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来杭州两年了，但手机号码还一直是山东老家的。他说，怕换了卡，别人就联系不上了。我多次劝他，都退休了，社会关系自然淡了。但父亲却很犟，说里面有1100多个“老朋友”的号码，换了号码，对方遇“事”就找不到他了。

父亲的“老朋友”

张曦

父亲来杭州两年了，但手机号码还一直是山东老家的。他说，怕换了卡，别人就联系不上了。我多次劝他，都退休了，社会关系自然淡了。但父亲却很犟，说里面有1100多个“老朋友”的号码，换了号码，对方遇“事”就找不到他了。

他的这些“老朋友”，我是知道的。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手掌都很粗糙，脸上满是皱纹，处处是农活刻下的生活印记。小时候，他们每次到家里来，都是风尘仆仆，说话声音像平地惊雷，张口闭口就是庄稼长势和虫害治理。

坦率说，小时候的我更羡慕隔壁邻居叔叔的“朋友们”，他们西装革履拎着果篮礼品登门做客。邻居叔叔的儿子一脸神气地对我说，他们家出去旅游不用花钱，都由父亲“朋友”打理好。而我的父亲，天不亮就出门，到了晚上八点了才带着一身疲惫回来，母亲问起来，就说去村里看庄稼了。

我一度觉得，就是父亲跟田地打交道多，跟农民打交道多，所以脾气才那么执拗。单位提拔干部，他说各凭能力，组织看得到；年轻同事下乡跟农户起了矛盾，别人避之不及，他却主动去当和事佬；他的“老朋友”们用蛇皮袋装来的蔬菜瓜果，明明不值几个钱，他就是不肯沾半点便宜。

父亲并没有跟我说过太多工作上的事。我是从电视、报纸和他“老朋友”的夸赞中，了解到他的另一面。新闻报道里写着，他在农业技术站一干就是38年，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田间地头，培训指导农民近七万人；他主持实施了 “农业部粮油高产创建”等40个项目，推广了30多项棉花、小麦、玉米增产技术，其中玉米播前灭茬技术推广面积超过六百万亩次，亩增产近90公斤，被评为“国内领先水平”科技成果。就在2011年，父亲还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带回来镶着国徽的红本证书和金灿奖章。我一看，呵，“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国务院颁发。后来，父亲还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再后来，父亲退休了，不仅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还因为我的工作和家庭，离开了熟悉的家乡。这几年，我对父亲越发敬重了。他的言行也对我影响越来越大，不止是当下叮嘱，更多的是几年前甚至十多年前的一些记忆碎片，就像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写道，“后来他三十岁或者更老，走在路上听到背后有隐隐约约的风声。他停下来转过身去，子弹正中眉心。”比如，当我通过国考成为公务员时，他郑重地和我说起曾经的邻居锒铛入狱的故事，叮嘱我算好“人生账”；再早些，高考前夜我焦虑失眠时，他说，人这一辈子长得很，开头跑的快不重要，凡事对得起自己就好；更早一些，早到我已经忘记了那是哪一年的夏天。父亲带着草帽，蹲在麦坎，抚摸着压弯了麦秆的沉甸甸麦穗，笑着说“人勤地不懒，又是好丰年。”那时，风起麦浪，滚滚金黄，沙沙声四起，像是田地对“老朋友”的温柔回语。

来源/清廉杭州

来源：许仙聊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