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李白杜甫的龃龉、“二元对立”的雏形

摘要：张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为两个古人特别写了一章：The Twin Stars of Tang Poetry，谈的“唐诗双星”李白、杜甫。

张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为两个古人特别写了一章：The Twin Stars of Tang Poetry，谈的“唐诗双星”李白、杜甫。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张教授看重李、杜的友谊，所以这一章之中，设有Li and Du:In Friendship and in Comparison 一节(p.123-131)。

不过，这一节征引的个别诗篇，突显了李、杜二人在诗观方面的“龃龉”。

张隆溪教授说：

Du Fu was the best in writing regulated verses and he crafted his poetic lines so carefully and painstakingly...We have seen Du Fu’s portraiture of Li Bo as a “tipsy immortal” to whom poetry comes by naturally :“For a jug of wine, Li Bo can write a hundred poems.” Li Bo happened to have a picture of Du Fu as well, entitled “To Du Fu in Jest” which was obviously written with a sense of humor and drew a caricature of Du Fu as working so hard on his poetry that he became almost emaciated:

On the Fanke Mountain I bumped into Du Fu,

Under the midday sun, he wore a hat of bamboo.

Why are you so thin since we last met, I asked.

It must be too hard in working your verses through.

孟棨《本事诗》

“To Du Fu in Jest” 就是《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见于孟棨《本事诗》)

然而，张教授在前面说过：Since Li Bo and Du Fu departed in Yanzhou, Shandong Province, in 745, they never had a chance to meet again, … (p.129)

换言之，745年在山东兖州分道扬镳后，李、杜就再没有机会重逢，那么，这On the Fanke Mountain I bumped into Du Fu （饭颗山头逢杜甫）是真有其事？会不会是他人向壁虚构的？所谓 the Fanke Mountain，在何处？

杜甫写诗，讲究锤炼字句，反复推敲，如他在《解闷》中所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表明他刻苦执着，甘愿为一句好诗而呕心沥血。

日本静嘉堂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

另一方面，杜甫眼中的李白形象，见于《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所谓“愧葛洪”，是说李白炼丹未成；“空度日”，暗示徒劳无功。

清人仇兆鳌认为：“赠语含讽，见朋友相规之义焉。”（《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42）。近人闻一多也认为此诗“带着讥讽的语气问”（闻一多《唐诗杂论》，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版，页113）。

看来，杜甫讽李白，也是有形迹可寻的。

《戏赠杜甫》表达了李白对杜甫作诗的讥嘲、挖苦？还是如张隆溪教授所言，体现了李白的幽默感？

公元745年兖州之旅后，杜甫困居长安

饭颗山，相传在长安一带（董希平等评注《本事诗》，中华书局2014年版，页105）。“饭颗山”李杜相遇，是李白入翰林院时期的事？“逢杜甫”是在李杜同游鲁地之前？

董希平等评注《本事诗》，中华书局2014年版。

可是，李杜相识在洛阳，当时李白已从翰林院放还（安旗等编著《李诗咀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页155），而杜甫未入长安。

744年夏，李、杜初遇于洛阳，其后，二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高适参与。学者多认为，李白745年离开兖州后南下吴越，747年北上幽燕，与745年前往长安应考的杜甫并无交集（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页4117）。

杜甫747年应试落第后困居长安，李白则在长安以外的地域漂泊，所以，地理上李、杜难以重遇。

杜甫现存诗中有10馀首提及或怀念李白（如《春日忆李白》《梦李白二首》），但均无李杜重逢的暗示，反而充满对李白漂泊的牵挂，例如: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遥隔千里。

又如，杜甫说“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梦李白》）：老杜担忧李白漂泊江湖的安危。这侧面印证李、杜没有再见面。

因此，这“饭颗山头逢杜甫”之事，真的出自李白之笔吗？

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

“饭颗山之遇”如果真有其事，或在李、杜游山东之前?

晚唐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已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盖讥其拘束也。 (李学颖标点《本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17)。

孟棨《本事诗》四库全书本

这就是说，李白作诗，不像杜甫那般拘束于诗律声调。孟棨引此“戏杜”之诗，为了是映衬李杜之异，为了彰显李白才逸气高，不爱受诗律所拘束。

孟棨引录“戏杜”之诗后，接着写“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似乎暗示，唐玄宗知道这“戏杜”之诗，就看重高逸的李白，而且安排李白入翰林院。

如果是这样，李白哪一年获玄宗征召？

李白应诏入长安、供奉翰林，是发生在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的事。

将李白的年谱和杜甫的年谱对照，我们得知：李白入翰林院，事在742年秋—744年春，李白身在长安，而杜甫742年仍在齐赵漫游，未至长安。

《李白年谱》

“饭颗山”始见于何处？

李、杜相识于744年夏天的洛阳，此前二人无交集。洛阳有“饭颗山”吗？

我们查阅《元和郡县志》《河南志》《洛阳县志》等历史地理文献，得知：洛阳及周边（如偃师、巩义、孟津等地）均无“饭颗山”这地名。

《戏赠杜甫》未收入宋刻本《李太白全集》，最早见于晚唐的《本事诗》，很可能是后人伪托李白之名所作。

若《戏赠杜甫》为伪作，则好事者虚拟出“饭颗山”实亦不足为奇。虚拟的山名，没有人能证实、也难有人能证其必伪。

笔者判断，《戏赠杜甫》所写的“逢”不大可能指李杜在洛阳初相识，因为，“借问别来太瘦生”明明说到“别来如何如何”，意思是“我们分离以来……”。如果是刚相识，是不会说“别来……”的。

刘文典《杜甫年谱》援引《遣怀》《昔游》，指杜甫744年秋游梁宋是和李白、高适“相从”，而不是在杜甫偶然在梁宋和李白高适相逢（刘文典《杜甫年谱》，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页16）。

刘文典《杜甫年谱》

孟棨《本事诗》成于晚唐五代，此时距离李杜生活的时代已远，书中所录《戏赠杜甫》出于中、晚唐人伪讬的可能性不能抹杀。

《本事诗》的本意：李高于杜

查考“饭颗山”的出处，词书上多说“饭颗山”典出《本事诗》。

不过，古书上也不是全无“饭颗山”之迹。宋人所编《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记载：“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刘昫等《旧唐书・文苑传》。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版，页4)。

《旧唐书》史官所据史料之中，或有孟棨的《本事诗》？只是《本事诗》说的“戏”，在史官的眼中却对杜甫很不利：“龌龊”是狭隘、不舒展﹔“讥”、“嘲诮”表示不屑、看不起。

龚方琴《本事诗与本事诗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版。

史官“龌龊”“嘲诮”之评，鄙视杜诗之意甚重，和张隆溪教授所说的was obviously written with a sense of humor （有幽默感）大相径庭。

可见，同一首诗，《旧唐书》史官和张隆溪教授各取一边。张隆溪教授可以解释为李白幽默，然而孟棨的原义恐怕是：论写诗，李胜杜。

未能排除《戏赠杜甫》伪作之疑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说：“〔杜甫〕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逦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州，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1701 )。

唐肃宗时（758年），杜甫因上疏为房琯辩护，触怒了肃宗，被贬为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州区）司功参军。759年，杜甫弃官西行，携家人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

洪迈的意思应该是：杜甫被贬为州级属官后，流落西部，后来入蜀(西南部)，不大可能和李白相遇。洪迈判定“饭颗山头”诗是好事者所作。

1953年，洪业(William HUNG)在一番辨析后，得出结论：

We must, therefore, accept the judgment of the best of scholars on these poets, that this poem is spurious. (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39)。

所谓spurious, 意思是：虚假、伪造、不可靠。

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 (Kōjirō YOSHIKAWA) 同样主张《戏赠杜甫》非李白之作（《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07。此书日文版据筑摩书房1968年《吉川幸次郎全集》第5卷编成 )。

到了1980年，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出版，此书虽据王琦注本录入《戏赠杜甫》，但是，校注者指出：王琦本中此诗录自《本事诗》，清刊本《李诗通》(胡本) 则将此诗归入于附录（《李白集校注》2016年版，页2003）。

由此可见，瞿蜕园、朱金城态度审慎，对《戏赠杜甫》的来历做了必要的说明，并未深信此诗为真品。

关键是：孟棨《本事诗》从何处录得《戏赠杜甫》？

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将《戏赠杜甫》列入书中的第三十卷“宋本集外诗文”，并推测：“此诗当为天宝四载之作”(页4117)。

然而，天宝三载（744年），杜甫与李白才初遇于洛阳。天宝四载（745年），李杜一同东游。洛阳以东的地域，何处有饭颗山？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人能明确答案。

《李白集校注》

同样，李白研究和杜甫研究的专家，哪位能讲一讲天宝四载李、杜二人登“饭颗山”的缘由？饭颗山(即使真的存在)又不是什么名胜古迹、宗教圣地……

2022年，薛天纬检索《全宋诗》，找到包含“饭颗山”的诗有39首之多，借此证明在宋代诗人心目中李白《戏赠杜甫》的文献真实性（薛天纬《李杜重逢饭颗山——关于李白“三入长安”的再讨论》，载《唐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页37-48）。

但是，39这数据只说明“一些宋人相信”，无法说明《戏赠杜甫》的来历无可疑。

论者或据《唐摭言》所录“李白诗行”异文（长乐坡）为推测之依据。然而，《唐摭言》是五代的王定保所纂（成书于后梁至后唐时期），现存最早版本应该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柯山书院刻本，书中所记中唐以前事或有传闻之误，例如《唐摭言》卷十三所谓“〔太白〕会草答蕃书，笔不停缀”即可存疑，因为唐朝外交文书由中书省专职起草，翰林供奉无此职权。

《唐摭言》

《戏赠杜甫》是李、杜友谊的“见证”？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认为《戏赠杜甫》非伪作。

郭沫若只申说作诗可以是苦事、为作诗而消瘦也是不足为奇的，所以，《戏赠杜甫》所写，无不妥。

可是，对于“饭颗山”在何处？李白何时在此山遇见杜甫？李、杜为什么同时到“饭颗山”去？郭沫若都没有面对，也没有解说。

无论如何，郭沫若认为，《戏赠杜甫》反映李白对杜甫没有恶意。诗题中的“戏”字，郭沫若断定是后入擅自增加的。

1962年郭沫若参加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会，其开幕词题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

郭沫若说：“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景云编《关于评价历史人物问题: 杜甫问题讨论集》，新加坡万里书局1977年版，第 145 页）。

大约过了九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不再认为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改为抑杜以扬李。

《李白与杜甫》全书以“扬李”为基调，于是，作《戏赠杜甫》的李白（假设真是李白所写），在郭沫若眼中笔下，并没有“讥”、“嘲诮”老杜 (《旧唐书》语)，相反，郭沫若声称诗句反映李白对杜甫关怀备至。

张隆溪教授也和郭沫若一样，认为《戏赠杜甫》无恶意。

郭沫若的解释，对张教授有没有影响？也许难说有或无。张教授The Twin Stars of Tang Poetry的说法，可能和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偶然巧合，正如两个人同时使用“双峰并立”不能说明什么。

黄国彬《中国三大诗人新论》

一扬一抑、“二元对立”的雏形

《戏赠杜甫》的出现，可能是好事者为了抬高李白而拿杜甫作诗“苦”、为诗“瘦”来衬托李白之不凡。

相传李白见崔颢《黄鹤楼》后作“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二句，也可能仅属传说（见于南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一。元代《唐才子传》将这故事扩充。参看周勋初《李白评传》）。

宋代文人严羽推崇崔颢《黄鹤楼》。严羽《沧浪诗话》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宋代出现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计有功编《唐诗纪事》卷二十一“崔颢”条），可能是出自好事者，为凸显崔颢的成就而虚构(?)李白叹服。

世人多强调李白洪才河泻，作诗不假思索、自然而成，这和杜甫的精思锤炼是截然相反的。张教授的书中也有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p.141)

杜甫曾推许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在《赠李白》，另一版本题为《忆李白》）。所谓“飘然”“俊逸”都给人李白作诗不拘执、不着意、不造作的印象。

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

孟棨将《戏赠杜甫》编入《本事诗》中的《高逸第三》，所谓“高逸”是指李白，卻暗示杜甫欠高逸、与高逸相反。这是李杜二元对立的雏形。

域外学者谈李杜，也沿袭这“拘束／高逸”的分野，例如英国学者Arthur Cooper (1916–1988) 说：

Poetry in the West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end to move from "rules" to "freedom"... (Arthur Cooper, Li Po and Tu Fu: Poem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Penguin Books, 1973)。

Arthur Cooper, Li Po and Tu Fu (Penguin Books, 1973)

Cooper 说的是：到了十八世纪，在西方，写诗从拘守法则("rules") 转向容许自由( "freedom" ) ，所以，李白看起来更像现代诗人。

事实上，李白古风的句式长短变化、打破格律束缚，启发了美国新诗对自由诗体（free verse）的探索。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 –1972）等人将李白视为“自然诗人”，庞德《神州集 / Cathay》一书中以李白诗为最多（参看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页148。)

E. Pound, Cathay. Legare Street Press, 2022

庞德的李诗翻译也多以意为主，用自由诗体，不讲究韵律。

李白作诗，真的不怎么费力？“天然去雕饰”？接下来，我们探讨李白会不会修改他自己的作品。

李诗异文，出自李白本人?

高逸、不拘束只是李诗的一个面向，而不是全部面向。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指出：李白诗歌多“别本异文”，在全部唐诗中显得很突出。

陈尚君倾向认为，“别本异文”很大一部分为李白本人所改，即有可能几种不同文本都出李白本人手笔。

陈尚君对李白诗的研究揭示，李白很可能对于自己诗歌反复修改（参看陈尚君《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分析》一文，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5期，收入陈尚君《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陈尚君《李白怎样修改自己的诗作》一文，载《古典文学知识》2022年第2期）。

陈尚君《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陈尚君所论，有实例为据，例如：敦煌藏经洞所出P.2567号卷子所录李白诗43首与通行本李诗有别、《古风五十九首》与《感兴八首》重合者可判出高下……。

因此，如果有人假设李白写诗毫不费力、不必修改，那未免把李白看得过高，将李白过度神化。

专研李白诗的薛天纬（曾任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指出：敦煌写本《惜罇空》应是李白早期创作的文本，而今传宋本《将进酒》则是李白的定稿（李白付讬于族叔李阳冰，编入李白诗集《草堂集》）。

陈尚君认为各种异文可能都出李白本人手笔。台湾学者黄永武《敦煌的唐诗》则倾向论述敦煌卷子所录李诗的价值较高。

黄永武《敦煌的唐诗》，台湾洪范1987年版。

文学文化的研究不可废

抄录、传播、异文等问题，都与文学作品的载体、物质媒介有关。

美国学者Stephen Owen编纂文学史首重“文学文化”，例如，他注意文学作品的载体、物质媒介、书写技术、印刷方式、编纂者选择等等。

张隆溪教授却对Owen的撰史宗旨有微言。

张教授认为文学史应该“专注于分析作品本身” （张隆溪教授语。另参本系列的第四十三篇洪涛《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一文，载“古代小说网”；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文学史书应以作品为中心，这个主张自然有其道理。

高岛俊男《李白と杜甫》有一章“李白の文学と杜甫の文学”

不过，从上面的讨论我们认识到：物质条件足以左右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状态，涉及诗篇异文、改写、后人擅改甚至伪作等关键问题。因此，文学文化的研究实亦不可偏废，否则“作品本身”可能失去基础——《戏赠杜甫》如果是伪作，还要将它系于李白名下吗？

清人龚自珍的疑心很大。龚自珍认为现存千多首李白诗，只有122首是真品（参看：宇文所安撰、贾晋华译《盛唐诗》，三联书店2004年版，页142)。

“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 这个词的内涵所涉甚广，普通人可能感到不好掌握。本文的注重的是“文学文化”的一个焦点：我们现在读的文本来自何方？文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背景中)形成的？

《静夜思》案例引出两大可能性

即便是“国民唐诗”《静夜思》，也有异文：首句有作“床前看月光”，第三句有作“举头望山月”。

孙洙《唐诗三百首》所录的《静夜思》，一般认为是“民间口传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静夜思》仅四句，而传世版本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某些异文有没有李白本人修改的遗存？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当然，明代才首次出现的“李诗异文”，不大可能是李白本人的改笔。这说明后人“代李白执笔”的情况是存在的（例如明代的编书者擅自改动诗句）。

安旗、薛天纬等《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20年版。

既然如此，《戏赠杜甫》会不会也是好事者“代李白执笔”写出来的？

另一方面，薛天纬讨论《静夜思》异文问题带出了另一个重点：“李白《静夜思》，句句有来历”。

薛天纬指出：李白融会前人月夜思乡作品如《古诗十九首》、曹丕诗、晋朝乐府民歌、谢朓诗来结撰自己的诗句（薛天纬《李白诗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薛天纬的结论是，《静夜思》的创作过程中李白也须调动“文化储存”（薛天纬《李白诗解》，页382）。

换言之，李白写诗未必是自然天成、一挥而就。

总结

本文的讨论说明了《戏赠杜甫》所写“重逢”之时空等信息，皆无考（尤其是饭颗山）。因此，饭颗山“逢杜甫”之事，可能是抑杜者虚构的。更审慎的学人，会推测此诗很可能是伪作，目的是扬李。

在《戏赠杜甫》自身嫌疑未能尽释的情况下，此诗岂可取为李杜友谊之证？迳将《戏赠杜甫》当成是李白之作，把“饭颗山相逢”当成“文学事实”写入史书，是不够严谨的。

《杜甫集校注》

姑且悬置《戏赠杜甫》的真伪问题，《本事诗》之中《戏赠杜甫》表达“李白”对杜甫苦吟锤炼（拘束）的“关注”，作者想张扬李白之“逸”，隐然透出以杜甫烘托李白之意。

《旧唐书》将这微旨强化成李白“自负”、李白“讥甫龌龊”、“饭颗山之嘲诮”。因此，李、杜之间的“龃龉”在宋代史官笔下变得更清晰。本文题目所说的“龃龉”，主要是指诗观上的差异和不同心态。这种差异可能是后人故意强调的。

“高逸”和“龌龊”代表两种不同的诗观。

明末清初王夫之论诗，强调“以意为主”，反对“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推许写诗要“自然拾得”（参看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夫之的诗学主张有别于苦吟、死守诗法的那一套诗观。

王夫之撰，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明代杨成著、王用章编《诗法源法》可以代表以规则、技法论诗之作的一派。张教授似乎也将杜甫归为这类诗人。张教授说：Du Fu ... worked on his poetic lines with diligence and artistic skills (Zhang 2023:141)。diligence 是“谨慎”，应该是指杜甫作诗，谨守法度。

杜甫本人对李白和李诗，其实没有多少抵触，相反，杜甫推崇李诗的言论溢于言表，例如《春日忆李白》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可谓推崇备至。

别人拿李诗杜诗来对比、分高下，其实和杜甫本人没有多大关系。

杜甫卒后三十年内，未有令名。据说，到九世纪初才有人将“李杜”并称（参阅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Quirin Press, 2013. Chapter 11.）。

民国以后，论李、杜诗，世人往往使用新的“二元对立”：李白代表“浪漫主义”，而杜甫代表“现实主义”。新的“二元”偏重指涉李杜诗篇的内涵和诗风，虽然“浪漫 / 现实”仍与创作手法有关。

在文学史论述中，浪漫、现实之分曾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文学史书中大行其道。这种“对立”至今还没有完全“退潮”。

张慧玲《李杜之争与宋代杜诗地位的浮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

附记一：文学史，不应是文学化的历史

孟棨《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此书所记皆属实？

《本事诗・情感》记载崔护因题诗“人面桃花相映红”而使女子患病而亡。后来又因崔护恸哭，女子死而复生（董希平诗评注《本事诗》，中华书局2014年版，页69）。这种詭异事是有可疑的。

余才林《唐诗本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文学史书如果采入小说情节，那就成了“文学化的史书”。文学化的史书，内容真实性成疑。这对史书的公信力有害无益。

相关的论题，请读者参看：洪涛《采小说情节入史书——女词人・绝佳之作・层累之弊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一) 》一文，载“古代小说研究”2024年8月3日。

附记二：李白“摆去拘束”

孟棨《本事诗》的《戏赠杜甫》带出一个重点：杜甫作诗，较“拘束”。

然而，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赞许杜甫：“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并比较了李杜异同：“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参看：郭自虎《元稹与元和文体新变》，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