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国出版学理论体系正当时2022年9月教育部印发的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出版学”首次单列，明确可授予出版博士专业学位。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些文件为推动出版学科建设、出版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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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布局逐步完善，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新发展。特别是“两个结合”的理论，打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融合发展的路径，解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100多年争议不断的中国文脉问题。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两个结合”思想，使我们能够从几千年印刷出版的实践中提炼出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相通的出版理论和创造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理论体系，引领世界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的总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就对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大环境，新闻出版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基础性、支柱性学科，理所当然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来帮助人民深化认识、掌握规律。

对于教育和人才培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作出了决定：一是“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是从文化强国建设角度提出的。二是从教育、科技方面也对人才培养提出明确要求。“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三是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这些决定，是要在5年内完成的，这就增加了出版理论体系建设的紧迫感。所以，我认为构建中国出版学科理论体系正当其时。

出版学理论体系建构要遵循三个原则

出版是文化的基础，是知识的宝库，是人类思维生产的最优质的数据。在几千年的实践过程中，经历了原始出版、印刷出版、数字出版，现在进入了人工智能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和基本经验。这其中包含了基本的原理和规律。所以该坚守的要坚守，该发展的要发展，该创新的要创新。

关于坚守。出版的功能要坚守，记录历史、保存记忆、传承文明、传播真理，普及科学、资政育人、互鉴文明，这是永不变的，也是区别于不同行业的边界，必须在理论上坚守。出版的价值要坚守，有知识含金量的历史价值、记忆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传承价值、人文价值，永远是出版行业的尊严和丰碑。也不能因为技术、业态、使用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一定要在理论上加以坚守。

出版人才作为知识的加工者、历史的裁判者，必须坚守做人做事的品位，要有天下为公的大情怀、要有科学严谨的好传统、要有为真理而牺牲的勇气和担当、要有为人民服务的专业修养和能力。在新质出版生产迅猛发展的时代，也要塑造和坚守，必须加以理论上的系统化教育。

关于发展。从历史上看，中国出版的理念最早也最丰富。留存记忆的遗址10万年前就有，生产力水平不同，出版方式、载体也不同。黄帝时代记言记行就有分工记录，殷商就有记录文字“有册有典”“化民训官”。到了春秋战国就有了“不学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序”，教书育人就兴起来了。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和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胸怀和使命，大体与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立心、立命、立德、立魂一脉相通。国外情况是，出版方面也有闪光的思想，例如，古希腊的记忆研究，首开学科。英国弥尔顿《论出版自由》，成为经典。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些出版理论，明确地指出：“没有出版自由，人的一切自由就成了泡影”“没有出版自由，工人运动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而“出版自由”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列宁讲“出版是党的革命武器”。因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用出版作为革命武器，唤醒民众、发动革命的。如今是现代化时期，由于社会进步、技术发展、出版生产力的变化和阅读方式的转变，原有的理论需要发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关于创新。理论的源泉是创新性实践，实践发展了，理论必须创新，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就出版学理论创新而言，我们应当有原创性、前瞻性的理论观照我们的历史文明和未来前程。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时代化，继续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出版工作和出版实践，深入研究现代出版的原理性、规律性、真理性的理论，深化对出版学教育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和叙事、话语体系的研究和实践，尤其要把握出版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出版新业态新形态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的新变化，创新融合出版的理论体系。

中国出版学理论构建的重点方向

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出版学理论构建的重点应该是六个方向：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为灵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和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文化强国五项任务融入出版学理论，作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的基础理论。

二是加强学科理论的原理性理论构建，使学科有个扎实的基础。例如，目前讨论的定义域“精神形态的内容与物质文化的载体完美结合的知识产品生产过程”和“文化、思想、理念、科学等精神形态物质化传播的生产工艺”这些思考，都是深化了对出版的认识。

三是加强经验性的理论概括，充实实践的理论表述。毛泽东同志讲过“道理就是经验”。经验的知识价值就是理论的创新之源和检验之果，特别是中国造纸、印刷术两大发明领先世界各国，数字出版也成果颇丰，应当有个理论升华。

四是加强学理性的出版学理论创新。出版学迟迟不能列入单独学科，学理性研究不足是难点，而只有实用操作性的知识传授。建立学科必须有学理性研究支撑，就是要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研究出版实践、出版认识、出版知识，研究出版产业链条上的作者、编辑、出版、发行（平台）、市场交易者、读者相互的关系，及其成为价值共创共享的机制，形成一些有影响的标识性概念和逻辑体系。

五是加强出版理论的真理性研究，找出出版学的真谛和内在的规律。各种学科的最高追求是发现规律、认识真理、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你的真理要素越多，你的研究价值越高，就更能帮助人们指导实践，解决时代和人民提出的问题。比如主题出版问题、智能出版问题、出版自由问题、著作权问题、高质低价问题、出版融合问题、阅读场建设问题，不是完全靠政策能解决的，要从理论上去解决。

六是拓展相关学科理论。作为出版学理论体系，还应当拓展相关学科理论视野。除了元理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还要多层次、立体化丰富理论体系。例如出版经济学、出版工程学、出版制度学、出版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也应当列入构建内容。这样才能是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总而言之，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出版学理论体系，必须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从事理、道理、学理、真理几个方面深入，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协同研究，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再由学科理论指导创新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培养数智时代拔尖出版人才，把理论转化成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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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安街读书会干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