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有艺术加工成分，部分情节均属虚构，请勿较真，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故事中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文章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有艺术加工成分，部分情节均属虚构，请勿较真，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故事中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多打了那勺肉，没想到竟改变了我一辈子！

都说我傻，可我知道，人心换人心。

食堂里油水最足的岗位，却是我这辈子最难的修行。

我叫甄善，一个听着就像“真善”的名字，可我的人生，在遇到那个孩子之前，除了善良，似乎就只剩下了平凡和辛劳。五十多年前，我出生在北方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人，给我取这个名字，就是盼着我一辈子能做个好人，与人为善。我这辈子，也确实是照着这个名字去活的。

成年后，我嫁给了同厂的同事赵宗良，他也是个实在人，就是性子有点闷，我们俩就像两根温吞的木头，搭伙过日子，说不上多浪漫，但也算安稳。后来有了女儿赵盼曦，盼着她能像名字一样，永远心怀希望，迎接晨曦。为了这个家，为了女儿的未来，我托了关系，进了我们厂的食堂，当了一名打饭工。

那年我四十八岁，在纺织厂的食堂里，每天闻着油烟味，重复着成千上万次的挥勺动作。这个活儿，说累不累，说轻松也不轻松，关键是得会“看人下菜碟”。厂里几千号人，每天中午黑压压一片涌进食堂，像潮水一样。我的窗口，是打荤菜的，算是食堂里最“有油水”的岗位。谁不想多吃点肉，解解馋，补充点体力呢？

可厂里有规定，每个菜的分量都是定好的，一勺就是一勺，手不能抖，心不能偏。跟我搭班的钱翠芬大姐，就把这规矩记得死死的，每次给工人打菜，那勺子都跟用尺子量过一样，精准无比，肉末掉在锅边，她都得用勺子刮回去。她总跟我念叨：“甄善啊，咱们端的是厂里的饭碗，可不能犯糊涂。这都是公家的东西，一星半点都不能差。”

我嘴上应着“是是是”，心里却总有另一杆秤。来打饭的，都是厂里的兄弟姐妹，一天十几个小时待在车间里，机器一响，震得人耳朵都嗡嗡的，那一身力气，不就靠着中午这顿饭补回来吗？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一顿饭没点硬菜，下午怎么扛得住？

所以，我的手，总是会“不听话”。看到那些脸色蜡黄、干活卖力的老师傅，我手里的勺子就会悄悄往上多颠一下；看到那些刚进厂、一脸稚气的学徒工，我总会把勺子里的肉堆得冒尖。

为此，钱翠芬没少在背后叨咕我，说我不会过日子，拿厂里的东西瞎大方，早晚要吃亏。我也只是笑笑，不跟她争辩。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对别人好一点，别人心里总会记着。就算不记着，看着他们吃得心满意足的样子，我心里也舒坦。

直到那天，我遇到了席朗。

那是个夏天，天气闷热得像个大蒸笼。食堂里挤满了人，汗味和饭菜味混在一起，熏得人有点发晕。轮到他的时候，我甚至没看清他的脸，只看到一个瘦得像麻杆一样的身影，递过来一个旧得发白的搪瓷饭缸。他的声音也细若蚊蝇：“阿姨，打份饭。”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心里“咯噔”一下。这孩子，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嘴唇干裂起皮。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袖口和膝盖处都磨出了毛边。他太瘦了，那宽大的工作服穿在他身上，空荡荡的，像是挂在衣架上一样。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这孩子，看着比我女儿赵盼曦大不了几岁，怎么瘦成这个样子？是在厂里受了累，还是家里条件不好，吃不上饭？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手里的动作却没有停。那天中午的菜是红烧肉，肥瘦相间，油汪汪的，香气扑鼻。我给他打了一勺，看着他饭缸里那孤零零的几块肉，心里莫名地一阵发酸。

就在他准备转身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又舀了一大勺，连肉带汁，结结实实地盖在了他的饭上。那满满一勺肉，堆得像座小山。

他愣住了，端着饭缸，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我冲他笑了笑，压低声音说：“孩子，看你太瘦了，多吃点，长身体。”

他的眼圈“唰”地一下就红了，嘴唇哆嗦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谢谢……谢谢阿姨。”那声音带着一丝哽咽。

从那天起，我便记住了这个叫席朗的孩子。他话不多，总是安安静静地排队，轮到他时，也只是把饭缸递过来。但我每次，都会给他多加一勺菜，有时候是肉，有时候是鱼，有时候是鸡蛋。我做得不露声色，他也默契地不多言语，只是在接过饭缸时，总会深深地看我一眼，然后低声说一句“谢谢阿姨”。

那句“谢谢”，他说得特别重，像是包含了千言万语。

日子久了，风言风语自然就起来了。传得最凶的，还是钱翠芬。她那张嘴，就像个广播站，把我多给席朗打勺肉的事，添油加醋地传遍了整个后勤。

“哎，你们看见没？甄善对那个新来的学徒工，可真是不一般啊！”她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对着几个择菜的大姐神秘兮兮地说。

“怎么个不一般？”有人好奇地问。

“每次都给人家开小灶，那肉啊，堆得跟小山似的。你说，她图个啥？咱甄善虽然年纪不小了，可风韵犹存啊，别是看上那小白脸了吧？”

“瞎说啥呢！人家甄善不是那样的人！”也有人帮我说话。

“不是那样的人？那她为啥就对那小子好？咱们厂几千号人，她怎么不都多给一勺？我看啊，这事儿不简单。再说了，那都是厂里的财产，她凭什么随便送人情？这不是明摆着占公家便宜吗？”钱翠芬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亲眼看见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这些话，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飞进了我的耳朵里。说实话，心里不难受是假的。我一个本本分分的女人，活了快五十岁，第一次被人这么指指点点地议论。尤其是那些肮脏的猜测，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图什么？我什么也不图，我就是看那孩子可怜，动了恻隐之心，这也有错吗？难道人心就非得那么复杂，非得用龌龊的想法去揣度别人的善意吗？

那段时间，我走到哪儿都觉得有人在背后戳我脊梁骨。食堂里，那些曾经和我笑脸相迎的同事，眼神里也多了几分探究和疏离。

那天晚上回家，我心里堵得慌，晚饭都没吃几口。我丈夫赵宗良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闷声闷了半天，终于开口了：“我……我听说了。”

我心里一沉，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你怎么那么傻？”他声音里带着一丝责备，“钱翠芬那张破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干嘛非要撞到枪口上？咱们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吗？盼曦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到处都是要花钱的地方。你那份工作，要是……要是给弄丢了，可怎么办？”

赵宗良是个老实人，他不懂什么大道理，他只知道安安分分上班，别惹事，保住饭碗，把家撑起来。他的担心，我懂。可他的话，也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割着我的心。

“我……我就是看那孩子可怜。”我红着眼圈，辩解道。

“可怜的人多了去了，你帮得过来吗？”赵宗良提高了音量，“你这是善良吗？你这是引火烧身！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把自己的家都搭进去，你觉得值吗？”

那天晚上，我们结婚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吵得那么凶。我委屈得不行，躲在被子里哭了大半夜。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在这个世界上，连发自内心的对一个人好，都是一种错误吗？

女儿赵盼曦半夜起来上厕所，听到了我们的争吵。她悄悄推开我的房门，坐到我床边，轻轻拍着我的背。

“妈，别哭了。”她小声说，“我相信你。你做的是对的。”

女儿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温暖了我冰冷的心。我抱着她，眼泪流得更凶了，但这一次，是感动的泪水。有女儿的理解，我觉得我受再大的委屈都值了。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钱翠芬看到我，嘴角撇出一丝得意的冷笑。我知道，她肯定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果然，午饭时间刚过，食堂主任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主任是个快退休的老好人，姓孙，平时不怎么管事。但这次，他的脸色很严肃。

“甄善啊，”他敲了敲桌子，“最近，我听到一些关于你的反映，说你……在打菜的时候，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我没有慌，也没有辩解，只是平静地看着孙主任。

“有人说你，特别照顾一个叫席朗的学徒工，是吗？”

“是。”我点了点头。

孙主任没想到我承认得这么干脆，愣了一下，然后接着说：“甄善，我知道你平时工作认真，为人也好。但厂里有厂里的规矩，食堂的饭菜，都是有成本核算的。你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你知道吗？而且，影响很不好，其他工人会有意见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孙主任，我承认我违反了规定。我愿意接受处罚。但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说。”

“那个叫席朗的孩子，您见过吗？他刚来厂里没多久，人特别瘦，脸都脱相了。我每次看到他，就想起我那个没来得及长大的弟弟。我就是觉得，这孩子在外面不容易，想让他多吃一口热乎饭，好有力气干活，为咱们厂多做贡献。我没别的想法，真的，就是单纯的心疼他。”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说的也都是肺腑之言。

孙主任沉默了。他低着头，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唉……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这份心是好的，但是做法……确实欠妥当。这样吧，这件事，我就当不知道。但是，下不为例。以后注意点影响，别再让人抓住把柄了。”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我感觉像是打了一场大仗，浑身都虚脱了。我知道，这件事算是暂时压下去了。但我也明白，我和钱翠芬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从那以后，我打菜的时候确实收敛了一些。但每次看到席朗那瘦弱的身影，我还是忍不住会把勺子里的肉压得更实一些。我不能再明目张胆地给他加一勺，但我想让他吃得好一点的心，没有变。

席朗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处境。他依旧沉默寡言，但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丝我能读懂的感激和担忧。有一次，他排队打饭的时候，趁着没人注意，飞快地往我的窗口台子上塞了一个小纸包，然后就端着饭缸匆匆走了。

我打开一看，是两颗用纸包着的水果糖。在那个年代，糖果也算是稀罕物。我捏着那两颗小小的糖，心里五味杂陈。这孩子，自己都舍不得吃，还惦记着我。

一转眼，几年过去了。这几年里，厂子也发生了不少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袭来，我们这个老国营纺织厂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效益一年比一年差。厂里开始裁员，人心惶惶，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饭碗不保。曾经人声鼎沸的食堂，也渐渐变得冷清了许多。

钱翠芬因为嘴碎得罪了不少人，又没什么技术，在第一批裁员的时候就被“优化”了。她走的那天，还愤愤不平地跟我说：“甄善，你等着瞧，你这种老好人，早晚也得滚蛋！”

我没理她。我知道，厂子的未来，不是靠着克扣工人的口粮能变好的。

我的丈夫赵宗良，因为是厂里的老技术员，暂时还算安稳。女儿赵盼曦也很争气，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成了我们老赵家第一个大学生，这是那几年里，我们家唯一的亮色。

而那个叫席朗的少年，也在这几年的风雨中，悄然成长着。他就像一棵沉默的树，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里，拼命地扎根，生长。他白天在车间里跟着师傅学技术，脏活累活抢着干，晚上就钻进厂里的图书室，啃那些比砖头还厚的专业书。他几乎包揽了厂里所有的技术革新奖，从一个不起眼的学徒工，一步步做到了技术员、班组长、车间副主任……

他的个子抽高了，身体也壮实了，不再是当年那个风一吹就倒的瘦弱少年。他看我的眼神，依然充满了尊敬，只是那声“阿姨”之外，又多了几分领导的沉稳。他偶尔会来食堂吃饭，每次都会特意走到我的窗口，和我聊上几句。问问我的身体，问问盼曦的学习。他不再需要我多给的那一勺肉了，但他永远记得那份温暖。

我为他感到高兴，由衷地高兴。我觉得，我的善良，没有被辜负。

日子就这样在不安和期盼中，来到了2005年的秋天。那一年，厂子的效益跌到了谷底，拖欠了工人大半年的工资，濒临破产。老厂长王建国，一个为厂子奉献了一辈子的老人，实在撑不住了，递交了退休报告。

一时间，整个厂子都陷入了绝望。我们这些还没下岗的老工人，未来在哪里？厂子倒了，我们能去哪里？我那段时间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赵宗常也是唉声叹气，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厂子要完蛋的时候，市里突然传来了消息：为了盘活我们这个老企业，市里决定引进新的管理团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新的厂长人选，已经确定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死水里，激起了一丝涟含。大家都在猜测，会是哪个“神仙”来拯救我们这个烂摊子。有人说是市里派来的干部，有人说是外面来的大老板。

开全厂职工大会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就像我们每个人的心情。我们被召集到厂里的大礼堂，等待着新厂长的出现，也等待着我们命运的宣判。

我和赵宗良坐在人群中，心里七上八下的。我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厂子真的不要我了，我就去街上摆个小摊，卖点早点，总不能饿死。

上午十点，市里的领导陪着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走上了主席台。当我看清那个年轻人的脸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手里的搪瓷茶缸“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是他！

是席朗！

那个曾经瘦弱得让我心疼的少年，如今站在了全厂几千名职工的面前，成了我们新的掌舵人。他剪了利落的短发，面容沉静，眼神坚毅，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自信和气场，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意外。

整个礼堂，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议论声。

“天呐！是他？是那个席朗？”

“他才多大啊？三十出头吧？能行吗？”

“听说他这几年在外面闯出名堂了，被市里当人才引回来的。”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呆呆地看着台上的他。他似乎也看到了我，目光在我们这边停留了一秒钟，然后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

他的声音，不再是当年那般细弱，而是洪亮、有力，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决心。“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兄弟姐妹，我，席朗，回来了！”

他没有讲太多空话套话，而是直接切入了厂子的问题和未来的改革方案。他的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每一项措施都直指要害。原本嘈杂的礼堂，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被他描绘的蓝图所吸引，原本熄灭的希望，似乎又重新燃了起来。

演讲的最后，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柔和，目光也缓缓扫过台下的每一张面孔。

“我知道，大家现在可能还在怀疑，我这么年轻，能不能担起这个重任。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十几年前，我还是一个从乡下来到这里的穷小子，一个举目无亲的学徒工。那时候，我家里穷，每个月都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里供妹妹读书，自己每天都吃不饱饭。我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饿得晚上睡不着，白天在车间里干活都眼花。我甚至想过，要不就放弃吧，回老家种地去。”

“但是，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了我坚持下去的温暖和力量。”

他的目光，穿过攒动的人群，准确无误地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停止了。

“她是我们食堂打饭的一位阿姨。她可能早就忘了，但她每天中午，都会在我那少得可怜的饭菜上，多添一勺肉。就那么一勺肉，在当时的我看来，就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东西。那不仅仅是一勺肉，那是一份尊重，一份善意，是她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心人的。是她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苦苦支撑。”

“正是靠着那一勺肉带来的温暖，我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将来要报答这份恩情。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炫耀我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想告诉大家，这家工厂，是我的家。因为这里，有我的恩人。”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台下，早已是一片寂静。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我。我看到赵宗良的眼睛红了，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我今天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对我当年的恩人，说一声迟到了十几年的‘谢谢’。同时，我也要宣布我的第一项人事任命。”

席朗的目光坚定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决定，任命甄善同志，为我们厂新成立的后勤保障部主任！全面负责全厂职工的餐饮、住宿和福利工作。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甄阿姨，能把您当年的那份善良，那份为普通工人着想的心，传递给厂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工厂，不仅能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也能成为所有职工最温暖的家！”

话音刚落，雷鸣般的掌声，在礼堂里经久不息。那掌声，是为席朗，也是为我。我站在那里，被赵宗良和身边的工友们簇拥着，哭得像个孩子。我这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因为自己一个不经意的善举，得到了如此厚重的回报。

后来，在席朗的带领下，我们的厂子真的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了。他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进新技术，开拓新市场，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工人的工资翻了好几番，福利待遇也越来越好。

我当上了后勤部主任，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让工人们吃得更好，住得更舒心。我把食堂办得像家里的厨房一样，菜品丰富，分量十足，价格公道。我告诉食堂的每一个员工，我们手里的勺子，盛的不仅仅是饭菜，更是人心。

赵宗良也因为技术过硬，被提拔成了总工程师。女儿赵盼曦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厂里，在席朗的麾下，成了一名得力的干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这一切，就像一场梦。如果当初，我像钱翠芬一样，死守着那所谓的规矩，对那个瘦弱的少年视而不见；如果当初，在丈夫的责备和同事的流言蜚语中，我选择了退缩和冷漠。那么，我的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这一辈子，没读过多少书，也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是凭着良心，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别人一点微不足道的温暖。可谁又能想到，当年那一勺肉的缘分，竟然换来了我后半生的安稳、尊严和满心的幸福。

如今，我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看着厂里一张张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笑脸，看着他们端着饭碗，吃得心满意足的样子，我常常会想起多年前的席朗。

我在想，我们这一生中，会遇到无数的人，会做出无数个选择。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善举，或许就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我们自己都忘了，它却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悄悄地生根、发芽，最后长成一棵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

来源：柯柯A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