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官方文书所采用的书写形态，即“书体”，常常蕴含着超越实用记录功能的文化密码，折射出特定的政治意旨、时代审美与文化认同。日本奈良时代的《东大寺献物帐》（通称“国家珍宝帐”），便是这样一份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它不仅是记载圣武天皇遗爱珍品、反映奈良时代物质文明高
国家官方文书所采用的书写形态，即“书体”，常常蕴含着超越实用记录功能的文化密码，折射出特定的政治意旨、时代审美与文化认同。日本奈良时代的《东大寺献物帐》（通称“国家珍宝帐”），便是这样一份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它不仅是记载圣武天皇遗爱珍品、反映奈良时代物质文明高度的重要史料，其精美的装帧和独特的书体本身，也为我们探究当时的文化交流、国家意识形态与书法艺术选择提供了关键线索。学者杉本一树曾敏锐地指出，国家珍宝帐的书体可能并非随意形成，而是基于某种特定意识被精心选定，其书风的选择与其记录的物品来源及期望呈现的“应有姿态”息息相关。本文旨在深化这一观点，以国家珍宝帐为中心，探讨其书体选择背后的文化逻辑，并特别考察唐代中期在当时享有极高声誉的书法大家徐浩，其书风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一、国家珍宝帐的背景、特征与既有观点
《东大寺献物帐》制作于公元756年（天平胜宝八年），正值奈良时代中期。这一年，圣武太上皇驾崩，其遗孀光明皇太后为追悼亡夫、祈求冥福，于先帝七七忌日，将圣武生前珍爱的数百件物品以及皇室代代相传的珍宝，郑重献纳于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这份献物帐便是此次活动的官方记录，现藏于正仓院北仓。它使用十八张上等的白麻纸拼接而成，全长近十五米，卷首有外题和天皇御玺，卷内由光明皇太后亲笔撰写愿文，随后是详尽的宝物名录和藤原仲麻吕等一众高官的署名，并钤有数百方天皇御玺。无论是其珍贵的物质载体、庄重的书写格式，还是其记录的皇室重器与宗教虔诚，都昭示着这是一份代表国家最高规格的仪式性文献。其制作不仅是简单的财物清点，更是一场关乎皇权、信仰与国家形象的重大事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献物帐的书体选择自然备受关注。学界对此曾有探讨，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神田喜一郎认为，其书体接近唐初名家欧阳询的《化度寺碑》，体现了奈良朝对初唐楷书严谨法度的学习和推崇。而杉本一树则认为，其书风基调更似南朝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强调了其平和中正的特点，并提出了书体选择可能服务于特定文化意涵的“应有姿态”理论。这两种观点都认可其书体源于王羲之系统并受到唐代影响，但在具体师法对象和选择动因上有所不同。然而，这些讨论大多聚焦于初唐或更早的书家，对于与献物帐制作年代（756年）更为接近、且在当时唐朝极负盛名的书法家，如徐浩，其潜在影响则较少被提及。
细观国家珍宝帐的书法本身，整体呈现为工整、规范、庄重的楷书，字形趋于方正或略显饱满，结构稳健，笔画圆润匀称，起收笔干净利落，墨色浓淡适宜。卷首光明皇太后的书写略带柔美，而主体目录部分则由专业书手完成，更显严谨统一。其风格既有别于魏晋的古朴灵动，也不同于后世颜体的雄浑开张，显示出一种融合了唐代楷法与奈良时代审美倾向的独特面貌。这种面貌提示我们，其书风来源可能并非单一，而是多元影响下，服务于特定需求的综合体现。
二、探索书体影响源：徐浩书风的可能性
在承认国家珍宝帐书体可能受到欧阳询的严谨法度或智永的平和中正影响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考察与其年代更近且在当时唐朝声望极高的徐浩（703-782）书风的可能性。徐浩的书法以圆润丰腴、结构谨严、雍容典雅著称，被视为继承二王和褚遂良传统而自成一格的大家。他的风格常被形容为“肉丰”，与颜真卿的“筋骨”形成对比，在盛唐至中唐深受皇室喜爱，被认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官方书风之一。
将国家珍宝帐书体与徐浩书风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契合点：
笔画的圆润饱满：献物帐的笔画避免了欧阳询式的瘦硬锐利，呈现出一种圆润、匀净且富有弹性的质感。这种对“肉感”的追求，恰与徐浩书法强调笔画丰腴、避免枯瘦的特点相呼应。虽然献物帐的丰腴程度不及徐浩的典型作品，但其圆厚敦实的笔致，显然与徐浩的书风取向更为接近。
结构的稳健雍容：献物帐的字形结构端正稳健，重心平稳，不追求险绝。这种方正饱满、雍容大度的结构感，与徐浩楷书工整谨严、体态宽博的特点有共通之处。它既非法度森严，亦非飘逸不定，而是一种温和的庄重感。
整体的典雅气质：徐浩书法因深受皇室青睐，带有一种天然的富贵气和典雅感。国家珍宝帐作为皇家献纳文书，其书体所呈现出的那种不激不厉、平和中正而又隐含威仪的气质，似乎也与徐浩所代表的那种官方认可的、雍容华贵的“朝廷体”审美有所关联。
当然，国家珍宝帐的书体并非对徐浩的直接临摹，它依然保留了更早期的楷书规范，且整体风格比徐浩更为内敛平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推测，奈良朝的书写者在广泛接触唐代书法资源时，极有可能了解并借鉴了当时正值盛年的徐浩的风格元素。这种借鉴可能体现在对笔画质感的追求、对结构稳健性的强调以及对整体典雅庄重气质的营造上。
三、徐浩在唐朝的地位与奈良朝的接受背景
探讨徐浩书风影响的可能性，离不开对其在唐代当时的实际地位和奈良朝接受唐文化背景的考察。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其书风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与颜真卿在当时评价尚不突出形成对比，徐浩在盛唐至中唐时期，是一位声名显赫、备受官方推崇的书法权威。他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官至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等，长期负责重要的制诰文书和碑额书写工作。其书法深受几代皇帝喜爱，如肃宗誉其书似王羲之，代宗更是对其极为倚重。他的墨迹被时人视为珍宝，求书者甚众，其书法被公认为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和官方典范。
徐浩的这种极高的当代声誉和官方背景，为他的书风能够跨越重洋、影响到奈良朝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奈良时代，日本正处于全面学习和吸收唐文化的浪潮中。遣唐使作为主要的文化使者，频繁往返于两国之间，带回了大量的典籍、艺术品和文化信息。书法作为唐文化的核心要素，自然是学习的重中之重。对于力求模仿唐朝、提升自身文化形象的奈良朝而言，了解并学习当时唐朝最受推崇、最具代表性的书法风格，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以徐浩在唐朝的地位，他的书法风格极有可能被视为“当代最新、最正统”的官方书风。752年赴唐的遣唐使团，在其停留期间（752-754年），完全有机会通过官方渠道或私人交往接触到徐浩的书法作品，或至少了解到其显赫的声名和风格特点。对于需要制作国家最高级别文书（如国家珍宝帐）的奈良朝来说，参考这样一位在唐朝备受尊崇、代表官方审美的书法家的风格，无疑是提升文书规格、体现与唐文化同步的一个理想选择。
此外，奈良时代发达的写经事业也为徐浩书风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土壤。写经所的书手们需要掌握规范且美观的楷书，他们所依据的范本很可能就包括了当时传入的各种唐代名家风格。徐浩那种既符合楷法规范，又显得圆润典雅、雍容大度的风格，非常适合用于抄写佛经和制作庄重的官方文书。
因此，综合考虑徐浩在唐朝的崇高地位、奈良朝对唐文化的渴求以及畅通的文化交流渠道，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徐浩的书法风格在756年国家珍宝帐制作前后，已经为奈良朝所知，并具备了被借鉴和影响的可能性。
四、文化意涵的建构：徐浩风格与“应有姿态”
最终，国家珍宝帐的书体选择，是为了构建一种符合其特定功能和文化语境的“应有姿态”。这份文献承载着多重意义：它是对先帝的哀悼与追思，是对佛陀的虔诚供养，是对皇室权威与财富的展示，也是奈良时代文化高度的体现。其书体必须能够完美地传达这些复杂而庄重的内涵。
从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珍宝帐的书体是一种精心调和的产物。它在初唐楷书的法度框架内，融入了智永式的平和温润，并且，极有可能进一步吸收了徐浩书风的元素，特别是其圆润饱满的笔画、雍容稳健的结构以及典雅庄重的整体气质。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风格拼凑，而是服务于“应有姿态”的深层文化需求。
徐浩书风的融入，可能基于以下考量：
1、官方权威与雍容气度：徐浩作为深受唐朝三代皇帝赏识的宫廷书家，其风格天然带有一种官方认可的权威感和雍容气度。借鉴其风格，有助于赋予国家珍宝帐一种与皇室地位相匹配的尊贵感和典雅感。
2、平和中的庄重感：徐浩的书法虽然丰腴，但结构严谨，气度平和，避免了剑拔弩张的冲突感。这种温和的庄重非常适合用于宗教祭祀相关的文献，能够营造出宁静、肃穆又不失华贵的氛围。
3、时代性与文化先进性的体现：选择借鉴当时在唐朝正当红的徐浩书风，而非仅仅停留在模仿初唐旧范，体现了奈良朝紧随唐文化发展步伐的积极姿态，也是其文化自信和吸收能力的展现。
4、规范性与书写适宜性：徐浩的书法在保持个性的同时，依然遵循严格的楷书规范，易于辨识和学习，适合需要保持高度统一性和规范性的官方重大文献的书写。
因此，国家珍宝帐的书体，可以被理解为奈良朝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为了达成理想的“应有姿态”，对所能接触到的最优质、最合适的唐代书法资源进行综合运用与创造性转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徐浩以其在唐代的显赫声名、官方认可的地位及其典雅庄重的书风特点，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参照对象，其影响被巧妙地融入最终的书写成品之中。这不仅揭示了国家珍宝帐书体的复杂来源，也反映了奈良文化在吸收外来影响时的主动性、选择性以及对“合宜性”的深刻理解。
结论
《东大寺献物帐》（国家珍宝帐）的书法，是奈良时代文化、宗教与政治需求的集中体现，其书体的选择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涵。本文在梳理其背景、特征及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唐代中期著名书家徐浩的影响可能性。研究表明，国家珍宝帐的书体并非单一模仿某一风格，而是在追求官方文献“应有姿态”的过程中，对多种唐代书风进行融合与创造的结果。
它既保留了初唐楷书的规范性，也吸收了智永书风的平和温润，更极有可能借鉴了当时在唐朝享有崇高声誉的徐浩书风的元素，特别是其圆润饱满的笔画质感、雍容稳健的结构以及典雅庄重的整体气质。徐浩书风以其官方权威性、时代性与审美适宜性，成为了塑造国家珍宝帐所需“应有姿态”的理想参照之一。这一选择，不仅反映了奈良朝对唐代先进文化的积极追踪与深度吸收，也体现了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性与创造力。
国家珍宝帐的书体研究，为我们理解奈良时代的书法实践、审美取向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复杂面貌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未来，可进一步发掘徐浩及其他唐代中期书家作品在日本流传的具体证据，深化对奈良时代书法风格演变及其与政治、宗教、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