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八年，我们在沦陷区中，除了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以及五洋杂货发生恐慌之外，其他的情况，有一个时期，因为人口集中，可以说繁荣到了极点。有钱人的奢侈生活，也疯狂到了极点。一般生意人，因为囤积居奇，发财容易，所以也着挥霍无度，因此，舞场的生意特别发达，游乐场、书场、
抗战八年，我们在沦陷区中，除了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以及五洋杂货发生恐慌之外，其他的情况，有一个时期，因为人口集中，可以说繁荣到了极点。有钱人的奢侈生活，也疯狂到了极点。一般生意人，因为囤积居奇，发财容易，所以也着挥霍无度，因此，舞场的生意特别发达，游乐场、书场、电影院、越剧场以及话剧场，场场满坑满谷。这种情况，是上海有史以来所未见的。
前方的战事，到此时期，人们已不大关心，不过人人怀有一种心理，认为"抗战必胜"，因此有钱的人大多数都做着"今天有酒今天醉"的美梦，即使做了汉奸也不例外。
荒淫无度 赌注巨大
落水做汉奸的，老实说来，哪里是为了谋求和平或是为了救国。最初还煞有介事地出版了几种报纸，汪精卫发表了几篇文章，如《举一个例》等，又特地创立了一家蔚蓝书局，出版书籍七八种，这种书多数是赠阅的，但是这家书局的门市部，顾客杳无一人，不久也就成为官方的一个报销机关，再也不见有什么新书出版了。
汪派的报纸，有一张叫做"中华日报"，初时还有一些销路，后来在报摊上连看都看不到了。一般小汉奸们，生活并不宽裕，大汉奸们就阔气了，一部分人喜欢赌，赌的进出数目都是骇人听闻，本来上海有几个出名的豪赌客，人数不多，但是汉奸们豪赌就不同了，他们用老法币或储备票来赌，还算是小儿科，夜夜总有几处地方都是用美钞来赌，后来爽性用黄金来赌，以大条（黄金十两）、小黄鱼（黄金一两）为赌注，一夜间的输赢，动辄讲几百两，甚至上千两，这种赌的场面，当然不是在普通旅馆中，而是在专门为这班人而设的俱乐部中。
这种俱乐部，有些有名称，有些以门牌号码为标记，别处限制用电，独有他们夜夜灯光通明，如同白昼。我只听得人家说有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去参加过。
我的岳父家住在法租界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在这条路中段就有一座豪华的花园洋房，门口停着不少豪华的大汽车，我就觉得有些奇怪，（这座住宅胜利后成为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官邸）因为这时上海的私家车已经很少，何以这里有这么多的车辆？别人就说，这是大赌客潘三省的住宅，潘以做内河轮渡起家（即上海到苏州、镇江或汉口，在长江一带来往的中型客轮），在沦陷期中勾结了日本人，日本人特许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口开设一家赌场，里面的规模，比旧时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一百八十一号还要大。这家赌场是公开营业的，凡是市民都可以进去，这里面摇骰子、派扑克牌以及拨轮盘等，应有尽有，职员一部分是年轻的女性，有几个后来成为交际花和电影明星。
潘三省因经营赌场，积储了不少作孽钱，又在巨泼来斯路自置住宅，成为一个不公开的俱乐部，是专门用来招待日方和大汉奸的，里面设有一座戏台，时时邀请评剧、申曲、越剧、评弹等轮流演唱娱宾。潘的妻子王吉即曾在这台上和程继仙演《贩马记》。顾竹轩从北平请了李少春来上海，尚未登台，潘先要李少春演《战太平》，那是李少春北上拜余叔岩的代表作，顾竹轩起先不肯，但一听潘三省是招待周佛海的，哪里敢违拗，其实周佛海爱看的戏，是筱玲红演的《打花鼓》，等李少春演《战太平》的时候，周佛海早已拥了筱玲红进入密室了。潘三省家里同时还供应若干美貌女子，只要有什么中日权贵赴宴，潘三省便向各舞场选召著名红舞女到他家里来陪客人，这些舞女，每来一次，可以收入一大沓钞票，因此舞场兴起一种风气，认为得潘公馆之召是有面子的事，这笔浩大的开支，完全出于潘三省的私囊，客人可以不花分文。
这个不公开的俱乐部中，不但有中西厨房，并且还特设日本厨房。当时上海市面上的洋酒已极稀见，但是在潘三省家中，各国的名酒一应具备，任由贵客取饮。那时上海最风行的话剧，也到潘家的舞台上去演堂会，话剧素称前进，但慑于潘三省的声势，不敢不演。
日本人最高兴到这种地方，三杯酒落肚，就动手动脚，丑态毕露，原来狰狞的面目，也一变而为小丑模样，而且必定会拍掌唱歌，每个人都吃到七颠八倒，这时早把所谓皇军的"尊严"抛入九霄云外，这般的宴会，时时通宵达旦，不以为奇。
潘三省为了讨好日本人，还提供具备各式装置的小房间，有些是设有鸦片烟榻，有些是榻榻米，有些特备席梦思床，这些房间作什么用途呢？明眼人也不必细说了。
大汉奸们也在招待之列，所以由南京来的什么部长、什么院长，只要一到上海，潘三省就专车迎迓，接到他的私家俱乐部去。如周佛海玩弄女性向来是老手，但是他怕老婆，从来不敢纳妾，但在潘三省的撮合之下，他居然将筱玲红藏之金屋，后来他家庭间为此闹得天翻地覆，成为敌伪时期一件十分轰动的桃色新闻。
陈公博会写一手革命性的好文章，以前我对他的"革命评论"很是倾慕，向来认为他是一个学者，自从他做了伪府的上海市市长之后，情妇不少，大有醇酒妇人之意。曾经有一位发表"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言论的著名女作家和陈公博有染，陈设法配给她很多白报纸，作家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顾盼自喜，文化界一时传为笑谈。还有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也成了陈的情妇。最后陈又染上了鸦片嗜好，烟量之大，高人一等，敌伪收尾几年，陈公博的私生活简直是荒淫无度。
至于其他一般汉奸，向民间搜刮得来的金钱，虽然数字可观，但花在女色、赌博上的数目也很惊人，所以胜利之后，大捉汉奸，有些固然富可敌国，有些汉奸却没有什么财富，早已花天酒地，花得不知去向了！
汪政府中大部分人过着这种荒淫无度的生活，这时代就产生了不少以交际为名，暗中操着皮肉生涯的女人，个个名气大得很。至于评剧界的坤伶，更是奇货可居，这是上海向所未有的怪现象，潘三省即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
汪派这么多的汉奸，搜刮了民间无数的财富，应该有些人会积些钱，但是后来枪毙的枪毙，入狱的入狱，很少人得到善终，如潘三省后来居然逃到香港，大家总以为他拥有巨赀，可以终老，谁知他已床头金尽，仅带来少数的钱，所有妻妾，早已先后下堂，他孑然一身，住在铜锣湾华都饭店。他旧时在上海，手下也有一班喽啰，算是他的小角色，此时仅有少数几个在香港经商，日常开支均由他们供给，起初住一间大房，不久就换了一间中型的房间，最后竟搬到一间很小的房间，是由一间工人房改装的，生活越来越紧张。当时要是急病而死，倒也死得干脆，谁知道他却跌了一跤，成为小中风，从此一手一脚动弹不得。这种病本来就不容易医好，而且他一发再发，卧在床上，很少人去探望他。我初来香港，住在铜锣湾舒潦涛街叔父王一吾家中，他是一位外汇掮客，认识的人很多，与潘三省也是老友，他常拉着我去替潘诊病，我一看潘的情况，血压奇高，而且在这种凄苦的环境中更是不利。
我对叔父说，这种病只不过是拖延时日而已，后来果然拖了好多日子。他还会说话，一开口说的都是他往年的风光财富，开赌时，赌场有四只落地的大保险箱（即夹万），一只保险箱专藏金条，被大条（黄金十两）小黄鱼（黄金一两）塞满，一只保险箱专藏美钞，数字巨大，一只保险箱专藏赌客押给赌场的珠宝钻石，还有一只存储法币与储备票，后来因为币制改变，除了大额的纸币之外，小额的就一捆捆堆在旁边地上。另外还有一间房间，专门储藏各色洋酒。谁知他后来潦倒到这个地步。但在我心中，对他无法寄予同情，因为在他经营赌场时，因赌而自杀的人不在少数，他沦落到这般地步，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后来，潘三省就死在华都饭店里。
行长吃粪 腾笑众口
有一段事情，当时尽人皆知，而这件事的一个当事人，曾经亲自到我诊所来看病，偶尔忆及，不可不记。
在伪政府当政周佛海全盛时代，汉奸们的话剧，一幕一幕，令人回忆不尽。那时节我在上海开业，这班人物因诊病关系，有时难免接触。
有一幕使人难忘的怪剧，就是周佛海在主持中央储备银行发行钞票之外，又投资在上海创立了一家复兴银行，委派他的心腹孙曜东做行长。这家银行调剂金融、搜购货物、囤积居奇，所以这位孙行长，算得上周氏手下极得宠的红人。
周佛海原是风流人物，历年来与许多妇女都有沾染，但是他的妻子杨淑慧凶悍异常，所以从来没有另筑金屋藏娇之想。有一年，周佛海竟一反常态，收纳坤伶筱玲红为外室，这件事，终被周妻侦查出来，而且查出这件事的牵线人就是那位孙行长。周妻在盛怒之下，以为周佛海在外如此，都是许多撮合逢迎的人促成的。
于是她想出一种极恶毒的办法，决定惩戒这位孙行长。她要筱玲红自愿与周佛海脱离关系，在立据之日，要孙到场。她则指使游侠儿"闹天宫福生"的徒弟跟在她身后，预备了香烟罐装的稀薄粪便，当面怒斥孙行长，数说他的罪行，说出关于拉拢撮合之事他应负其全责。孙行长正想声辩，不料这时一彪形大汉已取出满满一罐粪便，在周妻指挥之下，强制把粪便迎头劈面，作醍醐灌顶式的淋泼。同时，又有一些大汉拳打脚踢，孙行长闪躲挣扎，张口呼吸之际，免不得有粪便流入口中。孙行长是穿中装的，长衫撕破，眼镜落地，狼狈离去。周妻杨淑慧算出了一口气，但事实上这段孽缘的撮合人实在是潘三省，孙某人不过在场先闻其事而已，但因权利冲突，被人诬陷，于是闹出了银行行长吃粪的笑话。
事后，这位孙行长，在家请护士为他洗胃灌肠，但是这件事情瞬息传出，顿时腾传众口。
这位孙行长一向请我诊病，大家本来很熟。他向患两种病：一种是半边头痛，一种是长期胃病。关于头痛，屡经医治，没有痊愈，西医叫他拔除了好几颗牙齿，头痛依然未见痊好。胃病经我诊治后，日见好转。
这次他吃粪后，隔了四五天，邀我去诊治。他不讳言被人作弄的一幕，极忧虑吃粪后的呕吐、洗胃、灌肠会令胃病再发，而且他疑心粪便之中，可能有粪毒，会发生不良反应，引起什么离奇的病症，何况那次吃粪回家之后，自己拼命呕吐，吐后觉得胃部一直不舒服。他问我是否有粪便之毒，究竟对身体有无影响。
我就告诉他，粪便虽是极污秽的东西，但并不含有毒质。孙行长听了我的话，觉得很是安慰。我就替他处方调治胃部，免得他胃病重发，他的狐疑也就消散了。一天晚上，他又发生肌肉抽搐，全身震颤，因此急急地派车邀我诊治，我觉得他并无什么病状，这种抽搐现象，完全是精神紧张所致，简直是心理作用的反应，与生理病理无关。他提出许多问题。他听人说粪便会使人中毒，我说凡是小便大便积滞在腹内，停顿了几天或十多天时日，那么小便会发生尿毒症，大便会发生粪毒症，而你不过被人用粪便作弄了一顿，根本不可能发生中毒现象。
我看他惊惶过度，完全成了神经衰弱状态，失魂落魄，不知所措，因此我提供了一些关于粪便性质的资料，来解除他心理上的狐疑。
我说一切动物的粪便都是食物渣滓和胆汁的混合物，人类的粪便亦不例外。但是其他动物的粪便，在若干情形之下，还有医疗上的用途，我还举儿个实例出来，譬如：蚕的粪便，在医疗上称做"蚕砂"，是治小儿惊风的药物，蝙蝠的粪便，叫做"夜明砂"，可治疗青光眼，雀粪叫做"白丁香"，功能治疗破伤风症，鼠粪叫做"两头尖"，也是治小儿惊风的物。这许多动物粪便，都有解毒功能或用做治疗神经系统疾患。
这类东西在医生处方中虽很稀见，但在民间验方或单方上用得很多。据传说若干乡村间，还把牛的粪便晒干，晒到臭气完全没有之后，留做小儿高热惊风时煮汤应用。
人类的粪便，从来没有人把它作为医疗之用，但是以童子尿治疗吐血症候，是不足为奇的。我告诉他，你现在吃了一些粪便，仅是精神上受到痛苦，生理上是不会引起任何病症的。
这位孙行长听了我的话，把肚子里的疑虑扫除一空，大为高兴。他问我，何以动物粪便有治疗功效？我告诉他，大概就因动物本身的汁，含有解毒的功能，中国药物中，有几种病是要用胆汁来治疗的，譬如牛胆能治目赤、黄疸，羊胆治赤眼、流泪，猪胆治外科发炎，熊胆可解毒明目，蛇胆也能明目和治疗风湿症候，其中以牛胆作用最大，蛇胆的应用也很广，华南有许多人，是极喜欢吃蛇胆的。
这位孙行长听了我的一席话，就把他怀疑吃粪便会中毒的观念打消，我也欣然告别。
隔了一天，他疑虑又起，再请我去诊视和要求解释，我有些不耐烦起来，我切实告诉他，我生平治病，虽然没有见过一个病是吃粪的，但是我见过若干病人，从口中吐出粪便来，这是一种"交肠症"，近似西医所谓"肠套叠"的症候，这类病人，粪便不由下面排泄，乃从上面吐出，吐出的东西有剧烈臭味，就是粪便。这就证明也有人粪便留在胃中，而由口中吐出，我对他说，这种人与你的情形是仿佛的，并无任何粪毒酝酿的危险后果。
孙行长听了我这一次的解说，才认为完全满意，失魂状态完全消失，于是好久没有见过。半年后在交际场中遇见他，他轻轻地问我，他多年的头痛之患今已消失，是否粪便有解毒之功？我不再多说，只是含笑而别，但回家后，不免大大哗笑了一阵。
封锁新闻 苦闷万分
日本人进占公共租界之后，为了收买人心，整治秩序，市民们平时最痛恨的七十六号的枪杀行为，此时在租界内也暂时偃旗息鼓。
只有一件事，就是所有在租界上出版登载反日消息的报纸，如《申报》、《时事新报》、《晨报》等完全停止出版。直到日本人渗入之后，《申报》才由陈彬龢接收，他的背景是日本海军报道部，从此第一版上的社论专电以及一切电讯，都一面倒采用同盟社来稿，编排比日本人自己办的《新申报》还要媚日。但是这种报纸的新闻，都是歌颂日本军事的顺利，打一处胜一处，教人看了万分气恼。《时事新报》及《晨报》也经过改组，论调为之一变，不过亲日的姿态比较低些。
唯有一张《新闻报》，日军进占租界后，没有停版过一天，因为《新闻报》向来对政治新闻登得少，态度稳健，从不登激烈的反日新闻和言论，一向由吴蕴斋当总经理。吴氏是生意人，在商言商，不大谈政治，所以日军进占时，通知《新闻报》不要停版，依然照常出版，当然反日的新闻一点也没有。还有一张《时报》，向来以登社会新闻为主，也没有停版。
至于晚报，在日军进占租界之前，向来以刊载抗日文字为主，标题十分够刺激，其中以《大美晚报》最受读者的欢迎，因为每天有令人欢欣鼓舞的反日文字，即使七十六号枪杀了他们好几个人，《大美晚报》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直到日军进占租界，报纸的编辑人员才不得不撤走，因此《大美晚报》就停办了。同时还有一张大晚报也以反日为主，就在日军进占的当天停办了。
只有一张《华美晚报》，依然照常出版，因为主办人朱作同一向和日本人暗中声气相通，所以它依然独存，喜欢看晚报的人，只得改看此报。
汪派所办的《中华日报》，向来很少人看。看这种报纸，常会让人生出一肚皮气，真正的新闻是看不到的。因此，一般人只得听收音机短波，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新闻，并往往用"蚂蚁传"的方法奔走相告。那时有好多人失业，没有事做，大家就在家中聚谈，交换消息。
日本人进入租界之后，下了一个毒辣的命令，就是家里有短波收音机的人，都要将收音机送到各区警署，一律予以没收。
从前的收音机，都是很大的，小的也有一尺多高，其中装有灯泡式的真空管，普通的都是四灯机五灯机。我有一架巨型的落地收音机，是十四灯的，可以收听全世界的广播。
待到日军要家家户户交出收音机的命令发出，我也有些着慌，因为这架收音机放在客厅中，看起来很是富丽，舍不得交出，因此我只好把它内部的机器拆出来，藏了起来，另外找一个旧收音机的机件装进去，送交警局，拿到了收条，索还这只桃木的空壳。那架大收音机的桃木壳子依然放在客厅中以壮观瞻。这个换空箱的方法，我以为别人是想不到的，岂知很多人家都是用这个方法交差的，所以在无形中，短波收音机依然暗中存在，大家偷听短波，如中央电台、美国之音的消息，作为谈助。所以日本人在某处胜，某处败，上海人都很明白，只是因为在他们的铁蹄之下，不敢公然谈论而已。
贪污成风 上行下效
汪伪眼见日军在各地节节败退，逆料好景不常，在上的大肆搜刮，在下的也拼命捞，简直不成体统，其例不胜枚举，只谈我记忆中的一件事情。
记得日本人组织米统会，向乡间定了一个公价收购白米，这些米一部分被送到日本军队作军米，一部分作为市民配给米。内中有一个负责人叫后大桩，在产米区利用和平军强迫收购，收购的公价米与黑市米价格相差一倍多，乡下人恨之切骨，但也奈何他不得。后来他被民众纷纷控告，日军一查，果然查到实据，有几个大仓库堆满了白米，都是没有账目记录的，日军一怒，就把他扣留了，几经苦刑，后大桩只能招认，牵涉的范围很广，审问不过两次，就将他枪毙了。这个消息一传出，好多有关的人都远走高飞、不知去向，松江区的负责人是耿绩之，听到这个消息，也立刻用手枪自杀。（耿绩之原是上海市政府法文秘书。)
人们管押送煤球的休班警察叫煤球警察。禁止囤积米粮，就出现了休班警察押送米粮，名为白米警察。诸如此类的事情，市民也见怪不怪了。
最可怕的就是救火员，逢到有什么火警，救火车一到，首先要对业主"议价开喉"，起火的人家就立刻捧出现钞，毗连的房屋，无论是商店或住宅，都要出相当代价，才能免遭池鱼之殃。否则，他们不开水喉，任它烧成焦土。有些仓库，晚间无人看守，一遇火警，无法可施，只好由它去烧。类似这种事情，当时上海是尽人皆知的。
我总以为有许多事，往往言过其实，或是以讹传讹，都是传说而已。一天，深夜一时，电话铃声大作，一听之下，知道是哈同花园罗迦陵的大儿子罗友兰打来的（罗迦陵有一个外国儿子，六个中国儿子）。他非常着急地说："现在花园着了大火，救火车已到，一定要钱，讲妥要储备票一千万，我明知你不会有一千万，但是你能不能多少凑一些数目，或是有什么赌场朋友借一借。"我说："这个问题，叫我在深夜里向哪里去张罗。"他说："现在事关紧急，只要你带一张名片、一个图章，先来做一个保人再说。"说时凄凄切切，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我就披了衣裳，带了图章，那时车辆稀少，我只好求一个踏脚踏车的人，把我带到哈同花园。那人很热心，片刻之间，就带我到了目的地。
其实，哈同花园除了戬寿堂以及几处楼阁之外，都是园林建筑，但是居住的房屋，弯弯曲曲，里面住的都是哈同的子子孙孙亲亲友友。日本人进入租界之后，认为哈同是英籍犹太人，哈同花园是敌产，改归军方管理，每一房每月可领生活费军票一千元，那时一千元并不值钱，所以六房中国儿子，个个都穷得很，唯有用电是公家开支，而且不限度数，这六房为了节省起见，都把电炉摆在地上煲汤煮饭。
那天晚上，他们打牌至深夜，没有人照顾电炉，走火引起火灾，烧在许多屋宇的中间，我赶去哈同花园，罗友兰住的是前屋，距离火头还有三十多间，几个救火员的巨头，坐在他屋中正在饮酒，一看见我两手空空，没有钱带去，他们说要款项是一千万，即使打图章担保，许多弟兄也是不答应的，况且这些房屋多年失修，烧起来真像干柴一般，而且中间也没有通路，救火车开不进，水喉的皮带也没有这么长。谈话之时，罗友兰只是摇头叹息，顿足不已，后来他忽然想出一个办法说："要钱实在没有，不过我太太有玻璃丝袜三十双（这种丝袜，那时节在上海要卖储备票几万元一双），每位救火员送一双。"讲价的巨头倒有些心动，说："还有什么东西？"罗友兰说："我喜欢收集手表挂表，也有三十多件，可以每人送一件。"于是讲价的人说："算了，算了。"即下令各救火员把火头切断，其余也就不管了。
经过我亲眼目睹的事情以后，才相信传说的各项贪污事件，十有八九都是事实。
至于当时上海法院里法官的贪污情况，更是无法无天，只要有钱，屈者得直，直者可以变屈，所以大家有什么民事诉讼，决不告到法院，都是在外面相互自行了结，刑事案也都是讲钱的，即使人命出入，只要有黄金、美钞，都可以了结。
在公共租界法院对面有一家茶楼，是专门为刑事案子讲价的地点。出面讲价的人，都是些法院的"执达使"，数目讲定之后，就陪着当事人把钱送到法官家里去，只有拿不出钱的穷人，便重重地判他三年五年或是更多年，这是公开的秘密，也是任何人都知道的。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