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1955年4月召开的这场历史性会议，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捍卫自己的主权和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2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在被西方殖民者无情剥夺几十年后刚刚赢得独立，他们提出了以“团结、友谊与

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1955年4月召开的这场历史性会议，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捍卫自己的主权和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2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在被西方殖民者无情剥夺几十年后刚刚赢得独立，他们提出了以“团结、友谊与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开创了不结盟运动和南南合作。

一、万隆会议后的亚非文学运动高潮及其意义

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里程碑，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会议形成的《最后公报》强调亚非拉之间应加强文化交流合作，这为后续亚非作家协会（Afro-Asian Writers Association，1958-1991）的成立和亚非作家会议（Afro-Asian Writers Conferences，1958-1979）的召开提供了根本指引。

亚非作家协会于1962年2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正式成立，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以亚非为中心的文学平台，这种地理上的聚焦不仅反映了对西方文学霸权的抵抗，也体现了亚非作家试图通过区域合作和文化交流来构建自己的文学身份和话语权。亚非作家会议是亚洲和非洲文学界人士的一系列聚会，历时二十年，目的是谴责帝国主义并建立各国之间的文化联系。1958年10月，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时为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的一部分）塔什干召开。来自36个国家的140名作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时任文化部长茅盾作为代表团主席率领周扬、巴金、丁玲、冰心等近20人的代表团参会。鉴于当时的国情与国际环境，我国作家协会率团参与此次亚非作家会议承担着外交上的联络任务，发挥着民间外交的作用。正是在塔什干会议上，我国作家代表团郑重地提出了反殖民主义的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场国际战线上的大辩论。此后，反殖民主义一直贯穿于后续的会议中。

亚非国家有着同样的历史遭遇，这也映射到亚非文学界的联合自强中，在20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世界文学重建过程中，亚非作家都致力于在保卫和平、维护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为创造自己的新文学而努力，从而共同推动形成了一种建立在摆脱民族文化的殖民和帝国主义影响基础上的新型世界文学：通过脱离将他们置于从属地位的更大世界文学体系；通过相互联系发展他们的文学资源；并设定自己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的存在条件。这是一种不以美西方为中心的文学样态，其旨在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联合的框架内书写民族独立的叙事，可谓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二、亚非文学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亚非文学的发展及现状

亚非作家协会为亚非的作家和读者之间建立了富有成果的联系，并通过亚非作家会议、协会期刊《莲花》以及莲花奖等机制，将地理上分散的亚非文学构建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亚非作家会议是亚非作家协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从1958年的塔什干代表大会开始，亚非作家们还陆续在其他七次代表大会上相聚：开罗（1962）、贝鲁特（1967）、德里（1970）、阿拉木图（1973）、罗安达（1979）、塔什干（1983），以及最后一次在突尼斯（1988）。在大型会议之间，协会还定期举办其他会议，例如1973年9月在埃里温举行的诗人聚会、1976年秋季在塔什干举行的青年作家会议，以及1968年和1978年在塔什干举行的小型周年纪念会议。这些活动不仅为亚非作家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和经验的平台，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身份认同，同时推动了亚非文学在全球文学舞台上的独立性和影响力。

除了组织亚非作家会议之外，协会还成立常设亚非作家局（Afro-Asian Writers Bureau），常设局主办了协会的多语种文学季刊《莲花》（Lotus，1967-1991），以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发行，旨在促进亚非国家的文学交流与文化合作，同时也是为了对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文化自由议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1950）的旗舰刊物《相遇》（Encounter）。《莲花》的版面反映了其尽可能涵盖多国文学和多种体裁的宗旨，主题涉及反殖民斗争、民族独立、社会变革等。作为亚非文学的重要平台，《莲花》在促进亚非国家文学交流、反映亚非人民历史与现实、推动文化独立与反殖民主义、塑造亚非文学的全球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莲花奖（Lotus Prize）也是亚非作家协会用来巩固亚非文学地位的方式。该奖项于1969年至1988年间颁发给杰出的亚非作家。在极少有亚非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背景下，莲花奖获得“亚非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在这一过程中为构建亚非文学经典作出了贡献。该奖项的成功体现在其获奖者的名声上：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和南非散文作家亚历克斯·拉古玛（1969年获奖）；安哥拉诗人总统阿戈斯蒂纽·内图（1970年获奖）和塞内加尔小说家桑贝内·乌斯曼；阿尔及利亚作家卡提布·亚辛和恩古吉·瓦·提昂戈（两人均于1972年获奖）；钦努阿·阿契贝和法伊兹·艾哈迈德·法伊兹（1975年获奖）。这些获奖者至今仍是亚非文学中最知名的作家。其中有些作家，如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和亚历克斯·拉古玛，在西方世界成名之前就获得了该奖项。获奖者的作品风格多样，没有统一的美学标准：从埃及老一代小说家塔哈·侯赛因的现代主义，到莫桑比克独立战士诗人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的反殖民战斗诗歌，再到阿齐兹·内辛对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尖锐讽刺，以及钦吉兹·艾特玛托夫将社会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独特结合的创作。

与此同时，通过文化自由议会，美国政府在亚非拉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帝国，旗下拥有众多期刊，其中许多位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如印度的《探索》（Quest）、黎巴嫩的《对话》（Hiwar）、尼日利亚的《黑俄耳甫斯》（Black Orpheus）、乌干达的《过渡》（Transition）、印度尼西亚的《地平线》（Horison）以及拉丁美洲的《笔记》（Cuardenoros）。除了这些期刊，文化自由议会的网络还组织了众多集会，从全球性的活动如1951年在孟买举行的第二次文化自由议会，到规模较小、更专注于文学的聚会如1962年6月举行的马凯雷雷非洲英语作家会议。此外，文化自由议会还在亚非拉等地资助了大量翻译、出版和图书发行活动。

随着冷战的结束，亚非作家协会于1991年正式解散，标志着这场持续三十余年的文学联合运动走向终结。这一组织的消亡造成双重损失：一方面，亚非作家失去重要的跨国交流平台；另一方面，“亚非文学”这一凝聚反帝反殖共识的集体身份逐渐瓦解。在西方文化霸权语境下，亚非作家被重新归类为“后殖民作家”或“非洲英语/法语作家”，创作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框架和出版体系，文学主体性面临严峻挑战。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文化秩序中，亚非文学的生存空间遭遇系统性挤压，形成结构性困境：1. 出版垄断的筛选机制。西方大型出版集团（如企鹅兰登、格罗夫出版社）掌控亚非文学的“国际通行证”，通过“选题-翻译-营销”的过滤系统，优先出版符合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的文本。苦难叙事、异域奇观或政治悲情成为畅销标签，而反映本土日常生活的作品难以在国际上有所展示。此外，英语、法语成为亚非作家“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本土语言写作被边缘化。2. 学术评价的理论依附。在SSCI/A&HCI索引体系的霸权下，亚非文学研究陷入“理论进口”困境。全球顶尖文学期刊中，研究亚非文本的论文75%采用后殖民理论分析，而援引本土理论占比极低。学术不平等迫使亚非学者不得不借用西方范式阐释自身传统。3. 文学奖项的主题规训。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等西方奖项通过隐性标准塑造创作取向。数据显示，近十年获奖的亚非作品中，大多聚焦政治压迫、移民创伤等议题，远超这些题材在本土市场的实际占比。这种“他者化”评选逻辑实质上构成了新式文化殖民。

（二）我国对亚非文学的译介及问题

亚非文学运动高涨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国家加大了对彼此的文学作品译介，从而掀起了大翻译运动的热潮。仅以我国期刊《世界文学》（1959年1月前名为《译文》）翻译亚非文学作品为例：1958年8月号上，《译文》即以粗体大字开辟“迎接亚非国家作家会议”专栏，刊载了朝鲜、日本、巴基斯坦、叙利亚等作家的作品；紧接着，1958年9月号《译文》以“亚非国家文学专号（上）”的形式，开辟了“现代阿拉伯诗选”“现代非洲诗选”等栏目；1958年10月号的“亚非国家文学专号（下）”中又专门开辟“亚非国家文学概况”，介绍阿拉伯、非洲、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文学情况；1958年11月号开辟了“现代拉丁美洲诗辑”专栏；1958年月号又专门介绍了“亚非国家作家会议”的情况；1959年1月号，《译文》已经更名为《世界文学》，继续介绍“亚非国家作家会议”的情况，并冠以“塔什干精神万岁”的标语；1959年2月号，则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向古巴人民和刚果人民致敬”；1959年3月号，开辟了“拉丁美洲小说”专栏；1959年4月号，则开辟了“黑非洲诗选”专栏；1960年4月号的“亚非文学”专栏；1960年6月号的“拉丁美洲小说”专栏、1960年7月号“庆祝朝鲜解放十五周年”专栏；1960年8月号的“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专栏和“觉醒的非洲人民”专栏；1963年9月号的“黑人文学专号”；1964年10月号的“越南文学专号”。从1958年8月《译文》创刊至1966年1月号，共刊载译作1560篇，其中译自亚非拉国家作品约540篇，约占译介总数的34.6%。如此大规模、集中性地连续介绍亚非拉文学作品，自《译文》创刊以来，尚属首次。这种大规模的译介活动在国内引发了对于亚非拉国家文化、历史和社会状况的深入讨论，尤其是在当时国际政治背景下，这些文学作品成为了解和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窗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文学》对亚非文学的译介力度有所减弱，主要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文学界对西方现代文学技巧和思想的兴趣增加，西方文学作品大量引入，占据了主导地位。《世界文学》开始大量译介欧美文学作品，尤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如美国作家海明威、威廉·福克纳和约翰·斯坦贝克，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法国作家加缪和萨特，德语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作品均在此时间段引入并被广泛翻译和讨论。而亚非文学缺乏与西方文学相当的国际化推广，市场影响力较弱，逐渐被边缘化。

这一阶段《世界文学》只零星译介过亚非国家的几位获奖作家：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1981年第3期）、尼日利亚作家沃尔·索因卡（1986年第2期和1987年第4期）、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1989年第2期）、吉尔吉斯坦作家钦吉兹·艾特玛托夫（1991年第2期）、印度诗人泰戈尔（1991年第5期）等。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亚非文学重新受到关注，这一时期，《世界文学》期刊逐步开始恢复对亚非文学作品的译介，呈现出亚非文学的局部复兴。例如，南非作家J.M.库切（2004年第2期）、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2007年第1期）、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2009年第1期）等都成为该期刊关注的对象。同时，其他如奇玛曼达·阿迪契（2009年第4期和2023年第2期）、埃及女作家曼苏拉·伊兹丁（2022年第6期）、印尼作家埃卡·古尼阿弯（2024年第2期）、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2022年第2期）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也逐渐被引介给中国读者。此外，《世界文学》还开设了多个专栏，介绍不同地区和文化的作品，如“阿拉伯当代诗歌选”（2010年第5期）、“非洲的戏剧与表演”（2012年第2期）、“一带一路”文学专辑·亚洲篇（2017年第3期）、“当代非洲凯恩奖作品选”（2017年第1期）、“南非短篇小说专辑”（2023年第6期）、“越南小说三篇”（2024年第1期）、“亚洲小说三篇”（2024年第3期）等，进一步丰富了亚非文学的内容。

然而，尽管亚非国家间的文学交流具有巨大的潜力，但也面临诸多限制和问题：首先，亚非国家拥有丰富的语言多样性，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或主要文学语言并不相同。例如，非洲有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亚洲则有汉语、印地语等。这种语言多样性使得翻译变得困难，翻译人才的匮乏和翻译资金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其次，亚非国家之间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出现偏差。例如，非洲文学中的口头传统和神话元素可能难以被亚洲读者完全理解，而亚洲文学中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也可能让非洲读者感到陌生。其次，亚非文学在彼此国家的学术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数量有限。许多亚非国家的教育体系更倾向于西方文学，而对彼此文学的介绍和教学较少，这导致年轻一代对亚非文学的了解有限。

三、亚非文学的未来图景

（一）赓续万隆精神，鼓励亚非文学界共同书写“新的世界性”。

万隆之后的亚非文学运动反映了当时亚非国家反帝反殖的共同心声，但当代文学逐渐脱离了这些历史主题，同时亚非关系进入新阶段，面临着共同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因而，一方面建议亚非文学界重温万隆精神，推动历史题材创作。鼓励亚非作家创作具有历史记忆的文学作品，通过小说、诗歌或纪实文学等不同题材来书写我国与亚非国家早期建交的历史细节、非洲民族解放领袖的故事、再现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求同存异”智慧等等，将万隆精神转化为具有情感共鸣的文学符号，唤醒亚非人民有关万隆会议与亚非友谊的集体记忆。

另一方面，结合当代社会现实，鼓励亚非文学界在亚非关系新的张力中去共同书写一种“新的世界性”。万隆精神不仅是历史遗产，更应成为亚非文学创新的方法论，即以一种去中心化的姿态拒绝西方话语霸权，在平等对话中去构建属于全球南方的美学标准与叙事权威。通过文学，亚非可以共同书写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的世界性”，让万隆精神在21世纪的文化场域中重新焕发批判性与建设性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回应亚非发展命题，推动文学跨界融合形成亚非文化交流的新高潮。

作家必须认真地关注当下，因为书写当下就是书写未来。而发展正是亚非国家当下共同面临的最大任务，它们在探寻自主发展道路上面临着反对霸权、避免新殖民主义陷阱、可持续发展等诸多共同挑战，因而文学在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直面现实议题，书写亚非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挑战与应对举措。美西方利用先发优势主导了现代化的定义权，营造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假象，为非西方国家描绘和规划了一条所谓“标准”的现代化之路。但西方现代化并不适用于亚非等后发国家，因而，亚非文学界应通过关注城市化、资源开发、科技伦理等现实主义题材，来书写亚非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之旅，这也是呼应万隆精神中“经济合作与独立自主”的当代意义。

亚非文学界不仅应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故事，创作更多展示亚非合作的文学精品，还可联动影视、戏剧、歌舞、视觉艺术等文化形式，实现跨界融合，推动亚非文化交流形成新高潮。比如亚非可围绕早期的历史交往、殖民与反殖民历史、跨国文化碰撞与融合、社会问题与共同挑战为主题，创作纪实文学、拍摄纪实剧集、纪录片、短剧等，展现亚非民间普通人的命运交织，以故事连接人心构建起情感共同体，助力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亚非命运共同体。

（三）建立亚非文学交流平台，加强亚非文学作品的互译与推介。

当前我虽在亚非多国设有中国文化中心，但主要以传播我文化为主，亚非之间还较为缺乏常规的双向文化交流平台，也缺乏如亚非作家会议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机制。因此，建议与亚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创建联合文化机构，负责协调和推动文化交流项目，以确保亚非之间文化交流的畅通性、系统性和连贯性；与开展文化合作项目，如联合出版、文学翻译工作坊、作家驻留计划等。可考虑倡导召开新时期的亚非作家会议，推动亚非知名作家、文化人士等不同群体的对话，如2024年莫言与古尔纳的对话就产生了很好的化学反应；可设立专项出版基金，支持亚非作家联合创作项目，邀请作家互访进行实地采风，以跨文化视角来书写亚非交往故事。同时，针对亚非文学作品互译较为缺失的情况，其一建议设立亚非文学互译基金，支持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我可挑选一批亚非国家现当代作家的文学精品，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作品，系统翻译成中文，以及亚非其他重要国家的语言，如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等，突破美西方利用殖民语言对翻译作品的垄断，实现“南南直通”。其二，要发挥好《世界文学》等文学刊物的先锋作用，该刊曾作为亚非及其他第三世界文学集体努力的主要载体，将诸多非洲经典文学作品引入国内，建议可加大对《世界文学》的专项资助，支持其刊发更多来自亚非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与前沿资讯，将其建立为全球南方的文学阵地，引领亚非文学新动向。其三，利用短视频、播客、社交平台等新媒介形式，传播好亚非文学作品。可在新媒体平台举办亚非作家对谈、经典作品选播等活动，创新文学传播的手段，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亚非文学的经典与当代作品，让文学的力量感染、培育亚非关系的未来一代。

来源：澎湃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