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家那个中原小村落，八十年代末的一场风波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围着一口古井而居，泥巴路蜿蜒穿过村庄，每逢下雨就泥泞难行。

二十年的沉默

＂王奶奶临走前交给我的那个蓝布包，你打开看过没有？＂大伯突然问我，眼神里满是岁月沉淀的沧桑与愧疚。

他的手指微微颤抖，那是二十年风霜留下的痕迹。

我家那个中原小村落，八十年代末的一场风波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围着一口古井而居，泥巴路蜿蜒穿过村庄，每逢下雨就泥泞难行。

那时候我才十岁，却已经能记住很多事。穿着打满补丁的蓝布衣，背着缝了又缝的书包，每天趟过村口那条小河去上学。

村里的广播喇叭每天早上五点准时响起，播放《东方红》，然后是新闻联播，接着是村里的事务通知。那是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收音机也是稀罕物。

＂阿强，过来帮奶奶挑水。＂王奶奶那时候腰板还硬朗，能把一担水挑回家不歇气。她家院子里那口老水缸，夏天储着凉水，冬天打碎冰层取水喝。

村里人常说，杨大妈嘴巴像卖了鱼的剪子，又快又狠。她家是村里最早装上电话的，因为他儿子在县城供销社当了小干部。每次有人借电话，她都要翘着兰花指，摆出一副施舍的架势。

那年王大伯的儿子结婚，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浪潮，县城里流行起＂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做嫁妆。王家虽不富裕，但也攒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新娘子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风光体面。

村里人都来捧场，家家户户送来红纸包的＂份子钱＂，少则两块，多则五块，都是真金白银的心意。喜宴设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几张拼起来的八仙桌，红纸剪的＂喜＂字贴得到处都是。

酒过三巡，杨大妈喝得脸颊通红，不知为何，突然指着七十岁的王奶奶鼻子骂道：＂吃我们家的，还装什么清高！当年要不是我们家接济，你们早饿死了！那年闹灾荒，谁家的高粱面救了你们一家子？现在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

王奶奶当场晕倒，老人家瘦弱的身子像秋风中的落叶，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抬回家休养。喜宴顿时鸦雀无声，新郎新娘站在那里，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那时的农村，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宁可打断骨头，不可伤了和气＂是祖辈传下来的处世哲学。但有些伤，已经伤到了心窝子里。

不到一个月，王大伯就带着儿媳和几个简单的行李站在村口的槐树下，说要去南方打工。大家都知道，他是受不了那口气。

＂爹，我去送送大伯吧。＂我央求着舅舅，那是个夏天的清晨，露水还挂在田埂的野草上。

村口的公路上，一辆拖拉机改装的客车等着，车厢里挤满了南下打工的年轻人。王大伯的儿子王建军站在车门口，手里拿着两张硬纸板的车票，眼中满是对远方的期待与对家乡的不舍。

＂阿强，你要好好念书，听奶奶的话。＂王大伯摸着我的头，声音沙哑。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的红糖，塞进我的衣兜，＂给奶奶熬水喝，补身子。＂

就这样，我和舅舅留下照顾王奶奶。大伯临走时，眼眶通红却一句话也没说，只给我们寄了个南方的地址，说会定期汇钱回来。

那个夏天特别漫长，蝉鸣声从早叫到晚。我帮着奶奶喂鸡、浇菜园子，看着她一天天憔悴下去。

我家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据说有百年历史了，树干粗得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奶奶每天都要坐在树下看村口那条泥巴路。初时，她会拄着竹拐杖站在村头等信，后来渐渐地只在槐树下坐着，手里总捏着一封已经翻旧的信。

那信封已经被折叠得起了毛边，字迹也模糊了。是王建军寄回来的第一封信，上面写着他们一家三口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火车，终于到了深圳。

＂建军找了个厂子上班，月工资有九十块呢。＂奶奶炫耀似地告诉每一个来串门的邻居，眼里满是自豪，却忘了擦拭眼角的泪水。

夏去秋来，院子里的柿子树挂满了橙红色的果实，像一个个小灯笼。奶奶摘下来晾晒，做成柿饼，说是等建军回来吃。

＂阿强啊，你说他们会回来吗？＂王奶奶经常问我这个问题，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远方，仿佛那条泥泞的村路尽头，随时会出现亲人的身影。

我总是点头，虽然心里也没底。十岁的孩子，只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安慰老人。

奶奶有个旧木箱，上锁的那种，木头都有些发黑了，上面还有些精细的雕花，是她年轻时的嫁妆。舅舅告诉我，里面装着大伯家每次寄回来的信和汇款单。

有一次，我起夜看到一道微弱的光从奶奶屋里透出来。透过门缝，我看到奶奶在煤油灯下翻看那些信，灯光昏黄，映照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她一边看一边用粗糙的手指抚摸信纸，像对待最珍贵的宝贝。

＂娃他爹要是活着，看到建军这出息，该多高兴啊...＂奶奶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舅舅告诉我，王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因病去世了，那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连口饭都吃不上，更别说看病吃药了。

每当这时，我就特别想念从未谋面的王爷爷，想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和村里其他老人一样，闲来无事就蹲在村口的大树下抽旱烟，讲那些年轻时的故事。

转眼进入九十年代，村里陆续通了电，装了电视机。每到晚上，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闪烁着蓝光，播放着《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这些热播剧，大家的谈资也从村里长短变成了荧幕上的人物。

村里人也渐渐少提王大伯一家的事，仿佛他们从来没存在过。但流言还是有的。

＂听说杨家小子今年高考又没考上，第三次落榜了。＂隔壁李大爷叼着烟袋锅子，眯着眼睛说。

＂可不是嘛，他爹那个小煤球生意也做砸了，赔了好几千呢！＂王婶子接茬道，声音里有种难掩的快意。

＂早些年不是挺得意的吗？仗着有个在县城当干部的儿子，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这下可好，报应来了！＂又有人添油加醋。

我不信这些，但每次看到杨大妈经过我家门口，都会故意放慢脚步，眼神复杂地看向我家院子。她似乎苍老了许多，背也驼了，不再是那个趾高气扬的样子。

直到我上高中那年，舅舅才告诉我当年的真相。原来王奶奶年轻时借给杨大妈家五十块钱救命，那可是五十年代的五十块啊！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十多块，足够买下小半头牛了。

＂那年杨大妈家里闹病，她男人得了肺炎，县医院说得住院打针。＂舅舅点燃一支红塔山香烟，慢慢地讲，＂当时村里谁家有现钱？你奶奶掰开了藏了多年的私房钱，五十块整，都是攒给你大伯上学用的。＂

＂后来呢？＂我急切地问。

＂后来杨家度过难关，翻脸不认账，还说是你奶奶硬塞给他们的，不必还。＂舅舅的眼神里有愤怒，也有无奈，＂那钱，本是奶奶给大伯攒的学费啊！因为这事，你大伯初中没念完就去当了学徒工。这笔账，欠了几十年了。＂

＂奶奶从来没提过这事，她说钱财都是身外物。＂舅舅叹气道，眼里满是敬佩，＂可人心都是肉长的，哪能不痛？＂

1998年，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正准备去报到，奶奶却病重了。医生说是心脏不好，还有些并发症。我休学回家照顾她。

那个春天特别冷，连老槐树都没发新芽。奶奶躺在土炕上，身下垫着她亲手缝的花布被子，上面还留着她多年的体温和气息。她的眼睛却总是盯着门外，像在等待什么。

我知道她在等什么。她在等一个从未放弃的希望。

夜深人静时，我能听到奶奶的呢喃：＂建军，你快回来啊，娘想你了...＂

我偷偷写信给大伯，寄到十年前的地址，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那里。信中，我把奶奶的情况如实相告，恳请他们能回来见奶奶最后一面。

出乎意料的是，大伯回信了，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他在信中说会立刻动身回来，字迹急促得都连在了一起。信封里还夹着一张汇款单，一千块钱，那时已经是笔不小的数目了。

三天后，一辆崭新的面包车停在了我家门口。邻居们纷纷出门张望，这在我们村子还是稀罕事。大伯下车时，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扎进皮肤里的刀痕。

儿媳妇李淑芬抱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小女孩，应该有七八岁了，扎着两条小辫子，怯生生地看着这个陌生的村庄。

＂这是你小妹妹，叫小雨。＂李淑芬轻声介绍。

王建军则拎着好几个大包小包，里面装满了南方带来的礼物。罐头、糖果、水果，还有一台小巧的彩电。

他们站在院子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二十年的离别，让曾经熟悉的一切变得陌生。

＂妈！＂大伯一进屋就跪在了炕前。

炕上的奶奶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像秋天地里的枯草，随时会被风吹走。她的眼睛却亮了起来，苍老的手颤抖着摸索到儿子的脸。

＂建军，真的是你回来了？＂奶奶的声音微弱，像风中的烛火。

＂是我，妈，是建军回来了。＂大伯紧紧握住母亲的手，眼泪无声地滚落。

奶奶瘦弱的身体微微颤抖，伸出手摸着儿子的头，眼泪无声滑落：＂你们...都好吗？＂

＂都好，都好着呢。我们在深圳买了房子，开了个小厂，做玩具的，挺赚钱。小雨在那边上学，成绩好着呢。＂大伯哽咽道，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向母亲汇报这些年的成长。

＂好，好...＂奶奶轻轻点头，脸上终于有了笑容，＂我就知道，我的建军有出息。＂

当天晚上，全村人都来王家串门，看望这个＂暴发户＂一家。村长还特意带了一瓶二锅头，说是给建军接风洗尘。

大家围坐在炕头，听王建军讲南方的见闻。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那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北方小村庄的人无法想象的世界。

＂深圳那地方，楼比咱县城的那个粮库还高！＂王建军比划着，眼里闪烁着自豪。

小雨怯生生地躲在妈妈身后，不敢与这些陌生的乡亲们对视。她穿着鲜艳的红色连衣裙，脚上是闪亮的皮鞋，与我们村的孩子形成鲜明对比。

＂小雨，唱首歌给太奶奶听。＂李淑芬鼓励女儿。

小雨清亮的童声唱起《小燕子》，奶奶眼中满是慈爱与骄傲。

更让我惊讶的是，第二天杨大妈来了。她站在门口，局促不安，手里攥着一个旧布袋。她明显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十年前深了几倍。

院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王建军的脸色变得僵硬，手里的烟捏得紧紧的。

＂进来坐。＂奶奶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王婶子，我...我来看您了。＂杨大妈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的眼神飘忽，不敢直视任何人。

奶奶示意她进来，拉着她的手说：＂大妹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这辈子，能见一面是一面。＂

杨大妈突然跪下，这个曾经趾高气扬的妇人，如今像折断了脊梁一样：＂这些年，我心里一直不安宁。那五十块钱，我攒了五十年的利息，都在这里了。＂

她解开布袋，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票子，还有一些金首饰。

大伯一把将东西推开：＂我家不差这点钱！＂

＂建军！＂奶奶的声音虽轻，却有一种不容违抗的力量，＂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原谅别人，而是原谅自己。＂

她又转向杨大妈：＂大妹子，你的东西收回去。那五十块钱，我早就不记得了。＂

杨大妈泣不成声：＂我对不起您啊！这些年，我家一直不顺，儿子考学不成，丈夫生意失败，我知道是报应啊！＂

＂别这么说。＂奶奶虚弱地摇头，＂人有福有祸，自有天定。钱是身外物，带不走的。＂

杨大妈擦干眼泪，从布袋最底下掏出一张泛黄的借条：＂这是当年您写的借条，我一直留着，不是为了不还钱，是因为...心里有愧啊！＂

奶奶接过那张薄薄的纸，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却依稀能看到＂借＂字和＂王氏＂的名字。

＂我早就忘了还写过这个。＂奶奶轻声笑道，然后让我点火，将那张借条烧了，＂从今往后，咱们两家和和气气的，别再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

杨大妈像卸下了千斤重担，连声道谢离开了。

那之后的几天，奶奶的精神好了许多。她让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件贴身的旧棉袄，从夹层里取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拍摄于七十年代，照片上的奶奶还很年轻，站在王爷爷身边，怀里抱着小小的王建军。

＂这是你爷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奶奶抚摸着照片，眼神温柔，＂他是个好人，勤劳，老实，从不与人争执。＂

一周后，奶奶走了，走得很安详。在她的葬礼上，全村人都来了，连多年不和的几家人也放下了芥蒂。杨大妈主动帮忙张罗丧事，脸上的愧疚与解脱交织在一起。

埋葬完奶奶，大伯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是二十年前写好却没寄出的。他在奶奶坟前读道：＂妈，儿子不孝，带着一家人远走他乡。不是不想您，而是心中羞愧。一个大男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保护不了...＂

信中讲述了他们刚到南方时的艰辛。住过防空洞，睡过马路边，吃了上顿没下顿。夫妻俩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手指被机器压得变形。好几次想回家，却因为＂没有出息＂而坚持留了下来。

＂直到94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桶金，开了个小作坊。现在厂子有两百多工人，都是老乡。我本想接您一起去享福的，可又怕回来面对当年的事...＂

大伯的声音哽咽，不知不觉中，同样年老的杨大妈也站在了一旁，默默垂泪。

春天的风吹过麦田，掀起一波波绿浪。奶奶的坟头上，我们种下了一棵小槐树，希望它能像家里那棵老槐树一样，守护这片土地。

回家后，我终于打开了奶奶给我的蓝布包。里面是一沓大伯寄回的汇款单，每一张背面都写着同一句话：＂妈，儿子很好，您保重身体。＂

还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里面是奶奶记录的点点滴滴。有关于庄稼的，有关于天气的，有关于村里琐事的，但最多的是关于大伯一家的只言片语。

＂今天收到建军的信，他说小雨会说话了，叫爸爸了。＂

＂建军寄了三百块钱回来，我存着，等他们回来用。＂

＂梦见建军回来了，醒来才知是梦。＂

二十年，那么多信，那么多思念，却只有这一句话反复书写。奶奶的笔记本里，记录的不仅是对儿子的思念，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坚韧。

大伯决定不回深圳了，而是留在村里，修缮老屋，补偿这二十年的亏欠。他用积蓄在县城买了房子，打算把我接过去念高中。李淑芬也计划开个服装店，把南方的时尚带到这个小县城。

小雨很快适应了乡村生活，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跑跳打闹，摘野果，捉知了。她天真的笑声在奶奶的院子里回荡，像春天的嫩芽，带来新的希望。

王建军把那本发黄的笔记本珍藏起来，那是母亲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他说有一天要把这些故事讲给小雨听，让她知道她的太奶奶是个怎样伟大的女人。

槐树又开花了，风吹过，花瓣落在新翻的土上，像一场无声的祝福。大伯说他不走了，要留在村里，补偿这二十年的沉默。

正如奶奶常说的那样：＂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深的隔阂，一天天也能化解。人活一辈子，不过是一场相遇与离别，重要的是心中始终装着彼此。＂

来源：沙滩上编织的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