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么大的事情不和我商量，直接就转了三万块？你是不是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了？＂岳母抓着账单，脸上青筋暴起。

三万元的抉择

＂这么大的事情不和我商量，直接就转了三万块？你是不是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了？＂岳母抓着账单，脸上青筋暴起。

那一刻，我心如刀绞，却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个看似草率的决定。

我叫周家明，今年三十五岁，在县城一家国营电器厂做技术员。九十年代末的小城，下岗潮刚刚过去，我算是幸运的那一批，保住了＂铁饭碗＂。

三万元几乎是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在那个百元大钞还被人们称为＂腰斩＂的年代，这可不是小数目。

我和妻子李婉霞结婚三年，一直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这在当时很常见，既是经济原因，也是传统习俗。

我家在乡下，父亲早逝，只有母亲一人。我是靠母亲一个人拉扯大的，她织草鞋、卖豆腐、种地、打零工，把我从小学供到了中专。

那天早上，我刚进厂不久，保卫科的老李就匆匆跑来说有我电话。当时手机还是稀罕物，接电话还得去传达室。

＂家明，阿姨不行了，脑溢血，县医院，快来！＂电话那头，表弟的声音嘶哑急促。

我二话没说，向车间主任请了假，直接赶到邮局汇了三万元钱。这笔钱是我和婉霞结婚后的全部积蓄，原本是计划明年买房的首付。

岳母孙桂芝是老师，岳父王德林是供销社的会计，在当时算是体面的工作。岳父为人随和，岳母却性格强势，家里大小事都是她做主。

＂钱都转了？都转了？＂岳母瞪大了眼睛，声音拔高八度。

＂妈，阿姨病了，手术急需用钱。＂我低着头解释，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滑落。

＂你娘家比我女儿重要是吧？攒了几年的钱，说转就转！＂岳母指着我的鼻子，声音里满是愤怒，＂你要是个男人，就该把钱先交给媳妇，让她做主！＂

厨房里，婉霞低着头洗碗，碗碟相撞的声音刻意放大，想盖过客厅里的争吵。那些搪瓷碗碟是我们结婚时的嫁妆，如今已经有些磕碰。

岳父坐在藤椅上抽烟，＂大前门＂的烟雾在他干瘦的脸上缭绕，眼神飘忽不定。他总是这样，在妻子面前不敢吭声。

＂妈，我...＂

＂别叫我妈！我没你这样的女婿！＂岳母打断我，＂这个家你是待不下去了，趁早走人！咱不稀罕你这个女婿！＂

说着，她一甩袖子，进了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那一刻，只听见婉霞放下碗筷的声音，然后是她轻微的脚步声。她走进我们的小卧室，我听见抽屉开合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她拎着我们的行李袋走出来。那是结婚时买的蓝格子帆布袋，上面印着＂美满幸福＂四个字，如今有些褪色。

＂婉霞，你干什么？＂岳母不知何时又打开了房门，惊讶地看着女儿。

＂妈，阿姨对家明很好，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现在她病了，我们不能不管。＂婉霞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您说要他走，那我们就一起走。＂

岳父终于开口，＂桂芝，你先别急...＂

＂你少说话！＂岳母瞪了岳父一眼，又转向婉霞，＂你也要跟他走？你忘了咱们家是怎么供你上的师范？他们家能给你什么？就那个破旧的农村老房子？＂

婉霞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整理行李。她的动作很慢，却很坚决。

我站在一旁，心如刀绞。我知道婉霞有多爱这个家，她是家里的独女，从小被捧在手心长大。我也知道岳父岳母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

＂婉霞，你跟他走了，以后别想再回来！＂岳母的声音哽咽了。

婉霞抬起头，眼里含着泪水：＂妈，您不也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阿姨含辛茹苦把家明养大，现在她病了，我们不能不管。＂

夜里，我们住进了厂里的单身宿舍。那是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间，墙壁发黄，一张铁架床，一张旧桌子，和一个衣柜就占了大半空间。

婉霞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光。我们刚刚从医院回来，母亲已经做了急诊手术，情况暂时稳定。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坐在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

她摇摇头：＂我不后悔。你妈是个好人，当初我们结婚，她把攒了一辈子的钱都拿出来给我们做嫁妆，还说＇闺女过门就是自家人＇。＂

我记得那天，母亲把一个红漆木盒交给婉霞，里面是她一生的积蓄，一万二千块钱。那时候她笑得那么开心，说终于等到了儿子成家的这一天。

＂可是那三万块钱...＂我犹豫着开口。

＂那是我们共同的钱，你有权决定怎么用。＂婉霞靠在我肩上，＂我只是希望妈能理解我们。＂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医院。母亲苏兰芝躺在重症监护室，脸色苍白，手上插着输液管。主治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我坐在病床前，握着母亲的手。她的手粗糙干瘦，上面布满了老茧和皱纹。这双手曾经织过多少草鞋，磨过多少豆腐，耕过多少田地，只为了让我能有一个不同的人生。

＂妈，你一定要好起来。＂我轻声说，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婉霞站在我身后，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她刚才已经跟护士长打好招呼，让我能在重症监护室多待一会儿。

下午，我回到厂里上班，婉霞留在医院照顾母亲。车间里，同事们都知道了我的事情，有人偷偷塞给我红包，有人带来自家做的饭菜。

＂家明，挺住啊，大家都支持你。＂老王拍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包＂中华＂，这在当时可是奢侈品。

＂谢谢，老王。＂我接过烟，心里一阵温暖。

车间主任找我谈话，说可以预支我两个月的工资。我感激地点点头，却没有接受。已经欠了同事们太多人情，不能再欠厂里的。

三天后，母亲终于转入普通病房。我和婉霞守在病床前，看着她虚弱却平稳的呼吸。

＂大夫说再观察几天就没事了。＂婉霞小声对我说，＂就是以后要按时吃药，不能太劳累。＂

正当我握着母亲的手发呆时，病房门被推开了。我抬头一看，愣住了。岳母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保温桶，身后是欲言又止的岳父。

＂妈...爸...＂婉霞惊讶地站起来。

病房里一时陷入诡异的沉默。婉霞想说什么，却被岳母的眼神制止了。

＂手术...顺利吗？＂岳母艰难地开口，声音里没有了往日的强势。

我点点头，不知该说什么。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岳母走到病床前，看着昏睡中的母亲，眼神复杂。她放下保温桶，轻轻打开盖子，一股浓郁的鸡汤香气立刻弥漫在病房里。

＂我熬了一宿的老母鸡汤，你妈醒了给她喝，补身体。＂岳母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和婉霞都惊讶地看着她。这个平日里强势的女人，此刻竟然如此温柔。

＂谢谢妈。＂我感激地说。

岳母摆摆手，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突然说：＂六十年代末，我妈得了肺炎，当时条件差，医药稀缺，我走了三十里山路去县城借钱买药...＂

她的声音哽咽了，眼里闪烁着泪光：＂那时候，连个担架都没有，是村里人用门板把我妈抬到县医院的。那一路，我听着妈妈的咳嗽声，心都碎了。＂

岳父在一旁默默点头，想必他也记得那段艰难的岁月。

＂那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岳母抹了抹眼角，＂你妈把你一个人拉扯大不容易，我...我不该那么说话。＂

我感到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

岳母从兜里拿出一个红包，放在床头柜上：＂这是我和你岳父的一点心意。你妈醒了，就说我们来看她了。＂

我哽咽着想道谢，岳母却摆摆手：＂咱们都是子女，都懂这份心。＂

就在这时，母亲的手指动了动，慢慢睁开了眼睛。

＂家明...＂她虚弱地叫着我的名字，然后看到了站在一旁的岳父岳母，有些惊讶。

＂妈，这是婉霞的爸妈，来看您了。＂我赶紧解释。

母亲费力地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谢谢...谢谢你们...＂

岳母突然握住了母亲的手：＂大姐，你别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那一刻，我看到婉霞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窗外，初春的阳光穿透薄雾，洒在病房的地板上。我突然觉得，这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温暖。

出院那天，我推着轮椅，婉霞和岳母一左一右搀扶着母亲。岳父提着行李，走在最后。医院的台阶很陡，我们小心翼翼地移动着。

＂慢点，别摔着了。＂岳母紧张地叮嘱，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母亲恢复得不错，但医生说需要静养一段时间。问题来了，我和婉霞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条件简陋，不适合照顾病人。

正当我发愁时，岳母开口了：＂就接到我们家住吧，有我和老王照应着，也方便。＂

我惊讶地抬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妈，这...＂婉霞也惊讶地看着母亲。

岳母摆摆手：＂都是一家人，别那么客气。再说了，咱家有空房间，条件也好一些。＂

就这样，母亲住进了岳父岳母家。原本紧张的家庭关系，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病变得和睦起来。

岳母每天变着花样给母亲做饭，从鲫鱼豆腐汤到猪肝粥，样样精心。岳父也经常陪母亲下象棋，两人竟然成了忘年交。

一个月后，母亲的身体基本恢复。一天晚饭后，大家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春晚重播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欢声笑语不断。

＂家明，婉霞，我想和你们谈谈。＂岳母突然关小了电视音量，表情严肃。

我和婉霞对视一眼，心里有些忐忑。

＂你们那三万块钱，我和你爸商量了，我们出一半，帮你们补上。＂岳母说，＂再过两年，咱们一起凑钱给你们买套房子。＂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婉霞握紧了我的手，眼眶湿润。

＂桂芝，你...＂母亲也惊讶地看着岳母。

岳母笑了笑：＂大姐，你别多想。这孩子们不容易，我们做父母的，能帮就帮一把。＂

＂那...那我也有积蓄，虽然不多...＂母亲说。

＂您的钱留着养病，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岳母坚决地说。

那一晚，我们四个人围坐在小餐桌旁，喝着岳父珍藏的＂茅台＂，说说笑笑，就像真正的一家人。

窗外，春雨淅沥，打在梧桐树的叶子上，发出轻柔的声响。我想起婉霞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家是避风的港湾，不是避人的孤岛。＂

三年后，我们真的买了房子，是单位分的福利房，两室一厅，虽然不大，但足够我们一家人住了。母亲和岳父岳母经常来我们家小住，带带刚出生的孩子。

那个曾经引起风波的三万元，早已被更多的爱与理解所取代。在那个物质还不算丰富的年代，我们收获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病房里的场景：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病床上，照亮了三个女人的脸——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我的岳母。她们的眼神里，都有着同样的东西——爱与包容。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家不是由血缘决定的，而是由爱心编织的避风港。就像村里老人常说的那句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亲上加亲才是真亲家。＂

如今回想起来，那三万元的抉择，不仅仅是关于金钱的选择，更是对亲情与责任的选择。而正是这个选择，让我们的家庭变得更加坚强和温暖。

岳母后来常说：＂家明啊，那时候我是气糊涂了。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管的人，能对谁好呢？你做得对，我们都欠你一声＇对不起＇。＂

而母亲则总是笑着回应：＂桂芝，过去的事就别提了。能遇到你们这样的亲家，是我和家明的福气。＂

时光荏苒，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们，早已不再为三万元发愁，但那次危机中显现的亲情，却成为我们家庭最珍贵的财富，伴随我们走过风风雨雨。

每当夜深人静，我都会感谢那场看似不幸的意外，它让我们这个家庭，从互不理解到彼此包容，从猜疑对立到相互扶持。

正如婉霞常说的那句话：＂家和万事兴，一家人就该一条心。＂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那三万元，最终换来的不只是母亲的健康，还有一个更加和睦的大家庭。这，大概就是生活给我们的最好礼物。

来源：舟里抚箫的雅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