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原本和往常没什么不同。我早早到了公司，端一杯冰美式，坐到工位上享受每天最专注和高效的时间。直到我的同桌小玲被组长叫走，很久才回来。她回来后一言不发，从桌上拿起烟又独自下楼了。我看她好像哭过。“组长跟你聊什么？”我微信问。“你们都要走了。”她回。

那天原本和往常没什么不同。我早早到了公司，端一杯冰美式，坐到工位上享受每天最专注和高效的时间。直到我的同桌小玲被组长叫走，很久才回来。她回来后一言不发，从桌上拿起烟又独自下楼了。我看她好像哭过。“组长跟你聊什么？”我微信问。“你们都要走了。”她回。

——去年7月16日，我得知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组同事被裁员的消息。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听说过这个传闻，但真正到了这一刻，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好准备。

我供职于一家教育公司，“双减”这两年已经执行过几轮裁员。我一直幸免于难，但也在入职一年后经历过转岗，一年半后后被迫降职。如今被裁时，我只是一名普通员工，或者说，还有八个月就35岁了的大龄普通员工，并且，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当爸爸。

一

我是学艺术出身，从国内知名的艺术院校硕士毕业。由于常年受到美的训练和滋养，想把自己从中获得的能量传递给更多人，也想让自己做的事被更多人看到，选择了投身时代浪潮，加入知名的大企业工作。然而，这潮起潮落不受个人左右，我工作运不太好，每当投身一个新的行业或岗位，就很快见证行业或业务方向的剧烈震荡、由盛转衰。再加上职场中普遍存在的对艺术专业人的偏见，想获得新的机会，也总是比普通专业出身的人更困难一些。

进入教育行业前，我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品牌，那时像艺术家做作品一样，在每一个项目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才华。但随着疫情到来，公司的线下商区开始消亡，也逐渐不再有预算拍广告片，合作中的影视IP更是纷纷无限期跳票。不仅如此，整个行业似乎都不再在意“美”“酷”“有格调”“要让用户喜欢我”了，而是疯狂转向直播、投放这种生猛、粗放、高效而极限逐利的野蛮游戏。事实上，整个世界都在加速变化，裹挟着生死挣扎和泥沙俱下，这种变化持续至今，再也回不去了。

就是在那段兵荒马乱的日子，我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是英国自然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过去一年发现了十几个已经灭绝的物种。这带给我的震撼无法言说，就好像透过那座哥特式建筑的玻璃窗，看到林奈（瑞典生物学家）和居维叶（法国古生物学家）在里面孜孜不倦地工作了百年。可能是被我曾经追求的“时代浪潮”颠得过于眩晕，这种“长期主义”的魅力相当打动我。刚好那段时间BBC纪录片《七个世界，一个星球》上线，我开始漫想，中国已经有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企业家，为什么还没有出现自己的大卫·爱登堡（注：英国自然博物学家，被誉为“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呢？大概是因为那是“老钱”做的事情，而我们富裕的时间太短。也许现在，是时候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兴奋过了，像沐浴一道光。我总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启迪中国未来的大卫·爱登堡，抑或是BBC自然纪录片的摄影师。没多久，我从那家大厂裸辞，开始创业，开发自然博物、人文历史相关的教育课程。它们都被我视为“作品”，而艺术家不会希望自己的作品跟别人一样，我不教孩子们用水墨画兰花、模仿印象派画风景，而是给他们讲大航海时代的故事，带他们去博物馆、动植物园、文保单位参观。我希望孩子们再回到自己的课堂时，脑海里能留下这些东西：麦哲伦的船、南洋华人的寺庙、郑和宝船带回来的长颈鹿、被华侨从西班牙殖民地走私到中国的来自美洲的红薯……

半年时间，课程做得小有起色，有国际学校邀请我去做工作坊，我还找到朋友的机构联合招生，准备大干一场。然而，疫情反复，没多久，所有的线下培训都被迫关停。

二

加入我所在的这家教育公司，是疫情下创业难以为继的选择。同时，我内心深处还希望有机会“曲线救国”，在大平台继续自己的理想。面试时，我跟老板聊起创业时的理念，他表达认可，不过对这样一家规模庞大、需要迅速扩张、打算融资占领市场的在线教育公司而言，我想做的方向过于小而美，并不在考虑之内。

因为行业资历尚浅，我起初做的还是品牌相关工作。当时公司几乎在以天文数字做市场投放，老板的愿景是打造陪伴这一代孩子成长的教育内容，高层之间都在讨论是先用我们的课程IP做动画片，还是做大电影。不久之后，“双减”到来，“伟业”戛然而止。如今回想，讨论这样的议题仿佛是上辈子的事，痴人说梦，满是唏嘘。

但命运的奇妙在于，因为“双减”，我等的机会到来了。“双减”，意味着学生和家长不再被鼓励投入大量精力和金钱在校外补课上，但各地方教育局却可以自主向企业采购优质的教育产品和服务，直接投放到学校中。如此一来，教育公司又有了新的机会。我开始帮公司做类似的课程，不是教语文数学等“主科”，而是艺术、人文通识、科普、思维训练、棋类、心理健康等内容。

当教育不限定在被规定的几个“学科”内，不考试，不关乎升学，这就很有意思。当初创业时，我觉得自己开发的课程最多只能服务于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甚至短期内只能让顺义或海淀的孩子受益，从未曾想过有一天可以将其规模化、把求知的门开在任何角落。不过，对于这类课程，主流不太采用“教育公平”的叙事，它被称为“课后服务”。

我的上司Q是一位公司早期员工，虽是工科出身，却很看重艺术课程。在团队里艺术背景的教研员规模快速增长到十几人后，他需要一个合适的负责人，选中了我。这年我33岁，接过这个岗位意味着从一个已经有积累的领域转到新的领域，但，一想到未来还要工作几十年，不如像英国自然史博物馆里的科学家一样潜下心来，完全不晚。我就这样开始了新工作。在此之前，Q只对我说了两件事：“第一，美育这个方向你就是最专业的，我不懂，你想清楚了，就去做；第二，要创新。”

三

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相信自己投身于一项了不起的事业，为此愿意调动一切经验、精力、资源，不计较得失，把事情做到极致。那段时间，我随时随地在工作，天天加班到很晚，但并不觉得疲劳，因为觉得是在打磨好的作品。

我想要公平而优质的教育，这只是个抽象的愿景，饱藏理想主义情结，它需要被具象成具体可信的目标。比如，我想让孩子们感受到设计的力量，因为觉得设计比油画、国画这些美术课程离我们的生活更近，我于是策划了一门聚焦于需求和解决问题的设计课，用图纸和模型模拟出来，再找到青年学者、设计师做咨询和审稿。又比如，我想带孩子们展开一场寻美之旅，于是在讲西湖的课程中设置了更多的研发环节，如何“云游”、看西湖的四季景致、呈现古今中外的艺术家有哪些描绘西湖的作品……

这个过程中，面对我有些“变态“的高要求，团队里没有任何同事反对或敷衍，而是都把各自的学识、热情以及体力投入在课程里，我们共同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公司里共有四个按学科群划分的教研组，在争取内部资源时，也不得不形成竞争——我们会提前开选题会，陈述各自的想法，然后由评审团投票选出排名靠前的，再制作成视频课程。

一次选题会上，我确定我在发光。我上台展示了一张石膏几何体的素描画，再切换到即将上映的《阿凡达2》剧照，说，“我受过很多年专业训练，能把这些素描画得非常好。有什么用呢？一点用都没有。但如果在我们的课程里，一个小镇少年看到了这张剧照，那么他就会知道，原来有个职业叫电影美术，原来艺术可以造梦！那他可能就会立下志向，现在起他要开始学画素描，十年后要去学电影美术，二十年后去好莱坞。我们的用户里或许真的就有卡梅隆。”

我接着说，“我们的理想是推动教育公平。北京和小镇教育最大的不公平是什么？不是语文数学英语，也不是高考会考到的那些学科，而是北京的博物馆、剧院。可能县城也有一个电影院，但孩子们在那里只能看到《战狼2》，以为这就是电影、甚至这就是文艺的全部。他们没有什么办法从短视频的茧房里跳出来。屏幕上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不朽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通过我们的课程让这些孩子们受到滋养。”

最后，我把易烊千玺俊朗的肖像和县中学高考誓师的照片并置，说，“我不希望现在的孩子们在十几年后考国家话剧院的时候，被明星的粉丝说‘小镇做题家’永远不可能与他们的偶像竞争。”

这是我的职场高光时刻之一。我提出的选题不仅会上得票数很高，会后，还有很多本不熟悉的同事找到我，说我讲得好，他们加入教育公司，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销售同事说，下次想带我去给客户宣讲。HRBP说，她没在场的领导听闻了会上的情况，希望我能做培训师，或者在合适的机会代表公司对外发声，树立公司教研员热忱、赤诚、专业的形象，就像董宇辉。

讽刺的是，不到一年之后，跟我谈裁员的也是这位HRBP和她的领导。她们绝口不提曾经对我的认可和欣赏，仿佛没发生过一样。

四

那段时间，理想到几乎失真。销售同事经常向我们转达客户的感谢和敬意。有渠道经销商喝多了哭着说，一定要把我们的业务做起来。有留守儿童，本来性格内向、行为乖张，因为上了我们的课像变了个人，开朗并喜欢学习。有老师因为罹患眼疾，不能再承担主科课程的高强度工作，消极抑郁，却通过专职带我们的课，找到了事业的第二春。很多地方上的老师都觉得这些课程新奇有趣，对他们小地方的学生非常重要，包括他们自己，都通过我们的课程打开了视野，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和技能。

2022年底，这一切发生了剧变。就像开一家超市，货架上要先有足够多商品，顾客才会光顾，我们前期花很多人力物力，快速制作上线了足够数量的课程，意在获得潜在客户的信赖。这个阶段的投入见不到什么回报，也因为销售情况不佳，内容研发头顶利剑高悬。大老板反复鼓舞我们，说这是公司新战略，他做好了前期烧钱的准备，公司也烧得起，让大家踏踏实实打磨产品。事实上，他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长期主义，他的耐心也耗尽了。

Q后来被要求负责别的业务，W被任命为新领导。W到任后，第一步是暂停了我们正在研发中的所有课程，然后公开表明他的主张：国家虽然提倡素质教育，课后服务的定位也明确是供给非学科的内容，但真正的刚需依然是语文、数学，而且越是下沉市场越是如此。至于这个结论有怎样的数据支撑？为什么与我们对政策和市场的感知不同？如何在“双减”背景下供给学科内容？一个缺乏互动、作业、测评的视频课场景如何能教好语文或者数学？他没有给出答案。

W对我作为组长的选题能力也彻底否定。当时已是年底，我的年度绩效被打了C，而我这一整年每次季度绩效都是A或B。我们全组几乎都被打了C或C-。事实上，公司本来没有C-这一档。我试图至少为团队伙伴争取符合公司正常的绩效比例，但更剧烈的震动紧接着发生了。我的团队被解散，几个同事将被裁掉。公司是算着日子裁员的：他们手头的工作在前一天交付，第二天上午跟他们谈，下午就办手续走人。这其中，有的同事是“双减”时被裁掉，之后做这个新业务又被招回来的。也就是说，一年多时间，同一家公司，裁同一个人两次，留下的人，被打散分到别的组，我被降职为一线教研员。

团队散伙那天，我为大家定了蛋糕，上面写着二手玫瑰的歌词：允许我国的艺术家先富起来。在给我的伙伴们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我提到了明代文徵明的画《猗兰室图卷》。

就在不久前，我们这群人刚一起去故宫看了中国书房大展，作为学习和团建。相传，孔子遍访诸侯而不仕，归途中见兰花与众草为伍，有感而作琴曲《猗兰操》，慨叹贤者生不逢时。两千年后，文徵明绘《猗兰室图卷》赠与友人，暗喻友人怀才不遇，引其为知音。又过了四百年，该画流传到了近代画家吴湖帆之手。他被这件作品深深折服，感叹文徵明六十岁作此画，“精工秀雅，非他人可到”。现如今，我看到这幅画，久久驻足，深深为之感动。

历史长河里那些闪耀的繁星、那些璀璨的名字，孔子、蔡邕、韩愈、文徵明、吴湖帆，以及当下的我，在共享一种情绪，共享一种美的体验。这是人生至乐，是中华文脉几千年，而我辈有幸与之呼应、与之共振的人生至乐。

我写道，伙伴们，我们何其幸运，能感受到这种美的力量。我们想分享这种感受力，给所有人，给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我们曾一起做这件了不起的事情，只不过，至少目前，至少在这家公司，不再有机会了。但最终，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五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像是一场不合时宜的教育实验：知道电影美术这个职业和《阿凡达》，又有什么用呢？然而，教育本身就不应该只回答“有什么用”的问题。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太在意“有用”了，像艺术这样百无一用的学问才更珍贵和重要。

不过，我并不反对张雪峰们。相反，我觉得张雪峰们对于视野不够宽广、认知不够全面的高考生和家长来说，有实实在在的功利主义价值。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视野、认知的局限性，是怎么造成的呢？前几天，我自己还跟太太开玩笑说，刚出生的儿子如果要学艺术，我会打断他的腿。

被裁员两个多月后，我依然没有找到工作。在面试了几家教育公司之后，我决定在职业下一站离开这个行业——当然，前提是我有的选。这个想法来源于，我的前雇主在整个行业中，无论是规模、财力、品牌力、风格和野心，都还算不错，其他公司大部分更糟糕。大多公司做教育，跟做别的生意别无二致，唯一的目标是追求极致的利润。而在“双减”后，由于教育公司需要转型为“非盈利机构”，逐利更加艰难。当然，会有一些小而美的机构，针对更睿智、更有独立决断力的家长提供真正优质的教育产品。但这样的机构本来就少，也就更难找到适合我的一席之地。

其实，教育在充分市场化之后，变得越来越像“知识付费”。就跟过去这些年，我们眼睁睁看着媒体、新闻被摧毁一样，内容供给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多样性正在丧失。当一个教育产品面向开放的市场，期望攻城略地来占据更大的份额时，其实跟短视频的流量逻辑别无二致。其最终呈现的结果，一定是最高效的，但不会是最好的。

我曾经以为，我的前雇主，有行业地位、有钱，也不需要寻找用户的最大公约数，正确的做法就是聘请最专业的人、打磨最好的产品，然后告诉用户“我这个就是最好的，你闭眼选”，从而定义行业地位。我和同事们也因此沉醉在这场理想主义实验中，现在看来，实验无疑无法继续了，虽然我非常不甘心。并且，从我接触到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来说，哪怕他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他们的教育理念也未必是落后的，我们并没有傲慢的资格。当年喊出用在线教育做出改变的企业，终于变成了恶龙。

我曾经把这份工作当作事业，当作能接下来一直做几十年的事情，可能的确是太一厢情愿了。一份工作而已，在上面倾注太多情感未免过于天真。何况，按目前的就业环境，我年纪不小了，这样显得很傻。我们现在似乎耻于谈及“理想”这样的大词。一个悖论是，很多人鼓吹长期主义，可当我找到了想长期主义坚持的事情，却发觉企业、外部环境，并不是长期主义的土壤。如果我们真的奖励长期主义，为什么35岁左右、经验丰富又年富力强的人的求职环境如此艰辛？可如果我们奖励身段灵活的适应力，又为什么所有的招聘又需要极端垂直的经验？这很诡异。

三年前我一心想创业，心态很好，不仅裸辞，还每天打了鸡血一样。现在的我顾虑却很多。离职那天和同事聊天，我说，如果没有孩子，我现在完全不会焦虑，先出去玩一大圈，现在不会了，只想赶紧找个工作。我虽然还有一些想做的事情，也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但我不再能承担这种风险。我接了个帮朋友的公司写稿子的活儿，也是美育内容。甲方单集的预算很低，这其实已经决定了它需要我如何去完成这份工作——洗稿加上ChatGPT，小部分原创。我曾经不齿这样的东西，但这个事情既然一定要有人做，我来做至少会更专业和有节操一点。这也是我在这种便宜、低要求的行活儿里，唯一能控制的事情了。

有一天，甲方发来他们的实习生用软件制作的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形象——一个精致的法国贵族，让我来审校。我给的意见是：更风流和潦倒一些吧！高更一生流浪，饱受贫穷、纵欲和疾病带来的困扰，生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财富。

你看，我依然努力让这些都是鲜活的，就像我还在努力保持心中的火与光，它们明亮得就像高更笔下塔希提岛灿灿的太阳。

写作感想

这篇文章作于2024年初，因为后续职业发展的顾虑，一直没有发表。至今近两年，很多事情也看开了，早就没了当时的某种“被亏欠感”。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教育是件了不起的事，也知道还有很多人在为之努力。很感谢当时拥有情绪，完成了这篇作品，记录下了那些想法和状态。

来源：中国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