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四川的内河航运（三）

摘要：抗战时期，四川内河航运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补给线：威远河运煤量飙升10倍，渠江输送铁矿石与军火，岷江护送国宝与食盐，10万纤夫拉动西南战区命脉，民生公司抢运14.6万吨物资入川，成为抗战后方最坚韧的生命线。

抗战时期，四川内河航运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补给线：威远河运煤量飙升10倍，渠江输送铁矿石与军火，岷江护送国宝与食盐，10万纤夫拉动西南战区命脉，民生公司抢运14.6万吨物资入川，成为抗战后方最坚韧的生命线。

文／李崎（授权发布）

1938 年起，川康盐务管理局开始对威远河航道进行调查勘测，并于 1940 年至 1944 年期间实施了威远河渠化工程，主要包括以下措施：在威远河航道上逐级分段修筑 8 道新式双堰船闸，其中雷家凼堰、罗家坝堰等 6 道堰由原单堰拦水堰改为双堰船闸，卢家堰堰址下移至破滩口并改建为双堰船闸，同时在威远河上游筑小堰沱 1 座，在其支流傅家河、镇西河、石条河等处筑拦水堰，形成梯级船闸系统。

此外，还同步实施堰渠工程，蓄水调节下游船闸航运需水，并开渠引水解决沿河两岸筒车失效后的灌溉问题，还对河道进行了整治，改善了通航条件。渠化后，威远河每月平均运煤量从之前的 6000 吨跃升至 6.4 万余吨，运效提高了 10 倍，极大地满足了自贡盐场的煤炭需求，有力地推动了“川盐济楚”，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食提供了重要保障。

5、渠江航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渠江作为四川境内的重要河流之一，与长江、嘉陵江、綦江、乌江、涪江等共同构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战时水运网，是连接大后方与前方的重要运输通道，承担着运输人员、物资等重要任务。渠江沿岸的重要城镇如三汇、合川、武胜等地，都有相应的码头设施。

抗战时期，渠江航运承担了诸多重要物资的运输任务，为抗战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当时，渠江运送的主要物资由煤炭、铁矿石、粮食、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

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众多工厂内迁，煤炭需求剧增。渠江航道是川北煤炭南运的重要通道，大量煤炭经渠江运往重庆、合川等地，为军工生产及工厂运转提供能源，如南充、达州等地煤炭经渠江运出。铁是军工生产关键原料，渠江航运将川东北地区的铁矿石运往重庆等地的钢铁厂，保障武器装备制造等军工产业需求，如宣汉等地铁矿石经渠江源源不断运出，助力抗战军工生产。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人口骤增，粮食需求大。渠江航道承担了将川东北地区的大米运往重庆等后方城市的重任，如 1942 年木船运到重庆的大米达 35 万吨，其中经渠江运输的占相当比例，保障了后方军民粮食供应。除大米外，渠江航运还运输玉米、小麦等粮食，从川东北等产粮区运往重庆、合川等地，为抗战后方提供物资支持。

抗战时期，渠江航运承担了部分军事物资的运输任务。一方面，将前方军工企业生产的武器弹药运往抗日前线，或将国外援助的武器弹药经重庆中转，通过渠江运往川东北等地的军事仓库和部队，保障前线武器装备供应；一方面，

将包括被服、帐篷、医疗用品等军需用品，通过渠江航道运往前线，满足军队作战和生活需求，支持抗战军队持续作战。

6、岷江航运

抗战时期，沿海盐区沦陷，川盐成为西南、中南等地区的重要食盐来源。岷江航运承担了大量川盐的运输任务，有效缓解了战时食盐短缺的问题，为大后方的军需民食提供了重要保障，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五通桥、牛华运往省内各口岸的食盐年运量约为3至6万吨。

五通桥作为犍乐盐场的中心区域，是重要的食盐产地。抗战时期，海盐产地沦陷，全国大部分地区依赖川盐，五通盐场1942年产盐量达5万多吨，创历史纪录。食盐主要通过木船沿茫溪河、涌斯江运往岷江，再转运至其他地区。

牛华距离岷江东岸极近，且有水道直通府河，码头设立江岸，以盐、煤交易为大宗。抗战时期因川盐需求猛增，牛华盐场扩大生产，食盐通过水路运往各地。

乐山港是岷江航运的重要中转枢纽。食盐从五通桥、牛华等地运至乐山港后，再经岷江运往宜宾、重庆等地，进而转运至西南、中南各省。部分食盐还会通过岷江的支流或其他连接水道，运往四川境内的其他地区，以满足更广泛区域的食盐需求。

犍为的煤等资源通过岷江航运外运，为沿线及周边地区的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持。嘉阳煤矿的原煤沿江下运，年运输量约为1.4万吨至7.4万吨。石麟煤矿的煤炭经沫溪河下运至西坝，再转运至岷江、茫溪河、涌斯江，成为重要的水运码头。乐山的生丝、夹江的纸，以及粮食、木柴、白蜡、桐油、药材等土特产品，也是岷江木船运输的大宗货物。

抗战时期，四川是大后方粮源基地，岷江航道承担了部分粮食运输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经乐山港一处运往宜宾、重庆的粮食就达10余万吨。当时，经乐山港转运的白蜡每年有200多吨，转运的桐油每年在60万公斤左右，每年约350吨生丝经乐山港转运，这些物资的运输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抗战时期，岷江航运完成了故宫文物特殊运输任务，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抗战时期，大量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使得不同地区的文化在岷江流域相互交流、融合，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

1939年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9000多箱，装载于多艘大盐船上，从重庆启运，溯岷江而上，抵达乐山港，再转运至安谷场的6处祠堂、1处寺庙中存放。船工们行船沉稳，拉纤卖力，押运人员谨慎，其他船只纷纷让出航道，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国精神，最终这些国宝毫发无损地到达目的地，这是中国内河航运史上的壮举。

四、内河航运的贡献与意义

抗战时期四川内河航运在人员运输、物资转运、经济支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深远意义。

（一）支持抗战军事运输

在抗战时期，四川内河航运承担了大量军事物资的运输任务，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弹药、武器、粮食等物资保障。嘉陵江从川北广元到重庆的 400 余公里航道，10 万纤夫组成的人力运输队用血肉之躯扛起了整个西南战区的物资补给。

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从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到 1939 年底，该局投入长江大型、小型轮船 21 艘，主要船舶承担全国军运，共运送士兵 53 万名，运输军用物资 19.8 万吨。民生公司更是承担了大量出川部队和弹药武器的运输任务，为抗战前线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支援。

（二）军需民用物资的运输

四川内河航运是抗战时期大后方重要的物资运输通道之一，承担了大量战略物资、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的运输任务。川江航运源源不断地将四川的粮食、桐油、棉花等物资运往前线，同时也将前方所需的武器弹药、医疗物资等运回后方，保障了抗战的物资需求和后方民众的生活供给，保障了抗战的顺利进行。

1940 年宜昌沦陷后，长江航运受阻，招商局与民生公司联合建立了川湘水陆联运线，起于四川重庆，经秀山妙泉转水路，顺梅江河至酉水下航至湖南沅陵。这条线路成为抗战时期“川盐济湘”和湘西军需物资供给的重要通道。

抗战时期，四川还形成了多条水陆联运线路。如：从重庆到昆明的线路，先通过长江航运到达叙永，再经陆路运输到昆明，保障了西南地区的物资供应。

（三）人员疏散与西迁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大量军工、民用厂以及学校、机关等单位和人员需要西迁。四川内河航运在人员疏散和西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间道运输、分段运输、水陆运输等多种方式，完成了艰巨的西迁撤退任务。许多人通过四川内河航运从沦陷区逃往四川等大后方，保存了大量的人力和人才资源。为保存国家实力和文化教育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量工厂、学校、机关等内迁四川，川江航运承担了主要的运输任务。由此，川江航道成为工厂、学校、科研机构内迁河西迁的重要通道。1937 年 11 月到 1940 年 9 月，民生公司抢运了 14.6 万吨物资和 3.1 万名人员进入四川，使大后方的工矿企业得以恢复和新建，为抗战的长期坚持提供了物质基础。

同时，内河航运方便了各地文化团体、文艺工作者的交流与往来。他们通过内河航运汇聚在四川等地，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演出等，丰富了大后方民众的精神生活，也对抗战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运送难民避难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我国东部大片国土沦陷，大量难民涌入西南地区。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成为众多难民的避难之地。而四川内河航运，如长江及其支流等航道，承担了运送难民的重要任务。

当时，四川内河航运企业针对船只稀缺、航道艰险、匪患威胁、日军轰炸等困难，采取增加运力、分段转运等应对措施，扩大运输规模。以民生公司为例，1938年，民生公司先后转运入四川的旅客总计64000余人。这些旅客中，除了有政府机关、团体、学校等有组织的迁徙人员外，也有大量的自发逃难的难民。

抗战时期，民生公司的船只由抗战爆发前的46艘增加到116艘，成为战时最大的轮船公司，担负四川航运主力。其航线覆盖了长江及其支流的多个重要航段，为难民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运力保障。

为解决乘客住宿和候船问题，民生公司将停泊在宜昌检修的“民由”、“民族”两艘轮船改造为水上旅馆，收取低廉的住宿费用。民生公司降低旅客乘船票价，实行坐票制度，将原来只卖1张卧铺票的一个床位，改为卖5张坐票，尽可能容纳更多乘客，同时减轻旅客经济负担。针对大宗货物，采用木船代运，以腾出更多空间用于运送难民。

除民生公司外，抗战时期四川内河航运还有招商局、三北公司、强华、合众等公司参与难民运输。1938年，仅川江轮船业就有160艘轮船、70401吨的运力投入运营，共同承担了难民的运输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