轻人，过着平庸甚至拮据的生活，可能也会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失去工作，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所以说，年轻人，人生有时候看似走了弯路，却可能是通往成功的捷径。＂我对面前的年轻人小李说，他的眼睛因为我的故事而闪闪发光，＂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在哪里，而是你面对困境的态度和选择。＂

小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王叔，我懂了，与其抱怨公司裁员，不如把它当作一个转变的机会，或许我也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并擅长的事情。＂

窗外，夕阳西下，晚霞如同蜂蜜般流淌在天际。

在这美丽的晚霞中，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夏天，那个被父亲＂流放＂到山里的懒小子，以及那些辛勤工作的蜜蜂们。

正是它们，教会了我生活的真谛：勤劳、坚持、与自然和谐共处。

而那块老旧的铜怀表，依然躺在我的床头柜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提醒我时间的珍贵和生命的短暂。

它见证了我从一个出了名的懒汉，变成了一个收获生活甜蜜的人，也将见证更多的故事，在岁月的长河中继续流传。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