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是五月二十六日从丹阳急行军赶到沪西的。在交通大学被蚊子咬了一夜以后，第二天清晨，乘坐市内派来的公共汽车进入市区。在沪西一带，我们看到工厂、民房都没有受到破坏，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发起进攻之前，陈毅同志曾不止一次下过命令:部队行进，不得践踏庄稼，进攻的时候

我们的好市长

夏衍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解放了，被叫做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解放了。

我们是五月二十六日从丹阳急行军赶到沪西的。在交通大学被蚊子咬了一夜以后，第二天清晨，乘坐市内派来的公共汽车进入市区。在沪西一带，我们看到工厂、民房都没有受到破坏，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发起进攻之前，陈毅同志曾不止一次下过命令:部队行进，不得践踏庄稼，进攻的时候，要克服一切困难，不得破坏工厂、民房，乃至教会、庙宇。

我早已听过不少关于陈毅同志的故事。在抗战时期，在香港、广州，不少同志和我谈过他在赣南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在重庆，王若飞同志和我谈过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上海，许多从新四军出来的朋友和我谈了数不清的他们那位敬爱的陈军长的佳话和逸事。但是，我还是在上海解放的前三天，才在丹阳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因此，不论是开会，或是向他汇报工作，我总是问一答一，问二答二，难免有些拘束。上海解放后一、二天，有一次上午，我到他办公室去，他正拍着桌子对一位身材魁梧的军官大发脾气。

他说:入城前的政策教育都忘记了吗?对待俘虏和起义人员的政策忘完了?当了这么多年兵，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忘记了?他重重地拍着桌子，大声地叫:两条，立刻办。一是写书面检讨，二是向那个被你打的旧警察赔礼道歉。等那位军官退出之后，他才坐下来和我谈话。他说:你们这批文化人，也要进行一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学习，当然，你们不会拿人家的东西，打人骂人，但是你们这支“文管会”的队伍中，也有一些第一次进入上海的乡巴佬，因此，特别要教育他们讲话要和气。上海是一个花花城市，要教育他们“不准调戏妇女”。这一下，紧张的气氛就消散了。

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后，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服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说:西服也可以吆。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这段话不仅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而且使我对他的拘束也完全消失了。大概是六月一日或二日，他要我、姚漆、于伶、黄源和另外几个人去开会，主要是要我们筹备尽快召开一次全上海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他说:这个会本来应该在和资本家谈话之前召开的，但也还不太迟。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人多一点不要紧。我准备跟他们谈谈党的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党员和地下党的党员的团结，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的团结，你们这些过去在上海作工作的老地下党，和解放前在上海做工作的新地下党也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因此特别要注意。“团结”这二个字，要体现在你们开的那张名单上。第二天，我们商定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他逐行逐业地问，我们遗漏了的，他都一一加上，名单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人。

经过朋友们的协助，我找到了一份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的《解放日报》，对于这次会议有一条简单的报道。当我看了这条消息中参加者的名单的时候，感慨万千。因为其中不少人今天已经和我们不在一起了。为此，我想花费一点篇幅，把这条消息抄录一下:

“上海市政府于五日下午二时假基督教青年会邀集文化界举行座谈会，这是上海解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也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多年盼望的一天。到有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游艺等各界代表吴有训、周仁、陈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罗宗洛、陈鹤琴、茅以升、钟伟成、杨铭功、冯德培、涂羽卿、曹未风、金仲华、陈石英、徐森玉、周予同、蔡尚思、张孟闻、杨卫玉、冯亦代、杨刚、李平心、谢仁冰、张大炜、赵超构、浦熙修、王德鹏、张明养、冯雪峰、巴金、郭绍虞、梅兰芳、周信芳、黄佐临、陈白尘、熊佛西、陈鲤庭、吴蔚云、赵丹、蓝马、石挥、黄宗英、秦怡、袁雪芬、刘开渠、庞熏琴、张乐平、陈烟桥、陈秋草、周小燕、谭抒真、沈知白、董天民等一百六十二人。……陈毅市长即在热烈掌声中起立讲话。陈市长首先对在反动统治下坚持正义斗争的文化界，致以亲切的慰问。继分析目前革命形势及上海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最后对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在这次会上，陈市长一口气讲了四个钟头，他的话是那样的深刻、具体而又幽默、风趣。有人说，听了这次报告之后，上海的文化界就成了“陈毅迷”，我想这不是假话。陈毅市长讲话之后，有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例如去年逝世的吴有训院长，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去，而他终于巧妙地拒绝了的故事。据说还有一位第一流的外科医生，就是因为听了这一次陈毅市长的报告而下了争取入党的决心。

上海，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据地，国民党也在这个地方经营了几十年之久。因此，尽管我们对于接管上海文教界已经有了具体的政策，而且由于地下党同志向我们提供的材料，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也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但是接触到具体人事问题，那就的确是很难以处理的。上海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在政治界，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有日汪时期脚踏两头船或三头船的人物;在学术界，既有学有专长、专心做学问的学者，也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名人”，因此，当你接管一个学校、一个报馆……的时候，就有很多很难处理的问题。为了这些问题，有一天，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和文化局的人，主要是“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同志，去向陈市长请示。他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就说:你们提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我听来都是有名人物，“知名之士”晗。这些人，一不跟蒋介石到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就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有爱国心，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而且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这件事对我们说来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也就是凭着这个指示，我们才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上海的接管工作。

接管上海文教工作中，文艺团体和游乐场所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上海本来是一个消费城市，有几十家戏院、电影院、书场、游乐场所，而这些单位在当时可以说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党内外都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禁一些戏，有的主张把美国电影院一起没收，还有人主张“杀鸡给猴子看”，在游艺界抓几个明显的反动分子。对这个问题，陈市长有过一段极其精辟的指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估计真正做到符合工农兵的要求，需要十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三十万人没有饭吃。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那时候你再跟人家谈工农兵，人家就会打破你的脑壳。把什么都反掉，批评几句，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逐步地改，就不容易。”我们按照他的指示，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当时有人问，曲艺界还有少数有血债的人，也还有一些有可疑的现行活动的人，该怎么办?陈市长很快地说:你们把这些材料如实地写出来交给我，交政法部门处理。

“五四”运动以后，陈毅同志就在北平领导文化工作，又到过法国。他对话剧、电影、西乐有兴趣。因此，有些他参加的晚会上，我们很少安排戏曲、民族音乐和杂技等节目。他有一次特别对我们说:你们管文艺领导的人，一定要心怀宽阔一些，趣味广博一些。譬如，我是四川人，对川剧有兴趣，但我不能在上海单提倡川剧。这方面你们不要有成见、偏见、个人爱好，要有群众观点。上海有这么多人欢喜评弹、越剧，你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并对他们进行帮助。他还不止一次主动提出邀请上海著名的民族音乐家沈知白、卫仲乐等同志个别谈话，或听他们的演奏。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人，而要对各个剧种均无偏见，这确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为着贯彻他的这个指示，我曾不止一次进行过剧烈的自我思想斗争。

陈毅同志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元帅，但他又是知识分子真正的贴心人。他懂得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知道他们对国家、民族所起的作用。他敢于为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的知识分子鸣不平。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他讲了“脱帽加冕”的话，就有不少人反对。一次在外办开会后，他对我说:我把在广州讲的话原原本本地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有人不乐意，可能你讲话中某些地方走了火吧。他很高兴地说:这个问题我不怕。

从上海解放的日子算起，象我这样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近二十年的人，对于他的回忆是一时写不完的，他对我们的教导和启发也是一时讲不完的。有一次，我在医院碰到他，他问我:你看什么病?我说:老年性冠状动脉硬化。他笑着说:恭喜恭喜，我也是心脏病，这是最好的一种病。马克思一叫，坐上直升飞机就走。是没有苦痛的病。害上癌症之类的病那就麻烦了。不幸的是，他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我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一篇论文，说癌的发展和扩散，和患者的心情大有关系。我想，假如没有林彪、“四人帮”等搞的所谓“二月逆流”和“外交部夺权”之类的事，那么，他决不会在一九七二年就离开我们的。那时，我还没有恢复自由，连抚棺一坳的机会也没有，实在是太可悲了。

在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新长征日子里，要是我们的好市长还能和我们在一起，还能指导我们前进，那该多么地高兴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该多么地高兴啊!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北京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