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契诃夫时,究竟应不应该笑?

360影视 日韩动漫 2025-06-03 13:01 2

摘要:近日,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俄罗斯导演阿道夫·沙皮罗执导的契诃夫剧作《万尼亚舅舅》作为上海·静安戏剧节展演剧目上演。剧中森林的面积在减少,舅舅的信仰在消退,但经典戏剧却依然生机盎然。

近日,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俄罗斯导演阿道夫·沙皮罗执导的契诃夫剧作《万尼亚舅舅》作为上海·静安戏剧节展演剧目上演。剧中森林的面积在减少,舅舅的信仰在消退,但经典戏剧却依然生机盎然。

万尼亚舅舅已经醒来

苏联作家格罗莫夫在《契诃夫传》中这样描述这位作家的天才:“契诃夫干什么都很轻松,轻松得不可思议,一点不费力气,写东西不作涂改。”

但《万尼亚舅舅》却是天才“轻松”的写作事业中一个小小例外。

1889年,契诃夫创作出自己的第二部多幕剧《林妖》,演出失败后此剧被搁置一旁。此后契诃夫对其进行了改造,改造的结果就是《万尼亚舅舅》。相较于后者,《林妖》中的痛苦表达得更为直接——沃依尼茨基(即万尼亚舅舅)在醒悟后无法接受其他人继续保持对教授的迷恋,于是大声斥责:“这种忠实是彻头彻尾的虚假。”契诃夫最终还是将大团圆作为《林妖》的收场,或许正是意识到揭穿之残忍与和解之不能,万尼亚舅舅被困在无尽的虚无之中,因此《林妖》展现出更悠长的精神震颤。

这股来自契诃夫的“斩不断”之力,始终在文艺世界中流传。滨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以迅猛收割之势频频获奖和提名,2021年的世界电影甚至可称为“滨口龙介年”。《驾驶我的车》虽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小说,但契诃夫才是电影中更深层的、更为厚重的文学基因。一段《万尼亚舅舅》作为戏中戏,成为这部电影的戏核。电影慷慨地让渡出大篇幅,耐心地展现契诃夫的文本,多国演员以多种语言反复念诵台词,男主角家福的戏剧独白,进一步让契诃夫在电影中成为背景音般的存在。滨口龙介通过台词与沉默互相交缠,构建了独特的文本游戏,也让这部电影成为契诃夫经典性的印证。

电影《驾驶我的车》中排练《万尼亚舅舅》的情节

契诃夫《海鸥》的最后一幕,妮娜对特里波列夫说:“在这样的夜里,有避风雨的屋顶、有取暖的炉火的人,是幸福的。”阿道夫·沙皮罗版《万尼亚舅舅》的舞台布景也试图营造幸福:故事从俄罗斯农村庄园场景开始,两个秋千分别悬挂在舞台的左右两侧,白色壁炉立于舞台中央,制造出诗意氛围。万尼亚25年来辛勤工作,奉献青春与汗水,只为供养姐夫,也是他心中的偶像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一位与文化、科学、进步、权威等词汇紧密相连的现实偶像,正是这种关联让万尼亚坚信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有价值。

而当教授退休,带着续弦的妻子回到庄园时,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一直埋头劳作的万尼亚终于抬头看清了教授的面容,这不是一尊神像,只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庸人。

万尼亚舅舅已经醒来,他此时此刻面临的最严肃的问题是:以后的日子该怎样过下去?“不得不继续过下去”成为一种惩罚,万尼亚朝教授连开两枪都没有打中,却击毙了他的灵魂——舞台上的人都还活着,但是万尼亚和教授都已被毁灭过一次。

放大“一个人”的境遇

生活倒塌之后,爱情也尽数消散。“我的生活和我的爱情,都是这个样子。”万尼亚舅舅对叶列娜的爱并不是剧中的光亮所在,叶列娜也对这份情感的定位心存质疑。既然并不清楚这是否算是爱,那就谈不上幻灭。索尼娅的爱情也是无望的,阿斯特罗夫的眼睛总是望向别处。几乎每一个有可能展现出意义的瞬间都被残酷地剥夺了生长的可能。

“在整个城里没有可以爱的人。”(出自《契诃夫传》)契诃夫善于在剧作和小说中放大“一个人”的境遇,这并非是作家的恶意,而是其内心最深沉的无奈。一个人如若有爱就拥有了一切,但是契诃夫下笔最狠之处就在于抽掉了爱。《三姐妹》消解了等待的意义,《万尼亚舅舅》消解了存在的意义,当第四幕重又回到第一幕开头时的状况,剧情如仓鼠转圈,机械循环将小人物碾为齑粉,万尼亚的觉醒如黑色笑话。

如导演阿道夫·沙皮罗所言:“无论何时何地,契诃夫的作品都能得到理解,因为他不断地寻找关于永恒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如何生活得更好、更美、更有智慧。”他让戏剧在独白中走向尾声,索妮娅在悲伤地展望某种模糊的未来:“我们会听得见天使的声音,会看得见整个撒满了金刚石的天空,所有人类的恶心肠和我们所遭受的痛苦,都将让位于弥漫整个世界的一种伟大的慈爱。”会吗?戏已结束,奇迹没有发生,万尼亚舅舅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幸福。

面对精神的暗夜,屠格涅夫在“前夜”等待保加利亚的解放,而契诃夫只是一位看似怀抱希望的人。就像剧中出现的秋千意象,即便攀高,最终也会落回。万尼亚舅舅终于意识到自己无可挽救地浪费了一生,想要重启新生活,却不知如何是好,眼前现实的力道惊人,再次将人拽入平庸与漫长的循环中。生活过得如此之快,就好像一天也没有活过。

秋千这一舞台道具保留着俄罗斯戏剧和文学的轻盈感,在图米纳斯版的话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也有这样的设定,正是在秋千上,塔吉扬娜的美抵达峰值。也正是秋千的意象在提醒我们,“谁曾经生活过,思索过,就不可能不蔑视世人。”(出自《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和契诃夫都曾用力地思索过,书写过。

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旧秩序无可避免地崩溃,旧事物难以挽回地消亡,新的东西仍在萌芽中。身处其中的人难免会在痛苦中重新塑造自我,契诃夫也不例外,《万尼亚舅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1890年,契诃夫只身前往政治犯流放地萨哈林岛,在此之前他已遭结核病菌的严重侵袭,而他依然托着病躯执意前往,因为“我们生来尘世就是为了尝尝‘痛苦生活’的滋味”。这趟人间地狱之旅让契诃夫更为直接地看到了沙皇俄国的种种罪孽,也深化了他的思考。

喜剧只是契诃夫的外形

《万尼亚舅舅》这个写于1891年的故事进入中国并不算太晚,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并附带《著事者略》出版,正是在附带文本中,契诃夫作为戏剧家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1930年,辛酉剧社在上海中央大礼堂首次公演《文舅舅》(即《万尼亚舅舅》),契诃夫戏剧正式登上中国话剧的舞台。1954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万尼亚舅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排演的第一部契诃夫戏剧。2013年,为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辰150周年,上话将此剧搬上舞台,强化剧作悲喜交加的特质。2015年,李六乙导演、濮存昕等主演的北京人艺版,将舞台上的情感降至冰点。

简单梳理《万尼亚舅舅》在国内舞台的演出时间线不难发现,它自身蕴含的潜能与机锋,让它对时代的回应始终有效。如今观众再次回看经典时,万尼亚舅舅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版本似乎在努力营造“笑”果,无论是万尼亚舅舅按照原著说出的那句“好上吊的天气”,还是枪击教授失败后,让时钟突然掉落,表演都是按照喜剧造梗的方式完成的,然而全剧多处真正重要的转折却欠缺铺垫。

抖包袱能带来真正的笑吗?看契诃夫时,观众又该不该发笑?

在契诃夫这里,笑往往不是因为幽默,而是源自怀疑。喜剧只是契诃夫文本的外形,悲剧才是其作品真正动人心弦之所在。从剧情人物设定上来看,平凡小人物与知识分子作为两种社会阶层代表,站在同样的时代中,面对希望的消逝,一起迎接生活的虚无与荒诞。而讽刺之处在于,他们的选择似乎并无本质区别,所有抵抗都不可避免地失效。《三姐妹》中,契诃夫让人物通过“去劳动!去工作!”走上幸福生活之路,《万尼亚舅舅》却没有这样的乐观精神,苦闷笼罩着剧中人,愤怒绝望成为真正的底色,在这样的情况下,笑变成观看的负担。

或许,农庄中所有人的处境都并不仅仅是困境,更甚,是僵局。所有人都心碎,但是必须继续活着。万尼亚舅舅的抗争如困兽之斗,他的付出已没有崇高,没有超越,只有忍无可忍与继续再忍。他近乎绝望地追问生活的意义,台下的观众也随他一同思索。那么这时的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发笑?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戏剧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

大幕落下,主人公被定格在停滞的时间里,走出剧场的观众此时应作何感?正如契诃夫在小说《灯光》里这样呼喊:“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

文|赵晨

摄影|尹雪峰

编辑|于静

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25年5月29日10版《青剧场》

来源:北青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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