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有多位高干子弟被明正典刑，他们都有谁？

摘要：1983年8月末，随着那份《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发出，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整治拉开了帷幕。公安、法院、检察密集行动，社会风声鹤唳，城市小巷到偏远村落，许多原本心存侥幸、狐假虎威的人忽然就没了底气——身处那个阶段的人们大概没人忘得了，什么叫“严打”。

1983年8月末，随着那份《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发出，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整治拉开了帷幕。公安、法院、检察密集行动，社会风声鹤唳，城市小巷到偏远村落，许多原本心存侥幸、狐假虎威的人忽然就没了底气——身处那个阶段的人们大概没人忘得了，什么叫“严打”。举全国之力，法律的威严一夜之间真实又锋利。可说回到更早之前，谁又预料到，风暴开始时被清算的，竟包含那么多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从未想过自己会被清算的人。

曹操的故事就是个引子。还是三国那会，为了军纪，曹操下令军队不得践踏麦田。大军行进到豫北，偏偏自己马匹惊骇，车压进麦地。那会他直接拔剑欲自刎。郭嘉劝“《春秋》法不加于尊。”这台词听上去有点意思，但其实那时候没有这个说法。曹操最后割发代首，姑且算个姿态。士兵看他动了真格的，纪律大涨，后来真能少胜多，打赢了袁绍。可想想要真“法不加于尊”，那法律岂不是成摆设？很多人是不是都这么想？这事往下推，多少都有点不太结实。

到了新中国成立，尤其“严打”年代，公平这词在法律里慢慢有了点分量。什么都是空话，不如看点具体的。比如杭州那场公审大会，场面不大——六千来人，公安、法院、老百姓都在。当天押出来的是两兄弟，年纪轻轻——熊北平和熊紫平。外表沉着，里子分崩，还有人开口骂人，不怎么怂。等法院宣判下来，熊紫平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死缓劳动改造。全场掌声如潮。押赴刑场那一刻，之前还挺横的主犯忽然求饶。最后他是没再多说什么，事情已经没了回转余地。

这案子广为流传，不只是因为罪行恶劣。是因为他们的父亲——熊应堂，湖北出生，红军出身，打仗比谁都拼，是什么少将，家里光景全靠革命打出来。孩子小时候没人管，后头闹出了大祸。两兄弟小时候顽劣，长大仗势欺人，从学校到部队，再到国企，坏事一桩接一桩。说的难听点，后来甚至祸害了百余名女青年。社会舆论就炸了。可问题也很奇怪，社会看惯了“高干子弟”，但案子真办下来还是有些人觉得他们能逃掉。事实上没逃掉。枪响之后，舆情被震住一阵，法律说得算，家世再深也没用。

其实也不是谁都一开始很坏。陈再道的孩子陈东平，小时候没得到太多关爱，父亲忙革命，这不怪谁。可偏偏有次进哈军工上学时扯进了特务案，把机密情报交了出去。处理算是“网开一面”了——开除学籍党籍，送去劳动改造，想着能悔过自新。可就这么几年，还是放纵、酗酒、骚扰女工、拉帮结伙惹事，治安决不松手。1984年，“严打”持续推进，中央不再心软，陈东平被判死刑。那时候网络没现在发达，但消息传得飞快，很多人是听说后才相信，不是谁都能例外。很难说是不是家庭缺失爱让人变坏，可总不能什么都推到过去。

再看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他和前面俩不同，没小时候就乱闹，反倒是长大了才迷失。他的父亲朱琦也是出生动荡，跟着家里颠沛流离，遇到各种苦难。本以为小朱可以顺顺利利，实际从小被爷爷奶奶宠着，可到外地工作就脱了节。结识一帮不可理喻的朋友，开始肆无忌惮，生活上越发荒唐。旷工、关系混乱，甚至发展到公然犯罪。1983年正值“严打”，朱国华被判死刑，枪决时只有26岁，家里长辈都没说情，甚至奶奶亲自表态“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事实再一次证明，谁都不能例外，但也许，从家里到社会，没有人能说清到底哪一步迈错了。

严格说这也不绝对。有人在同样的环境下没出什么事。很多高干子弟，到了八十年代照样当兵、考学、做研究，没有被事件裹挟。也许严打年代，有些案子现在回头定罪未必都妥帖，舆论场有时容易翻篇。可当年老百姓记住的，一是这些个“大人物”的子女一样治罪；二是司法系统的操作并非走过场。就算时过境迁，大部分人谈起八十年代治安改善时，总会顺嘴带一句还得靠铁腕。也有人反而怀念那种“一刀切”的狠，但又有多少温情和灰色地带被掩埋？一时间也真解释缘由、讲清逻辑——未必有意思。

再查处大案难案，背后未必都是上头“雷霆手段”。地方公安干警常常拼到通宵，手头一堆案卷，线索杂乱，谁都怕“处理不当”。资料显示，1983年到1987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了28。7%（数据来源“法制日报”、国家统计局年报），可具体到每一场“公审”，办案人——一部分才二十七八岁的警员，心理压力大得难以言表。网上有人回忆，甚至有的家属在宣判现场旁听，悄悄抹泪；而另一些被办了的高干子女家里，家长噤若寒蝉。每当媒体播报典型案例，总有人质疑是不是“枪打出头鸟”，但八十年代确实没人敢公然护短。

这背后其实还有个奇怪的现象高层党纪国法毫不含糊，社会结构疏松期又会有无数缝隙钻进乱象。有种说法，严打是改革开放初的“阵痛”；有观点却坚持那只是短暂的治标。现如今，人们有时怀疑案件定性，是不是有的人其实罪不至死？也确实，总想说点什么，道理说多了就虚了。但从实操层面，那几年司法公正的示范效应非常显眼。大案发生次年，城郊地带刑事案件骤减（见澎湃新闻“1980年代治安变迁”报道，有数据为证）。那段历史还没真正过去——严厉背后有震慑，有遗憾，有迷茫——这些事后来都没人天天念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