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幼名利助，字俊辅，号春亩。

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幼名利助，字俊辅，号春亩。

日本长州（今山口县西北部）人，日本近代政治家，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第1任、第5任、第7任、第10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

还担任过日本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公爵。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的出生背景与其日后权势形成了戏剧性反差。他出生于日本长州藩（今山口县）的贫农家庭，原名林利助，其父被下级武士伊藤家收为养子后，才获得武士身份，成为江户时代最低阶的足轻武士。

在等级森严的德川幕府体制下，这样的出身几乎注定了边缘化的人生轨迹。

然而，年轻的伊藤在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中接受了启蒙教育，这里成为培育倒幕志士的摇篮，也点燃了伊藤的政治抱负。

伊藤博文

1863年，伊藤的人生迎来关键转折。他与井上馨等五位长州藩青年被秘密送往英国学习现代海军技术，成为日本历史上著名的 “长州五杰” 。

在伦敦留学期间，伊藤目睹了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文明，同时经历了萨英战争（1863年）的炮火震撼。英国舰队为报复萨摩藩杀害英商事件，炮轰鹿儿岛。

当得知长州藩也遭英法荷美四国舰队炮击（下关战争）时，伊藤毅然中断学业回国。

这段经历塑造了伊藤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开国进取成为他毕生信奉的治国理念。

伊藤博文早期成长关键节点

倒幕运动中，伊藤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追随木户孝允等倒幕领袖，参与推翻德川幕府的军事行动。明治维新后，伊藤在大久保利通的提携下进入权力核心圈。

1871年，他作为岩仓使节团副使再度赴欧美考察，历时一年十个月，系统研究西方政治制度。

德国首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宪法必须根植于国家传统”的理念成为其日后制宪的指导思想。

日本传记作家久米正雄评价：如果他早生10年，或许只是萩城的一个农民；又如果他迟生10年，恐怕不过做了长州派的一个幕僚罢了。

正是明治维新这个特殊历史节点，使这位市井之徒得以登上国家巅峰。

伊藤博文

1882年，伊藤博文率团赴欧洲进行宪法考察，重点研究德国宪法体系。在柏林，他与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深入交流，后者强调“宪法不应迎合民主口味，而必须根植于国家传统”的观点深得伊藤认同。

在给国内同僚的信中，伊藤直言不讳地批评崇拜英美宪法的倾向：“青年书生渐啃洋书……若欲施行之于实地，则为浅薄浮浅之见”。

这种实用主义制宪理念成为明治宪法的基石。

伊藤博文家族

经过七年酝酿，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正式颁布。该宪法设计体现了伊藤博文精巧的权力平衡术。

伊藤和日本内阁大臣

明治宪法中的天皇权力结构

伊藤创立的政党内阁制同样具有矛盾性。

1885年他废除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度并四度出任首相（1885-1888、1892-1896、1898、1900-1901）。

1900年他创立政友会并自任总裁，开创日本两党政治先河。

但这一体制暗藏致命缺陷：军队独立于内阁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这种行政优先的设计虽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却埋下了军部失控的祸根。

伊藤本人对这种体制缺陷心知肚明，但自负地认为“只要有他在政坛掌舵，一切都不是问题”。

历史学者伊藤之雄在《元老》中指出，伊藤晚年曾计划改革这一体制，但1909年的暗杀中断了他的努力。

随着明治元老凋零，军队凭借帷幄上奏权不断压迫内阁，最终导致下克上的军国主义狂潮。

伊藤博文

1894年，伊藤博文内阁发动甲午战争，这是他大陆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

作为日本对朝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伊藤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不请自来地派兵入朝。

在突击汉城王宫、扶植亲日政权后，他命令日军在丰岛海面偷袭清军运兵船，挑起战端。

整个战争期间，伊藤作为最高决策者坐镇广岛大本营，直接参与所有重大战略决策。

战争中，伊藤展现出狡黠的外交手腕。

旅顺大屠杀发生后，面对国际舆论压力，他授意外务省“竭尽颠倒黑白、贼喊捉贼之能事，利用各种无耻手段欺骗世界舆论，粉饰日本的侵略战争”。

1895年4月17日，伊藤作为日方全权代表，与清廷重臣李鸿章在下关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

谈判中关于台湾交割的对话成为历史经典：

李鸿章：“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藤博文：“尚未下咽，饥甚”

此语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帝国的贪婪本质。

条约不仅迫使清廷割让台湾、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归还），更索取2.3亿两白银赔款（含赎辽费），相当于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

尤为深远的是，《马关条约》终结了中朝千年宗藩关系，使朝鲜“独立”为日本控制下的傀儡国家，为日后吞并铺平道路。

战后伊藤博文竟成为部分中国维新派的崇拜对象。

伊藤博文在朝鲜担任总监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伊藤以私人身份访华，维新派官员纷纷上书建议光绪聘其为“客卿”甚至首相。

刑部主事洪汝冲奏称：皇上如能縻以好爵……则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贵州举人傅夔更明确主张“封伊藤博文为相”。

9月20日，光绪在勤政殿以亲王之礼接见伊藤，请教变法方略。

伊藤表面应承，私下却对日本使馆人员表示：“我看总署诸公，未必以变法为然……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

这种矛盾态度反映了伊藤对华政策的功利主义本质，既觊觎中国资源，又警惕西方干涉。

伊藤博文在朝鲜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彻底控制朝鲜。

伊藤博文被任命为首任韩国统监，开始实施系统的殖民统治。

1907年他迫使高宗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剥夺朝鲜外交权，解散军队，将司法、警务纳入统监府管辖。

当高宗派密使赴海牙和会求援事件暴露后，伊藤竟逼迫高宗退位，扶植纯宗李坧为傀儡皇帝。

耐人寻味的是，伊藤在朝鲜问题上展现出一定的克制态度。

伊藤博文和朝鲜纯宗李坧为傀儡皇帝

他反对激进派主张的“日韩合邦论”，在1909年阁议中公开表示：合并是长期的问题。

这种立场源于其现实主义考量：一是顾忌美俄等列强反应；二是担忧过早吞并会加剧朝鲜反抗；三是主张渐进殖民更符合日本利益。

但这种相对温和的立场激起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不满。

1909年10月，伊藤为调解日俄在东北势力范围赴哈尔滨。

临行前他赋汉诗抒怀：“万里平原南满洲，风光阔远一天秋。当年战迹留余愤，更使行人牵暗愁”。

诗中透露出对东亚局势的忧虑。

10月26日上午9时，当伊藤在哈尔滨站台检阅俄军仪仗队时，朝鲜义士安重根突然冲出连开三枪。

身中数弹的伊藤在被抬往医院途中留下遗言：我遭此不测，实属遗憾……但望不因此事影响日韩亲善。

朝鲜族义士安重根

安重根出身朝鲜儒士家庭，早年参与抗日运动失败后，远走海参崴组建断指同盟。

行动前他断左手无名指关节，在太极旗上书“大韩独立”明志。

被捕后他从容宣称：伊藤是朝鲜民族之敌，十五条约（指乙巳条约）的元凶。

1910年3月26日，安重根身着民族服装英勇就义，临终遗言：东洋和平。

讽刺的是，这场刺杀反而加速了伊藤生前反对的日韩合并。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强硬派借“复仇”之名推动吞并。

1910年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签署，朝鲜彻底亡国。

伊藤之死成为日本政治的分水岭，随着这位“最稳健的舵手”离世，明治体制的平衡被打破，军部势力开始失控。

伊藤博文的历史评价充满矛盾张力。

在日本国内，他被尊为“明治宪法之父”、“近代日本的奠基人”；而在中韩民众眼中，他是侵略政策的主要推手。

其个人生活同样充满反差：座右铭“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传神刻画了这个风流政客的形象。

他不聚敛财富（死后遗产不足5万日元），却放纵情欲；他出身寒微，却攀至权力巅峰。

他主导的宪政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立宪国家；推行的殖产兴业政策加速工业化进程；建立的文官体系维持了行政效率。

但另一方面，他策划的对外扩张政策将日本引向军国主义道路。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巨额赔款和殖民地，军部势力恶性膨胀。伊藤生前尚能凭个人威望制约军部，其死后“失去伊藤的日本陆军沉了”。

义士安重根

伊藤博文遇刺成为东亚历史的转折点。

在朝鲜，亡国后的抗日运动从义兵斗争转向武装独立军；在日本，山县有朋等军国主义势力主导政局，加速对华侵略步伐；在中国，维新派通过日本经验反思改革路。

更具历史讽刺性的是，刺杀伊藤的安重根被中韩尊为“义士”，孙中山题词“功盖三韩名万国”，章太炎誉其为“亚洲第一义侠”；而伊藤却被大韩帝国追谥“文忠”。

2014年哈尔滨火车站建立安重根义士纪念馆时，中日韩再现历史认知冲突。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斥安为“恐怖分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问：如果说安重根是恐怖分子，那么靖国神社里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算什么？

这场外交风波印证了伊藤博文留下的历史伤痕仍在影响东亚国际关系。

伊藤博文的一生恰是日本近代化的缩影，从边缘到中心的崛起之路，交织着文明开化与殖民扩张的双重轨迹。

其政治遗产的复杂矛盾，正是近代东亚历史困境的集中体现。

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或许更能理解中江兆民对伊藤的经典评价：“才子小人之绝顶”，才略盖世却难掩其历史局限性。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