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7月，日本古龙会拍卖会上出现一件名为“唐经片”的三行古笔切，其以1300万日元（约合60万元人民币）成交，引发了古籍与书法收藏界的关注。此残片原标注为“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的唐代写经。然而，经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许全
2024年7月，日本古龙会拍卖会上出现一件名为“唐经片”的三行古笔切，其以1300万日元（约合60万元人民币）成交，引发了古籍与书法收藏界的关注。此残片原标注为“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的唐代写经。然而，经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许全胜的研究考证，该残片并非普通写经，而是失传已久的《唐高宗实录》唐代写本的珍贵遗存。这一发现，为唐代实录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实物证据。
许全胜博士对该残片的鉴定，纠正了拍卖图录的初期判断。他通过对残片上“显庆五年”纪年与史料的比对，确认其为《唐高宗实录》唐代写本的组成部分。唐代实录是当时史馆依据皇帝起居注、日历、时政记及部门档案等原始资料编纂的官方史书。它作为《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等后世史籍的重要依据，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关键史料。
唐代各朝实录，除《顺宗实录》五卷因被收录于韩愈文集而得以保存外，其余大部分已散佚。黄永年先生曾指出：“宋以后唐代实录除顺宗一朝外都已佚失，仅《资治通鉴考异》引用若干片段。”因此，即便仅是《唐高宗实录》的少量残片，其史料价值也显著高于存世量相对较多的唐人佛教写经。许博士的考证进一步明确，此残片的内容应属于由令狐德棻续修、刘知几与吴兢最终完成的三十卷本《高宗实录》，而非最初的二十卷本。这一论断将残片的文物价值提升至“唐代实录的仅存遗珍”的层面。
在《唐高宗实录》残片得到考证后，近期又有一件古笔断简浮现，其内容记述了唐太宗和高宗事迹，且现有古籍中未见相同记载，推测其为《唐太宗实录》唐代写本的散佚残页。这件残页将于6月6日，在中贸圣佳三十周年庆典春季拍卖会上作为5261号拍品拍卖。研究者通过笔迹比对，认为此残页的书写者与前述《唐高宗实录》残片应为同一人。
这两件《唐实录》残片的书法风格，展现了唐代书法的特点。其结体方圆并济，笔法清劲与圆润兼有，笔锋运行的痕迹清晰可见，具有流动飘逸之感。这些书迹与《唐写本·晋书》、《唐写本·史记·河渠书》、《唐徐浩不空和尚碑》、《东大寺古文书·国家珍宝帐》等名笔风格极为类似，特别是在“太”、“皇”、“大”等字的结构和用笔习惯上体现出一致性。
关于这些宫廷文献如何流传至日本，这曾是一个疑问。唐代实录在修成后，不像明清实录那样严格密藏，而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官员阅读与抄写。贞观十七年（643年），高祖、太宗《实录》修纂完成后，“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尽管有级别限制，但手抄本可能通过转借而流散。开元年间，甚至有官员提议将实录作为科举考试科目，表明其在当时已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流传。
这件拍品不仅是历史遗物，也是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价值可从多方面评估：
首先，是其历史跨度。拍品虽被描述为“天平时代圣武天皇御笔”，但“天平时代”（公元729-749年）的断代是准确的。这一时期是日本奈良文化鼎盛期，距今近1300年。其历史积淀赋予了拍品文物价值。
其次，是其书法艺术水平。此件《唐太宗实录》残页的书法水平很高，结体方正圆融，用笔清劲挺拔，笔触清晰，展现出流动飘逸的气质。作品法度严谨，气象宏大，可与传世《唐徐浩不空和尚碑》拓本、敦煌出土唐写本《晋书》、《史记·河渠书》以及《国家珍宝帐》等作品相媲美，是盛唐书法艺术的代表。
再者，其史料稀缺性是核心价值。该件《唐太宗实录》残页作为《唐实录》写本，在主流艺术品数据库中鲜有同类公开拍卖记录，且内容在现有古籍中难以完全匹配。这意味着，这件残页很可能是现存的孤本。考虑到唐代实录原文除《顺宗实录》外几乎全部散佚，同时期的唐代实录写本，即便是吉光片羽，其史料价值也远超存世量较多的唐人佛教写经。若最终确定为中国现存的唯一一件流通的唐代实录写本，其价值甚至可能超越西夏文文献、部分《永乐大典》零本，乃至《赵城金藏》残页。
此外，该拍品还具有文化传播意义。据介绍，写本内容涉及孝道故事，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在任何时代都具现实意义。这件承载传统美德的千年写本，其文化传播意义超出一般藏品。
从市场价值来看，这件《唐太宗实录》残页也显示出潜力。日本拍卖的三行《唐高宗实录》残片成交价已达60万元人民币。中贸圣佳的这件残页内容更丰富（约六行），故事性更强。其11万元人民币的起拍价，相对于其历史文化内涵和稀缺性，具有价值空间。相比其他书法作品的成交价，此件可能是“全球唯一流通的唐代《唐实录》写本孤本残页”的起拍价，为收藏者提供了机会。
最后，其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重大。作为唐代官修史书，《唐实录》是研究唐代历史的直接资料。现有传世《唐实录》多为辑佚本，原貌不可见。此残页作为唐代写本，对于填补学术空白、校勘现有辑佚本、深化唐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历史研究的“活化石”。
这件《唐实录》残页也代表着文化连接。历经近1300年得以保存至今，本身即是文化奇迹。它承载着历史印记，每一次墨迹都讲述着千年前的故事。如果最终被确认为“目前所知全球唯一流通的唐代《唐实录》写本孤本残页”，则“唯一”、“孤本”、“流通”的叠加效应将赋予其稀缺性和市场吸引力。在收藏界，孤本代表着独特的历史见证。
2025年中贸圣佳三十周年庆典春季拍卖会
拍卖时间：6月6日 9:30
重点古籍拍品
中贸圣佳即将拍卖的这件唐人写本《唐实录》残页，无论从其历史、书法艺术，还是作为《唐太宗实录》孤本的稀缺性来看，都是国宝级的珍贵文物。这片纸页，经历千年流转，重现于世，本身即是传奇。它提示我们，历史细节常隐藏于“断简残编”中，等待发掘。对收藏家而言，收藏此件是对文化传承的贡献。对学术界而言，对其深入研究将揭示更多关于《唐实录》乃至唐代历史的信息。它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盛唐制度的窗口，也为唐史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实物样本。
日本文献也提供了印证。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列有三种唐代实录，表明唐朝实录早在唐代即通过遣唐使等途径传入日本。池田温教授在《唐朝实录与日本六国史》中研究指出，《唐实录》的日本写本可能与唐代渡日写经生船花张善有关。奈良朝文献记载，天平五年（733年）皇后宫职移文中提及船花张善抄写“《实录》十卷”，推测此“实录”可能为《太宗实录》。
山上宪太郎博士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渡来系写经生的作用。图书寮的写经生，如船花张善和辛金福，具有“大初位上”位阶，推测他们是相对较晚移居日本列岛的新兴渡来氏族。这些官员不仅是抄写员，部分还是书写教官。通过将这些掌握专业技能的渡来系氏族纳入律令制官员体系，日本得以维持和发展写经技术。船花张善于天平二年（730年）左右在“初期写经所”任职，并可能抄写了《唐实录》、《国家珍宝帐》以及部分《光明皇后五月一日经》。
奈良时代，遣唐使的往来构建了文献传播的路径，《唐实录》等典籍得以传入日本。这些经考证的太宗、高宗实录残页，既印证了唐代实录制度的开放性，也展现了初唐书法范式在日本通过渡来系写经生的传抄而得以传承和发展。然而，这些文献的命运随着时代变迁而波折。平安时代后，皇室权力衰微，宫廷珍藏散佚。《唐实录》写本也被切割，最终以“古笔切”形式流入市场，流转至今。
实录是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编年体例和贴近原始记录的特点，为后世了解特定朝代历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唐实录》系统记录了唐朝各代帝王的统治事迹和国家大政，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原始资料。这部由唐代史馆编修的著作，取材于起居注、日历、时政记及官方档案，其史料价值得到历代史家认可。《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在编纂时都大量参考了实录。
尽管《唐实录》主体已亡佚，其权威性依然基于其严谨的编纂制度和丰富的原始史料。唐代设有专门的史馆机构，汇聚了房玄龄、魏征、令狐德棻等史学人才，确保了编纂的专业水准。实录的撰写依据确保了其内容的原始性和可靠性，使其成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来源。
散落在后世各种典籍中的《唐实录》佚文，仍具有史料价值。这些片段常能提供正史中未详述的细节，补充对唐代典章制度、朝廷议论、社会风貌的认识。辑录和考订这些佚文是《唐实录》研究的重要工作，有助于恢复实录原貌，挖掘其潜在历史信息。
作为官修史书，《唐实录》的编纂过程可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存在对历史真相的修饰或掩饰。史官在选择和组织史料时也可能带有倾向性。因此，使用《唐实录》时，需持审慎批判态度，结合其他史料进行交叉验证，以辨析其潜在偏见。
《唐实录》的流传与亡佚是文化史上的遗憾。唐代官方对其采取严格控制下的有限传播，主要限于皇室及高级官员。尽管有少量抄本可能流散甚至传至海外，但整体数量极少。其大规模亡佚的原因包括战乱破坏、文献保存技术的局限、管理疏漏以及手抄本的脆弱性。
尽管《唐实录》主体已失，对其残存信息的研究仍具学术意义。通过研究《唐实录》的编纂体制、史料来源、修纂过程、史家思想，可更全面理解唐代史学的特点和发展。利用现存佚文，结合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如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碑刻墓志等）进行多重证据法研究，可对唐代历史问题提出更可靠的解释。
目前，对散见于各类古籍中的唐实录佚文进行系统辑佚、整理、考释，是唐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未来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以期发现更多线索。同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与日本、韩国等国学者携手，共同发掘域外文献价值。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