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喂，兄弟，再借我五块钱呗！明天我姐夫来队里，说是带了一堆家乡特产，够咱哥几个改善生活了。"王建国又凑过来，盯着我那装津贴的信封，搓着手嘿嘿直笑。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借钱了，算上之前的，已经二十多块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可不少，够买十几斤大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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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兄弟，再借我五块钱呗！明天我姐夫来队里，说是带了一堆家乡特产，够咱哥几个改善生活了。"王建国又凑过来，盯着我那装津贴的信封，搓着手嘿嘿直笑。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借钱了，算上之前的，已经二十多块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可不少，够买十几斤大米了。

那是1978年的夏天，闷热得很。我们这批老兵已经接到了复员命令，大家都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宿舍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氛，既高兴又不舍。

"成，借你。不过记住了啊，下周我就得回老家了，这钱你可得还我。"我叹了口气，从被子底下摸出那个攒了好久的布袋子，数出五块钱。王建国是我们班出了名的大嗓门，人缘特别好，来自河南，总能不知从哪弄来稀奇古怪的好吃的。

"放一万个心，保证还你！我姐夫来了肯定带不少钱，到时候一次性还清。"王建国使劲拍着胸脯，那劲头好像欠我的是五分钱而不是二十多块。

那几天我忙着给家里写信，收拾行李,办退伍手续,哪还顾得上这点钱。直到临走前一天晚上，我才想起来这茬事。

"老王，明天一早我就坐车走了，你那钱..."我不太好意思地开口，毕竟是战友一场。

王建国一拍脑门，着急地说："哎呀，我姐夫临时有事没来成。这样，你把家里地址留给我，我过两天就把钱寄给你，一分不少！"

看他那急得直挠头的样子，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当时农村哪有什么电话，我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家里地址，交给了他。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背着那个破旧的行李包，和战友们一一告别。王建国特意起了个大早，非要送我到大门口的站点。

"老李，真舍不得你走啊。这些年多亏了你照顾。"他递给我一包花生米，"钱的事你放心，最多一个月，保证到你手上！"他使劲拍着我的肩膀，眼圈都红了。

我笑着推了他一把："行了，咱又不是不认识了，以后有机会我去你们河南转转。"

就这样，我坐上了那辆破旧的绿皮火车，踏上了返乡的路。那时候的火车，慢得像蜗牛,从辽宁老家到我们驻扎的地方，倒了三次车，足足走了三天两夜。车上挤得连脚都没法伸直，还好带了点干粮。

回到老家后，我很快就投入到了生产队的农活中。刚回去那会儿,还真不太适应。在部队养成的习惯，早上五点多就自动醒了，被子还是下意识地叠成了"豆腐块"。家里人都笑话我："咋的，回来还带着当兵那股劲呢？"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王建国的消息。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到了秋收季节，我已经把这事给忘到脑后了。说实话，那二十几块钱虽然不少，但想想在部队那几年的交情，也就不那么在意了。当兵嘛，最值钱的就是那份兄弟情。

冬天来了，北方的冬天特别冷。一天下午，我正在家里烤火，生产队长来敲门，说县里的农机站在招人，问我有没有兴趣。

"听说他们要找会修理的，你在部队不是修过车嘛？比在地里刨食强多了。"队长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

我心里一动。在部队时，我在汽车连当过两年修理工，对发动机、变速箱这些还真有点经验。

"行，我明天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去了县城。农机站的站长姓张，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干脆利索。

"听说你在部队修过车？"张站长打量着我，递过来一支烟。

"是，在汽车连当过两年修理工。"我接过烟，有点紧张地回答。

"行，那你先试试，干得好月底就开工资。现在农村都要用拖拉机，技术人员紧缺。"

就这样，我成了农机站的一名修理工。工作虽然累，一到春耕秋收时节经常加班到半夜，手上总是油乎乎的，但比起在生产队刨地要强多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固定工资，每个月能拿到四十多块钱，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年关将近，家家户户都忙着置办年货。一天下午，我正在修一台老旧的手扶拖拉机，突然有人拍我肩膀。一回头，差点没认出来——是王建国！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脸上的肉比在部队时胖了一圈。

"老李！可算找到你了！"王建国兴奋地拉着我的手，声音还是那么洪亮。

我又惊又喜："你小子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王建国挠着头笑："可真把我折腾坏了。先是按地址寄了钱，结果退回来了。后来打听到你们公社，又打听到你来县里工作了。"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给，欠你的二十五块钱，一分不少！我可是顶着风雪来还钱的，你小子得请我吃顿好的！"

看着那个装满钱的信封和王建国那张笑得跟锅底一样黑的脸，我心里暖融融的，这小子千里迢迢就为了还这二十五块钱，真有他的。

"走，今天我请客，咱哥俩好好喝一杯！"我拍拍他的肩膀，带他去了县城唯一一家能喝酒的小饭馆。

在饭馆里，我俩要了两个硬菜，一瓶白酒，边喝边聊。王建国告诉我，他退伍后被安排在乡里的供销社当售货员，日子过得还不错。

"哎，对了。"王建国突然神秘地压低了声音，"县里化肥厂要扩建，需要招技术工人，待遇比农机站好多了。我姐夫在那当科长，要不要我帮你引荐一下？"

我一听就心动了。当时化肥厂是县里最大的企业，是"国营单位"啊，有食堂，有宿舍，还有工会组织的活动，进去就是"铁饭碗"。待遇自然比农机站要好得多。

"真的假的？那太好了！"我连忙道谢。

"那当然，我可不是吹牛。"王建国嘿嘿一笑，"这不是来还钱，顺便来帮你找个好工作嘛！"

第二天，王建国就带我去了化肥厂。他姐夫姓孙，是生产科的副科长，四十多岁，人挺和气。看了我的退伍证和在农机站的工作后，当场就拍板让我过完年就来报到。

"你小子运气不错啊！"回来的路上，王建国得意地说，"本来厂里就剩最后一个名额了，多亏我姐夫帮忙，不然早被别人顶走了。"

我心里既感动又有点愧疚："当初在部队，我还怀疑你会不还钱呢。"

王建国哈哈大笑："我王建国虽然爱开玩笑，占点小便宜，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再说了，咱们是战友，这么多年同吃同住的交情，这点信任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战友？"

1979年春节后，我正式进入化肥厂工作。刚开始是在车间当普通工人，干的都是些搬运、装卸的活。但凭着在部队养成的作风，干活从不偷懒，遇到困难也不怕苦不怕累，我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记得有一次，车间的一台进口压缩机突然出故障，眼看生产就要停滞。维修班的师傅们围着看了半天也没找出问题。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想起在部队修汽车时的类似情况，就大着胆子提了个建议。没想到真解决了问题，从那以后，车间主任就对我另眼相看了。

三年后，我被提拔为小组长，又过了两年，成了车间副主任。虽然只是个小干部，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我们化肥厂也进行了技术改造，引进了一批新设备。因为我表现突出，厂里派我去上海学习新技术，那可是头一次坐飞机啊，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学习回来后，我被任命为技术科科长，成了厂里的中层干部，负责全厂的设备维护和技术改造。这对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小伙子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每次想到这些，我都会想起王建国。如果不是他当初千里迢迢来还那二十五块钱，如果不是他介绍我进化肥厂，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不同。这二十几块钱虽然不多，但却是改变我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后来王建国也有了出息，从乡里的供销社调到了县商业局，当上了副科长。每年过年过节，我们都会约出来喝一杯，聊聊近况，回忆当年在部队的日子。

"记得咱们连队那个严厉的史班长不？听说现在当上团长了。"

"那个爱偷懒的张小六呢？上次听说在省城开了个小饭馆，生意挺好。"

"想当年咱们站岗，你差点睡着被连长抓到，罚你跑了十圈操场，哈哈哈！"

每次聊起这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简单却充满回忆的军营生活。站岗时望着满天繁星的夜空，食堂里排队打饭的长队，休息日里挤在一起看电影的情景，休息区里写家信时大家互相调侃的场面……

如今，我和王建国都已经退休多年了。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时不时约出来喝茶聊天。每当有年轻人问起我人生中的贵人，我总会第一个想到王建国。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看似很小的一个决定，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而真挚的战友情谊，则是这一切的基础和动力。

偶尔回想起那段军旅岁月，依然觉得温暖而珍贵。和战友们一起站岗放哨，一起训练流汗，一起偷偷加餐，一起挤在小收音机旁听新闻联播……那种纯粹的友情，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会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

讲真的，我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不是当上什么科长，而是拥有那些真心实意的战友情，特别是像王建国这样的好兄弟。

师友们，这个故事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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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李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