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5年4月8日，香港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曾经名噪一时的谢利源金铺东主谢志超在其住所内服下80多粒安眠药，昏迷送医后获救。警方在其住所内找到一封长达五页的遗书，其中提到“一名容姓（音译，原注）女子（该女子曾是谢利源某分行经理，原注）离他而去，他死后嘱家人将其

1985年4月8日，香港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曾经名噪一时的谢利源金铺东主谢志超在其住所内服下80多粒安眠药，昏迷送医后获救。警方在其住所内找到一封长达五页的遗书，其中提到“一名容姓（音译，原注）女子（该女子曾是谢利源某分行经理，原注）离他而去，他死后嘱家人将其遗体火化”（《大公报》，1985年4月8日），由于住所环境未见异常，警方初步将案件列为意图自杀处理（《华侨日报》，1985年4月8日；《南华早报》，1985年4月8日）。谢志超曾是香港金铺业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却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栽了跟头”，最终败下阵来。据谢志超胞妹在其自杀事件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兄长自从谢利源金行结束营业后，时常自怨自艾，认为愧对祖先，一度因心情恶劣，连子女探望也不想见”（《华侨日报》，1985年4月8日）。

1867年，银匠学徒谢瑜堂于澳门创立谢利源金铺，其子谢再生、谢永生继承家业后，业务扩展至米油、百货、丝绸等领域，形成多元化的家族商业网络，并于20世纪30年代将金铺迁至澳门繁华地段营地大街，成为当地知名首饰品牌。抗战期间，澳门因其特殊地位成为黄金交易枢纽，谢利源抓住机遇，令家族财富水涨船高，家族第三代成员也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随着战后澳门经济衰退，家族第三代纷纷转战香港，寻求更大的发展。

作为家族长孙的谢志超于1959年在香港自立门户，创立捷昌洋行，创业初期的他选择另辟蹊径，以中间商的身份起步，凭借代理出口香港制造的衣履服装等生活百货，迅速积累财富，事业发展一帆风顺。20世纪60年代中期，谢志超敏锐地察觉到金银珠宝等商品同样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于是在谢利源创立一百周年的历史性时刻，在香港开设了首家谢利源金铺，并于次年将其注册为有限公司，标志着谢利源正式扎根香港。

1979年8月9日，谢志超在谢利源品牌112周年庆典上致辞。

1975年12月，在香港经济仍处于低谷时，资本充足的谢志超收购了打算结业的仁成珠宝首饰；1976年11月，注册成立了罗曼首饰有限公司（La Mode Jewellery Limited），专注于钻石珠宝生意。至此，谢志超或捷昌企业旗下已拥有谢利源金铺、仁成珠宝及罗曼首饰三家公司，在金银珠宝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到1981年6月，谢志超已在香港开设9家谢利源门店，并计划在1982年将分店增至30家，同时发展海外业务。谢志超还积极涉足财务与保险投资业务——谢利源为客户购买的金银珠宝提供各种售后保险服务，于是顺理成章地将业务延伸至相关领域。随着事业快速发展，谢志超将多家公司更名为“谢利源”，甚至连控股母公司捷昌企业也更名为谢利源有限公司，带有鲜明的“回归祖业”意味，彰显其对家族品牌的重视与延续。

无预警“爆雷” 清盘结业

20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蓬勃发展，股市、楼市一片繁荣，金铺生意更是蒸蒸日上，谢志超敏锐地察觉到当时社会对黄金作为保值投资的潜在需求，于是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策略，一方面连续开设分店、大力拓展业务，另一方面，顺势推出俗称“纸黄金”的“千足黄金积存计划”，该计划甫一面市便掀起热潮，带动谢利源的生意飞速发展。

所谓“千足黄金积存计划”，实际上是一种零存整取的储蓄方式，即储户可以根据自身财力，多寡不限分批存入黄金，也可以按市价向谢利源购买黄金进行储蓄，基本原则仍是零存整取，只不过储蓄标的从货币变成了黄金。开立账户并存入黄金时，谢利源金铺会发放一份“千足黄金积存记录”，客户每次存取黄金都需出示该记录，以便“登记最新结存数量”，也就是说，黄金存取的数量完全依赖这一纸凭证，因此被称为“纸黄金”，其性质与银行存款以存折为证的原理相同。不过，银行存款通常有利息收益，而黄金储蓄则“绝无利息增益或其他收益”，提取时则按当时市价计算（谢利源珠宝行, 无年份）。

另一方面，谢利源还推出了钻石珠宝保值与鉴证服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钻石珠宝开始流行，但市民对这些物品的认知有限，担心买到假货。谢利源抓住这一心理，推出鉴证及保值服务：顾客购买钻石后，若在六个月内不满意，可将货品原样退回谢利源。谢利源还聘请了钻石鉴证专家，为客户鉴定和评估各类钻石珠宝（谭隆，1983：27），其目的自然也是刺激钻石销售。

当时，市民对购买黄金作为储蓄手段表现出极大热情，这主要是受到1979年全球黄金价格持续飙升的影响，加之通货膨胀和高利率使得人们不敢涉足高风险的股票市场，尤其是1973年股市泡沫破裂的惨况还记忆犹新，诸多因素共同催生了市民购买黄金实现资产保值的强烈需求。

谢利源敏锐地捕捉到市民这种保守的投资心态，同时巧妙地化解了他们在追求奢侈品时的顾虑，从而推动业务持续增长。据记载，1979/1980年度，谢利源的营业额已达1.5亿港元，1980/1981年度更是“跃升至近6亿元，盈利达1700万元”，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谢志超显然从这一波快速增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雄心勃勃地计划在1982年将分店增至30家，并计划将业务拓展至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等地（《工商日报》，1982年9月8日）。换言之，生意的兴旺激发了谢志超更大的雄心，他想要乘胜追击、开疆拓土，建立更大的商业帝国。

1981年谢利源“千足黄金积存计划”电视广告截图

民间有句俗语“输钱皆因赢钱起”，主要是告诫人们不要赌博，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人生或商业发展规律，提醒人们要警惕“贪胜不知输”。谢志超显然忽视了这句老话背后的智慧，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生意兴隆时不断扩张、加大投资，结果当营商条件或环境逆转时，便遭遇灭顶之灾。导致谢利源陷入困境的是1982年经营环境的剧变，黄金价格剧烈波动，股市、楼市风高浪急，利率更是大幅攀升至两位数，长期维持在10%至20%的高位，这不仅给企业经营和投资带来巨大压力，影响各类资产价格，更牵动资金流动性，动摇了企业的生存命脉。1982年9月6日（星期一），谢利源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困境，次日中英文报纸对此进行了大幅报道：

谢利源金铺有限公司店及九间分店，昨日（9月6日） 突然停止营业，加上外间对该公司的种种传说，使本港珠宝金饰行业人士及居民为之震动，一些持有该公司的黄金券支票及曾在该金铺订购金饰的人士，昨日得闻消息后，纷纷上门查看，并有人到警署报案……由于事发突然，一些曾向该公司购买黄金券或订购金饰的人士，纷纷跑到各间谢利源属下金号查看，但只见重门深锁，颇为徬徨。（《大公报》，1982年9月7日）

受谢利源金铺突然停业消息的影响，当时在1000点关口徘徊的恒生指数应声急跌，引发市场担忧，恐其拖累其他公司或危及银行系统。“昨晨股市上升之势突然下挫，恒生指数上午上升24.52点，但下午即回落近16点……市场担忧其他公司或银行可能受到牵连……”（《工商日报》，1982年9月7日）。

对于这家起源于澳门、拥有百年历史的传统家族企业的突然停业，《大公报》记者专程前往澳门，采访了当时澳门老店的负责人——谢志超的叔父谢永生。表面上是询问对方对事件的感受和回应，实则探究澳门与香港谢利源金铺是否存在资金或股权上的关联。面对香港记者“绵里藏针”的提问，年逾七十的谢永生表现得气定神闲、波澜不惊。他直率回应，“侄儿在香港经营金铺，与我在澳门经营的金铺并无业务联系。由于对侄儿经营金铺的具体情况并不知情，因此不愿置评”（《大公报》，1982年9月7日）。根据这一说法，香港谢利源与澳门谢利源仅是名称相同，实际上并无任何股权或业务上的关联，这与香港商业登记中的股份分配信息相符。

香港警方对谢利源“爆雷”事件高度重视，尤其担心其中存在不法行为，可能破坏社会或商业秩序，引发更多问题。事实上，当时已有不少谢利源黄金储户陆续报警求助，或向消费者委员会投诉，还有金铺员工向劳工署申诉，这些情况促使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立即成立特别侦查组，深入调查谢利源突然关门的原因，誓将违法者绳之以法。香港高等法院在谢利源停业三天后（9月9日）委派了临时清盘官，接管其资产并启动清盘程序（《南华早报》，1982年9月7-11日）。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包括银行、业主、储户、雇员及电力公司在内的债权人纷纷采取法律行动，要么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欠款，要么在劳工处或法律援助署的协助下，发起集体诉讼，希望追讨欠薪或取回存在金铺的储蓄（《工商日报》，1982年9月8日；《华侨日报》，1982年9月12日）。

1982年9月7日，媒体对谢利源金铺突然停止营业的报道

媒体进一步披露，在谢利源停业前两天（9月4日），身为老板的谢志超已携子女离港，前往中国台湾地区，这一举动无疑让公众认为他是“畏罪潜逃”，使整个事件蒙上了早有预谋的色彩，相关各方更加紧张，不敢掉以轻心。可以说，谢利源金铺的突然停业，一时间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大案”，不仅媒体密切追踪，储户、员工及相关机构也深感不安，对这家原本声名显赫、如日中天的金铺为何突然陨落充满疑惑，迫切希望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

媒体争相报道谢利源“爆雷”事件，然而报道过程中却不时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英文虎报》（Hong Kong Standard）便曾将谢志超误报为香港浸会学院（现香港浸会大学）校长谢志伟。这一低级错误引发了浸会学院学生的不满，在该校学生报纸《The Young Report》（1982年10月1日）上发文投诉，只不过这样的投诉通常不会有什么效果，《英文虎报》也并未就错误报道作出道歉或澄清。

综合当时大小媒体的报道，警方一方面约谈了谢利源及相关公司的职员，另一方面核查公司账目，冻结了存货及客户往来记录等资料，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了初步了解。更重要的是，警方迅速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系，确认谢志超当时确实身在台湾，而他在事件发生后也曾联系了香港的代表律师，这使得警方能够从不同层面更好地掌握事件快速发展的情况。

据谢志超本人的说法，在谢利源“爆雷”前，他已就资金流动性问题开始筹划应对方案，并寻求香港本地银行或企业注资，但未能成功。与此同时，台湾方面有财团对其生意表现出兴趣，愿意提供资金支持，因此他才飞往台湾，寻求相关财团的帮助，解决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他离港后，问题迅速浮出水面，公司下属直接关门停业（《南华早报》，1982年9月9日）。对于这种一面之词，无论是香港警方、媒体还是社会大众，基本上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而更为迫切的要求是呼吁谢志超尽快回港，亲自处理问题，包括其代表律师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事实上，谢志超的代表律师曾向他表示，谢利源只是因财务困境导致生意失败，并未涉及违法行为或刑事犯罪，他本人返港亲自处理更为妥当，只要解决了财务问题，还清债务，谢利源仍有可能东山再起，重新开门营业（《南华早报》，1982年9月11日）。谢志超显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于9月20日返回了香港（《南华早报》，1982年9月21日）。

返港后，谢志超曾向媒体透露，公司账面资产达1.7亿港元，但负债仅约1亿港元，且公司还有约8000万港元的存货，按此说法，资产足以覆盖债务，难怪谢志超当时仍不失自信地表示，剩余资金可用于日后东山再起（《南华早报》, 1982年9月24日及26日）。谢志超曾尝试与大小债权人协商，寻求债务重组等解决方案，避免公司走上清盘结业的道路。然而，由于当时市场投资气氛持续恶化，各方难以达成一致，债务重组未能落实，谢利源金铺最终于1983年1月28日宣布正式清盘（《南华早报》, 1983年1月29日），清盘后的资产与债务之间出现了远超预期的巨大差距。

由于谢利源各家门店及货仓存有大量金饰，涉及诸多安保问题，警方与清盘官在清点存货时颇为头疼，在出售存货套现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与日用品甩卖的性质截然不同，金饰折价处理吸引了众多想要趁机“扫便宜货”的市民，当清盘官首次在北角谢利源分店推出清货销售活动时，现场人山人海，排队队伍绵延不绝。后来，活动不得不改到佐敦总店进行，但整个销售过程仍旧缓慢，且套现金额远低于预期。无论是金银首饰存货，还是公司持有的物业，甚至是各种生产工具与设备，在清盘转售过程中都难免大幅折价。

更为现实的是，当时市场持续低迷，尤其是物业价格不断探底，奢侈品的价格更是大幅下滑，因此转售后回笼的资金确实比原先预期的少得多。这一点自然令谢志超大失所望，不仅没有剩余资金可言，债权人也无法收回全部欠款，谢志超“东山再起”的豪言也化为泡影。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及，1985年4月初，谢志超选择服药自尽，应该与他自觉无力挽回败局有直接关系。

香港谢利源金铺的1两金币

经过近一年的资产和债务清算、转让与核查，1983年12月，清盘官终于完成所有工作。政府新闻处于1983年12月21日发布公告，宣布截至该年12月，谢利源金铺共有“超过一万零二百个债权人……其中包括七千七百二十四个‘黄金积存计划’的债权人”，总索偿额（欠债）达1.31亿港元。清盘官在清算谢利源金铺资产后，将所得资产分两次派发给债权人：第一次（期中）发放欠款的25%，第二次（期末）发放欠款的30%，即两次合计发放55%。根据这一安排，债权人45%的欠款化为泡影，只有少数优先债权人获得全额偿还，而两期付款直到1985年年中才全部完成（《南华早报》, 1985年8月7日）。

二战后，谢志超从澳门转战香港发展事业，显然是看中了香港更为广阔的商业舞台，有利于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从打工起步，后以经营生活百货出口代理起家，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将目光转向金铺生意，展现出独特的商业眼光。回归祖业、开拓谢利源金铺生意，让他的人生和事业登上了新的高峰，无论是“千足黄金积存计划”“钻石珠宝保障计划”，还是一系列创新的广告宣传手法，都令市场耳目一新，谢利源迅速成为香港家喻户晓的品牌。然而他“贪胜不知输”，低估了市场风险，未能及时应对营商环境的急剧变化，甚至可能因为某些家族内部问题的困扰而在危机中进退失据，最终导致辛苦建立的大好事业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从1967年谢志超在香港推出谢利源品牌、以贸易形式试水金铺生意，到1982年9月6日关门大吉，香港谢利源金铺仅维持了15年；若从1973年开设第一家零售门店、直接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算起，则仅有10年；若从1979年整合仁成珠宝和罗曼首饰、改名谢利源并开启连锁店模式算起，时间则更短，仅有3年左右。其短暂的生命，与细水长流的澳门谢利源相比，无异于昙花一现，令人唏嘘不已。

败因多层面剖析

对于香港谢利源金铺在如日中天之际突然陨落，坊间曾有多种分析，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原因与推测，其中部分猜测甚至涉及含沙射影的指责。例如有分析指出，金铺行业存在不良行为，即将从金铺吸纳的资金投入股票市场进行投机炒卖，这种做法极易引发问题（李雨田，1982），暗示谢利源的突然陨落或与此有关。然而，关于这一点，清盘官在后来的报告中并未直接提及，也未涉及刑事检控，说明谢利源金铺并未牵涉此类不良行为。

综合多方观点，较为合理的原因应该是黄金市场价格大幅波动，而谢志超应对失策，导致谢利源金铺最终在骤升急跌的剧烈波动中没顶。有分析对此作了简要总结：

黄金账户类似银行的存款，不同的只是用黄金作为交收工具，但金价波动极大，金铺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通常办理这种服务的公司，应该有一定的黄金储备，客户购入若干数额的黄金后，拿了黄金券，金铺便需从市场购回同等数量的黄金“补仓”，赚取的只是代客户买卖的差价。（谭隆，1983：27）

谢利源金铺的迅速崛起显然与黄金价格的波动密切相关，谢志超很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形成了个人对金价走势的固化看法，而这一看法在1982年年中市场行情逆转时未能灵活调整，导致其在投资策略上“看错行情”，最终赔上了个人事业，甚至影响到个人及家族声誉。

图1显示了1979-1982年间黄金价格的走势，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79年至1980年2月的持续快速上涨期、1980年3月至1982年7月的震荡下跌期，以及1982年8月至1982年11月的反弹上升期。在第一个时期，香港足金（九九金）价格在国际金价屡创新高的带动下，从1979年1月的每两1292港元持续飙升至1980年2月的每两3940元，涨幅超过两倍，正是在这一时期，谢利源金铺的业务迅速发展。由于市民大众普遍看好后市，认为金价将持续上涨，即便存储黄金并无利息收益，仍对谢利源金铺推出的“千足黄金积存计划”趋之若鹜，纷纷开立账户，令谢利源金铺声名鹊起，营业额节节攀升。可以说，第一时期的黄金价格持续飙升成就了谢利源金铺的快速崛起，为其吸引了大量客户。

然而，在1980年3月至1982年7月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黄金价格初期波动剧烈，随后从高位震荡下滑，到1982年7月时已跌至每两2200港元，较1980年2月的高点锐减四成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谢利源金铺继续维持日常营业，并坚持大规模的广告促销策略。有分析指出，尽管谢利源金铺每天经手大量黄金交易，但其并非香港黄金主要交易市场——香港金银贸易场的会员，这一点令人颇感意外，原因可能与谢志超不太重视金银贸易场的地位有关。

事实上，在谢利源“爆雷”前半年，谢志超曾以150万港元购得金银贸易场的会员（买卖交易）牌照，但三个月后却以170万港元转手（谭隆，1983）。这说明，谢志超曾考虑加入贸易场，但认为牌照价格过高且有利可图，最终选择获利了结，并未真正加入金银贸易场。正因如此，他难以全面掌握黄金买卖、市场咨讯及同行互动等方面的消息，这必然影响到他对风险的评估和分析。

金价震荡下滑的长期走势很可能进一步影响了谢志超对市场发展的客观评估，尤其是形成了“看淡后市”——即看跌金价——的个人观点或判断。这一市场走势对金铺生意似乎更有利，因为当储户不断存入黄金，而黄金价格又持续下滑时，便会出现一种局面：储户提取黄金时，谢利源所需支付的金额会更少。因此，谢志超并不急于从市场“补仓”，而是等待价格进一步下跌后再行动，以便追逐更高的利润。后来的资料显示，谢志超确实选择看淡后市，在吸纳储户黄金后，并未采取风险对冲措施进行“补仓”，从而埋下了隐患。

接下来的第三个时期出现在1982年7月以后，金价反弹上升，到1982年9月已升至每两2959港元，较1982年7月上涨了34.5%。有分析特别指出，进入1982年，国际金价急速上升，到8月份涨幅更为迅猛，“在短短的四五个星期内，港金每两上涨近1500元”（谭隆，1983），可见价格波动之大。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谢志超对市场发展缺乏准确的判断，其个人看法与市场走向背道而驰，未能及时“补仓”对冲风险，而储户却在金价反弹时纷纷选择套现获利，向谢利源提取黄金储蓄，导致其无力应对，最终“爆雷”。

谢志超显然缺乏对投资心理的了解，低估了对冲风险的重要性。简而言之，当金价下跌时，即使已出现亏损，储户通常也不愿提取套现，而是选择“再等一等”，期待价格回升，即俗称的“搏反弹”；当金价上涨，尤其是有一定盈利时，反而会有不少储户选择获利离场，纷纷提取之前存下的黄金（李雨田，1982）。谢志超此前并未设立黄金储备，仅依靠日常买卖交易中的黄金流来应对每天的存取需求，当金价突然上涨，才仓促“补仓”购入黄金，结果为时已晚，随着黄金价格持续攀升，蒙受的损失也愈发巨大。

由此可见，黄金价格的急速上涨与下跌，成为谢利源金铺发展进程中的双刃剑。1979年金价的快速上涨让谢利源金铺乘势而起，1980-1982年年中的长期下滑，以及1982年的反弹上涨，却成为企业衰败的催命符，背后的关键因素一来与企业规模有关，二来则涉及对风险的管理。当企业规模较小时，吸纳的储户黄金不多，负担较轻，即便遇到市场波动，单凭自身财力也能应对；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吸纳的储户黄金大幅增加，负担沉重，一旦市场氛围逆转，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应对，只能寻求外部援助。然而能在逆境中提供助力者毕竟是少数，问题便由此一发不可收拾。风险管理需要具备风险意识，而成功往往容易削弱这种意识，当事业一帆风顺、生意蒸蒸日上时，人们容易低估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因此也不会花心思进行风险对冲。

不过，从谢利源金铺的清盘报告来看，导致其失败，甚至难以像谢志超所设想的那样仍有余资东山再起的原因，不仅仅是金价波动，还包括诸如存货过多、利息开支巨大，以及清货效果未达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并非单一的黄金储备不足或缺乏对冲措施所致，值得深入分析。

1982年9月8日，香港恒隆银行发布声明，称与谢利源金铺无任何往来，自身财务状况良好。

谢利源金铺停业两天后，法庭委派的清盘官贺达（A.R. Hearder）不仅接管了金铺的资产，还核查了相关账目，并在不久后向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主管提交了一份截至1982年9月13日的财务状况评估报告。报告指出，截至1982年7月31日，谢利源金铺的资产大于负债，其中固定资产为64646586.39港元（主要包括土地与物业、家具及固定装置、建筑装修与改建开支、空调设备及货车），存货价值84597549.13港元，另有集团旗下公司欠款8866810.48港元，资产总额为158110946港元；负债方面，主要是银行借贷与透支54273743.2港元、应付账款49455882.18港元，负债总额为103729625.38港元。按此简单计算，资产多于负债54381320.62港元，这一数字虽与谢志超返港后向媒体披露的略有出入，但基本状况并无二致。

然而，报告同时指出，部分负债被低估，而资产价值则被高估，导致谢利源金铺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过去数年扩张过快”。报告概括了多项账目特点，具体如下：

● 扩张过快：装修、购置家具等开支过大；

● 物业价格下跌：公司期望高价套现物业的愿望变得不切实际；

● 高价存货积压：存货多为过去一年高价时购入，且存量过大，其中钻石占比不小，而当时钻石价格大幅下跌，套现困难，影响了资金流动性；

● 高息贷款购货：购货资金来自银行贷款，高企的利息使存货成本大幅上升。仅1982年4月1日至7月31日，一个季度的货款利息开支便达3882552.5港元，可见利息负担之重；

● 物业抵押负债：公司总店物业抵押给南洋商业银行，原本债务金额为52745182.57港元，金铺出事后的逾期欠款加利息已升至5700万港元，其中约425万港元为逾期未付利息，进一步加重了利息负担；

● 黄金积存计划负债被低估：公司黄金积存计划累计黄金总量达13300两，但仅以较早前每两约2440港元入账（合计约32452000元），而1982年9月9日的金价已升至每两约3655元，公司黄金存量合计市值已达48611500港元，仅此一次金价上涨，便使谢利源在短时间内的账面损失高达1616万港元，说明公司负债被低估。

报告最后作出结论，公司确实面临资金流动性问题，能否克服取决于存货销售状况，以及银行是否在利息和按揭方面施压。此外，若公司不对金价波动情况采取对冲措施，潜在负债将进一步增加。报告还特别提到，曾与公司一位受薪董事蔡蓉华（Fanny Tsoy Yung-wah音译）面谈（这位蔡蓉华是否与文章开头提及的谢志超遗书中的“容姓女子”有关，尚不得而知），蔡蓉华认为，业务扩张过快，加之钻石价格大跌、金价大涨，是谢利源金铺崩溃的致命原因（谢利源珠宝行, 1982年9月13日）。

可见，导致谢利源金铺衰落的原因不仅仅是金价急升，还包括钻石存货过多。有分析指出，自1978年起，钻石价格稳步上涨，到1980年初达到高位，短短两年间涨幅超过一倍，走势与黄金相似。然而“此后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利率升至高峰，迫使钻石价格暴跌，跌幅达50%至75%，交投随之大幅减少”（陶世明，1984）。至于促使谢志超大量购入钻石的原因，显然是他受钻石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对市场前景过于乐观。

需要注意的是，谢利源金铺的业务模式是通过吸纳客户的黄金，赚取代客交易差价，由于黄金价格持续下跌，谢志超看淡后市，未及时“补仓”，导致金价急升时蒙受巨大损失。相较于黄金的储备不足，钻石则是因滞销而积压过多，资金难以回流。谢志超在高位购入钻石，却遭遇钻石价格暴跌，钻石的流通性本就不及黄金，即使不惜重金进行广告宣传，仍难以推动销售，而“借钱买货”的高额利息开支又进一步加剧了亏损，形成“多重亏损”的局面。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1980-1981年间业务扩张过快，尤其是利率高企成为高负债、高借贷企业的沉重负担，不仅增加了经营成本，还阻碍了资金流动，使企业难以为继。

图2展示了1980年1月至1983年12月最优惠贷款利率的变动情况：1980年1月，最优惠贷款利率高达14.5%。此时谢利源金铺刚购入佐敦总店物业，物业按揭及购货贷款通常会在最优惠贷款利率基础上略有调整，仅总店价值5000多万港元的物业，每年的利息开支便高达725万港元，可见负担之重。1981年1月，最优惠贷款利率飙升至17%；1982年1月虽略有回落，但仍维持在16%的高位；1982年9月谢利源金铺“爆雷”时，利率仍为12%；1983年公司清盘期间，最优惠贷款利率还保持在两位数（10%），年底更升至13.5%。高昂的利息开支犹如悬在谢利源金铺头顶的利剑，随着本金加利息越滚越多，流动资金逐渐枯竭，最终因无法支付电费、租金、工资等日常开支而崩溃。

谢利源的整个清盘过程充分体现了报告中特别指出的“负债被低估，资产被高估”现象，这也与当时投资市场的剧烈波动密切相关。正如前文提及，在出售钻石珠宝等存货时，最初预计低于市价5%便能回笼资金，但最终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就连公司店铺及仓库等物业价格也在1982-1983年间大幅下跌，主要还是因为社会整体投资环境的低迷。账面上原本资产大幅高于负债的财务状况，到清盘完成时却呈现出负债大幅高于资产，让许多债权人蒙受巨大损失，谢志超也失去了东山再起的资本和意志。

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观察与分析的视野，不难发现，谢氏家族内部的一些情感纠纷与矛盾，以及企业内部的管理与沟通问题，可能也成为了有效应对危机的阻碍。各方零散资料显示，在谢利源“爆雷”前，谢志超与儿子谢嘉亮及元配郑凤仪之间可能存在意见分歧或情感问题。谢嘉亮大约出生于1946年，20世纪70年代从英国学成回港后，主要负责打理贸易、保险及织造厂等生意，成为父亲谢志超的得力助手。20世纪70年代末，已过而立之年的谢嘉亮与著名歌星奚秀兰恋爱，双方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当谢嘉亮向父亲提出与奚秀兰结婚的想法时，却遭到反对，谢嘉亮坚持自己的选择，导致父子关系紧张（创世电视，2020）。

最终，谢志超采取“切断”工作与生活供给的做法，要求谢嘉亮离开家族公司、搬离家族大宅，自食其力，试图以此阻止儿子与奚秀兰的婚事。而谢嘉亮并未因此与奚秀兰分开，而是于1979年以旅行结婚的方式在英国低调注册，随后回港补办了简单的喜宴，开始共同生活。尽管谢嘉亮并没有太多个人积蓄，但他婚后不久便创办了自己的制衣厂，员工众多，妻子奚秀兰则放弃歌唱事业，全力协助丈夫经营生意。关于谢嘉亮的创业资金来源，坊间并无明确资料，但从多方资料推断，应该与其母郑凤仪有关。

谢嘉亮、奚秀兰夫妇

谢志超在香港创立的多家公司中，股东都只有他本人和二太太廖如心，从未出现元配郑凤仪的名字，且郑凤仪长期居住在澳门，只有廖如心与谢志超在香港共同生活，可见谢志超与郑凤仪的关系可能并不融洽。据报纸引述谢志超代表律师所言，在1982年9月4日谢志超离港赴台之前，元配郑凤仪于8月31日在澳门去世，谢志超因此曾奔波于港澳之间，尤其是9月3日与二子及家人一起出席了郑凤仪的丧礼（《南华早报》，1982年9月8日；《大公报》，1985年4月8日）。按常理推断，郑凤仪享年应不超过60岁，生前可能长期患病或需持续治疗。

由此可引申出对谢志超与郑凤仪夫妻关系的一点思考：对于谢志超与廖如心共同生活，郑凤仪可能并不赞同，甚至以分居的方式反抗，但仍维持了名义上的婚姻关系，夫妻之间的情感纠纷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谢志超与谢嘉亮的父子关系。当谢嘉亮决定与奚秀兰结婚时，身为母亲的郑凤仪可能并未反对，甚至成为儿子婚后离开父亲公司、自行创业的资本提供者，而郑凤仪与谢志超在儿子婚姻问题上截然相反的态度和做法，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的矛盾。

因为涉及婚姻与家族内部事务，所以有关谢志超与元配及儿子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谢利源金铺“爆雷”前的演变，缺乏文献记录，外人难以知悉。但可以推断，这些情感纠葛与关系张力必然会让谢志超感到困扰，甚至可能影响了他应对危机的专注度或内部沟通。事后看来，谢利源金铺突然停业，显然不是为了蓄意逃避债务或携款潜逃，很可能是内部沟通不畅、低估问题严重性或缺乏危机意识所致。例如，在元配去世到举行丧礼期间，谢志超可能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澳门，办完丧礼后又立即前往台湾，这或许导致他与下属之间缺乏沟通；在公司运营面临困难、资金链断裂时，下属与老板长期失联或沟通不够全面，于是产生更多疑虑，最终选择关店了事，让所有问题暴露无遗、难以收拾，断送了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

（作者郑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总监、全球中国研究项目联合召集人、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兼任《家族企业发展研究》与《香港世家大族》 丛书主编，国际学术期刊National Identities及East Asia编委会委员。高皓是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理事、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及研究员等。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联系我们。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25年4月刊】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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