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波兰总理图斯克而言，上个周末无疑是相当苦恼的。有着“波兰特朗普”之称的民族主义候选人纳夫罗茨基，以微弱优势击败了亲欧盟的自由派候选人特扎斯科夫斯基。这场选举失利，不仅折射出民众对图斯克政府愈发显著的不满情绪，更意味着本届政府在任期内推动重大国内改革的可能性几
原创 潮思
对波兰总理图斯克而言，上个周末无疑是相当苦恼的。有着“波兰特朗普”之称的民族主义候选人纳夫罗茨基，以微弱优势击败了亲欧盟的自由派候选人特扎斯科夫斯基。这场选举失利，不仅折射出民众对图斯克政府愈发显著的不满情绪，更意味着本届政府在任期内推动重大国内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归零。
毕竟，推翻总统否决权需要掌握60%以上议席，而目前的局势显然难以达成这一目标。图斯克在议会内寻求信任投票的做法，看似是试图重新获得合法性授权，实则更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慰藉。连图斯克的政治盟友、波兰议会议长都坦言，这一举措难以弥补选举失败所带来的冲击。
纳夫罗茨基的胜选，无疑是一场极具特朗普特色的胜利。作为一名前拳击手和足球流氓，纳夫罗茨基对建制派所设定的公共话语体系毫不感冒；换言之，和特朗普如出一辙，这套话语评价体系也难以左右选民对他的支持倾向。
在日益极化的政治氛围烘托下，此次投票率被推高至罕见的71.6%。然而，即便自由派倾尽全力，也未能阻止纳夫罗茨基踏入总统府。这一结局，无疑是特朗普主义在欧洲施展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生动写照。另外对乌克兰人而言，这不仅代表短期内加入北约，甚至连加入欧盟都成为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继上个月罗马尼亚民族主义保守派领导人西蒙总统竞选折戟后，纳夫罗茨基的胜选有力地证明了民族主义保守派有能力突破关键少数的桎梏，在欧洲主要国家构建起胜选联盟。这一成果，无疑为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保守派阵营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在过往的二元对立总统选举中，民族主义保守派往往陷入被中间派和左派联手打压的困境。匈牙利的奥尔班虽能长期执政，但匈牙利在欧洲整体格局中的体量相对较小。而纳夫罗茨基在欧洲第六大经济体波兰的胜选，则透露出欧洲民众心态的转变——他们逐渐接受民族主义保守派掌握主要国家话语权。
受此鼓舞，荷兰民族主义保守派领导人维尔德斯宣布自由党因庇护政策问题退出政府。或许在维尔德斯看来，波兰政治风向的转变预示着他作为荷兰最大政党领袖却被建制派拒于总理职位门外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
依笔者之见，西方政治右转的浪潮，不仅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自我反噬，更是对近代以来启蒙理性主义的宣战。纳夫罗茨基的胜选只是一个开端，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欧洲“特朗普”们向各国领导权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欧洲到底有没有右转
回溯至2016年，特朗普的意外胜选在自由派阵营引发了舆论震动。彼时，多数自由派学者并未将特朗普的当选视为一个深刻且持久的政治趋势，而是认为这只是民主制度下的一次短暂异常，自由主义世界的根基依旧稳固。
在我国，由于众多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学者秉持自由主义倾向，对西方普遍右转的解读也与西方学者如出一辙。笔者曾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中向部分著名学者提出过如何看待西方普遍右转的问题，时尚潮流（fashion）可能是当时大多数人心底认同的答案。
当然，到了2025年，大部分自由派学者可能放弃了fashion这一想法，转而进入到普遍的迷茫状态。著有《从埃德蒙·伯克到唐纳德·特朗普的保守主义》一书的科里・罗宾在面对特朗普普选票多数的现实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右翼民粹主义何以能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感到困惑。
此前，笔者便曾指出，普通自由派在首次失去自由派学术精英支持后，陷入了理论空白。他们试图凭借自身思考来填补这一空白，却反而对政治常识产生了更深的误解。从对拜登认知能力的盲目自信，到选前对爱荷华民调数据的过度关注，这些现象无不折射出自由派对“赢学”的病态追求。他们选择以更为激烈的民粹主义姿态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甚至部分学术精英也开始附和这种论调，呼吁对现行制度进行破坏性重建。
事实证明，建制派的支持者并不如他们自认为的那样理性，民粹主义也并非右翼的专属标签。在当下政治极化的环境中，笔者断言，左派和中间派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指责，最终会成为回旋镖，使其也深陷民粹主义之中。
对欧洲乃至西方右转的否认，恰是民粹主义自由派的典型表现。他们往往采用即时性解读来分析选举结果，忽视了历史性因素的关键作用。这种解读方式是否是近代自由主义构建超时空抽象原子化个体思想的后遗症，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更为现实的是，他们将选举简化为无时间性的输赢二元论。只要民粹主义保守派未赢得选举，便认定欧洲和西方没有右转。例如，德国选择党未获执政权，便断言德国未右转；英国工党凭借保守派分裂取得历史性大胜，便称英国未右转；罗马尼亚大选自由派候选人胜出，便认为罗马尼亚未右转。笔者对此不禁感慨，自由派支持者在传播阴谋论和民粹主义化方面，速度丝毫不逊色于他们所鄙夷的右翼民粹派。
问题是右翼民粹派没有获得执政权不等于欧洲没有右转。各国右翼民粹派政党支持率在最近十年的持续上升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右翼民粹派即便不是主要反对党（比如在法国、德国、奥地利），也扮演了关键少数地位（比如在葡萄牙）。更有甚者，部分国家的建制派为组建政府，不得不与右翼民粹派合作（比如荷兰和瑞典）。至于一个有着贝卢斯科尼作为右翼教父的国家，意大利的右翼民粹派已经上台执政。对绝大多数建制派而言，这种右转趋势是在十年前即便不是不可思议，也是难以想象的。
严格来说，掌握执政权固然是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方式，但右翼民粹派支持率的上升，已足以改变政治议题的焦点。欧盟的绿色环保议题为何逐渐被移民和安全问题所取代，欧洲各国建制派政府为何不断收紧非法移民政策，欧盟一体化进程又为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这些问题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即便未普遍获得执政权，右翼民粹派也能通过提升支持率，推动政治氛围向右倾斜。
当自由派还在为英国工党的多数席位优势大肆宣扬时，改革党的支持率早已攀升至31%，超出工党8个百分点。倘若今日举行大选，那些愈发民粹化的自由派或许不再强调工党的胜利，转而批判西敏制下，改革党以3成支持率获取过半席位的现象是对民主的扭曲。
随着纳夫罗茨基的胜选，欧洲右翼民粹派的信心将显著增强。经过十年的积累与沉淀，欧洲右转的趋势已难以被视作短暂的时尚潮流。它将伴随着自由主义霸权的进一步瓦解，持续积蓄力量。
启蒙之殇与蒋小姐们的道德优越感
如何分析欧洲政治的普遍右转，一直是学术精英和普通政治爱好者普遍关注的焦点，而新自由主义全球生产模式是被最多提及的角度。简而言之，在新自由主义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理论指导下，外来非法移民和产业空心化被视为中性化的廉价劳动力要素配置。
这种配置过程中，失意者的痛苦被普遍无视，进而催生出今日右翼民粹主义和自由派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果。这一点在最近的罗马尼亚和波兰总统大选中再次得到明确的印证。布加勒斯特和华沙成为了自由派的大本营，但广大的农村选区则压倒性投向右翼民粹派。
但如同笔者一直以来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全球模式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它更多决定的是今日对抗的表现形式之一。事实上罗马尼亚和波兰总统大选还揭示出另一个普遍趋势，即年轻人压倒性地支持反建制派人物，以及年轻男女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对立。新自由主义全球生产模式在其中的影响同样重要，但显然社交媒体同温层效应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韩国更是堪称全球年轻男性右翼保守派的最典型表现。在本次韩国总统选举中，年轻男性几乎压倒性地支持李俊熙和金文洙。
由此观之，笔者认为启蒙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才是真正主导今日西方世界普遍右转的深层原因。启蒙所催生的现代理性主义本质上一种普遍的还原论。它从其诞生其就以自然科学为目标，为政治创造出普遍法则，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它要将政治乃至一切变为科学。在这种普遍法则之下，学者才有资格宣称什么是政治上绝对的善与恶。
为了达到这种极致的普遍性，抽象和还原一切成为逻辑上必须的前提。无论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还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在这一层面没有本质区别。
问题是，这种被还原剥离掉一切特殊性的人实际上是一个空集，他没有祖国、没有家庭、没有性别，却奇怪地拥有一切各种自由主义所预设的逻辑思考能力和普遍均质化的理性最优选择。
从这一点看，新自由主义的绝对“理性人”是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准确戏仿。这种理性主义在逻辑上只能导向某种全球主义或者世界主义的想法，只是不同流派的全球愿景各有不同。
就像最近哈佛蒋小姐的自信发言，让网友们感觉充满一种莫名其妙和不谙世事的自信。在笔者看来，这种自信绝非单纯的无知。只看个体无意义，蒋小姐引发争议之后，我们会看到国内有不少拥护者，其中不乏所谓的知识分子。以群体观之，这是一种对启蒙理性主义的狂热信仰。
这种对理性正确性的绝对信仰赋予了蒋小姐们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在TA们看来，全球化必然正确，世界村也必须实现。反对者要么是阻碍进步的坏人，要么是目光短浅的蠢人。吾等高贵的理想主义战士自然会扫荡一切牛鬼蛇神，走向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用阿美利加的话说，什么叫天命昭昭，这才叫天命昭昭。
笔者无意过度评价这种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的政治讽刺喜剧。这种理性主义的启蒙使命感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不得不说，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具有远见性。唯一的问题是，无论是《爱弥儿》还是《社会契约论》，卢梭都没有提供出真正具有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公意如同空中楼阁，而教育孤掌难鸣。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启蒙主义者唯一拥有的希望，祈祷通过强制性的教育将所有人变成自由主义的模样。
当启蒙抛弃一切特殊性时，这些特殊性也将站起来反对启蒙。虽然具体政策（比如俄乌问题）有所不同，但右翼民粹派的政策普遍具有亲祖国、亲家庭和亲男性的表现。这才是为何主体民族年轻男性大面积倒向右翼民粹主义的底层原因。他们不想成为《好东西》中被精神阉割后的男性，也不想沦落为没有家庭和祖国的原子化个体。欧洲的普遍右转不仅是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反抗，更是对启蒙理性主义的直接挑战。
迷茫与破坏时代
将西方右转归因于启蒙理性主义，虽是大胆之见，却能更深刻地揭示右翼民粹派的核心主张及其支持者的行为动机。右翼民粹派本质上是启蒙普遍性的受害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国、家庭和性别正面临威胁。反过来说，这正是左派和自由派在应对本轮危机时的明显短板。
在很大程度上，左派和自由派都深受启蒙思想的烙印，不敢对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发起挑战。对进步自由派而言，无法反对启蒙的普遍主义，就意味着必须支持全球化。自罗尔斯起，进步自由派便将关注焦点局限在全球再分配问题上。自由派学者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决方案。然而，残酷的政治现实使这些方案如同高岭之花，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后现代哲学的概念批判虽在观念上更为深刻，但他们的话语与大众之间已形成难以逾越的隔阂。正如《疯癫与文明》的创造性想法一样，即便福柯本人也不赞成将书中的理念直接应用于现实。在现实的严酷约束下，具有高度攻击性的精神病人只能被强制约束或击毙。齐泽克等欧洲知识分子便是这种无力感的典型代表。他的批判无法遏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也无法为左派提供切实可行的政治实践方案。
相比之下，保守主义作为近代以来对启蒙理性持怀疑态度的少数意识形态之一，展现出更大的思想和行动空间以反抗启蒙现代性。保守主义并非反对理性，而是反对启蒙对理性的过度推崇，从信仰崇拜转向理性崇拜，不过是换了一种狂热形式。保守主义本能地察觉到，当启蒙愈发依赖普遍性时，保守主义就越需要捍卫祖国、家庭和性别等特殊性要素，即便尚未形成全面的替代策略。
欧美左派和自由派对保守主义的做法嗤之以鼻，认为其缺乏现实可行性。他们常以启蒙和现代世界的不可逆性为论据，将挑战启蒙视为复古主义。笔者无意深究此问题，但启蒙的可逆性与科技发展之间并无必然的强因果关系。牛顿时代的力学发展于尚未诞生的启蒙主义之间，真的存在思想上的必然联系吗？
更重要的是，西方左派和自由派是否真正提出了应对现代性问题的实践方案？那些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左翼学者，是否应解释为何年轻男性而非年轻女性更多地反抗新自由主义。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的个体还原论在某种程度上隐藏着性别认同上的偏好，通过瓦解父权制、削弱男性的主导地位，推动人类去性别化。在此背景下，年轻男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而那些指责右翼民粹派重构怀旧时代记忆的人，是否意识到50岁左右高度支持建制派的群体，不也在重构自己的身体记忆。总而言之，哪个意识形态不进行记忆重构？又有哪个意识形态的记忆重构完全符合现实？
正是基于此，西方左派和自由派对特朗普反智主义的嘲讽，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慰藉。他们无法平息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崛起所带来的不安，又无法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只能通过夸大特朗普的非理性成分，为自己的理性世界寻求合法性。这一现象在美国的政治性 YouTuber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只要无脑地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就能吸引大量粉丝。这也是本文开篇所述，所有意识形态都在日益民粹化的写照之一。
而那些更为悲观的人，已经陷入到理性世界的崩塌之中，产生普遍的忧愁心态。他们的理性已经无法填补现实和理想割裂所产生的巨大虚无，只能一遍遍念叨新自由主义错了，MAGA也错了。
事实上，后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启，必然伴随着无头苍蝇式的反抗。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反抗者才能从根深蒂固的启蒙理性和新自由主义体系中探寻薄弱环节，进而动摇整个体系。当特朗普荒诞地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预算占比提升至5%时，下个月的北约峰会已不再觉得3.5%的目标不合时宜。右翼民粹派也会持续采用这种极限承压测试的方式，加速后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
一个破坏和迷茫的时代自然会让某些人陷入虚无主义之中。笔者也无法否认，在人类已经掌握自我毁灭能力的情况下，这场彻底的变革会走向何方。毕竟1789年的法国人打死也不会想到两百年后的法国能将君主制和共和国作为自己共同认可的历史记忆。但笔者知道，当启蒙理性将一切特殊性绝罚出普遍主义的原则时，启蒙终将走到自己的极限。现在欧美这些被压迫的特殊性已经站了起来，决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大洋彼岸的我们当然乐得围观，但也需要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了。
来源：青梅煮酒满江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