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总把中国当对手，韩国经济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

摘要：6月5日，韩国国会通过了旨在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内乱真相的“内乱特检法”和“金建希特检法”。此前，这两部法案曾多次在国会通过，但因时任总统或代总统行使否决权而被废弃。

6月5日，韩国国会通过了旨在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内乱真相的“内乱特检法”和“金建希特检法”。此前，这两部法案曾多次在国会通过，但因时任总统或代总统行使否决权而被废弃。

此前一天，刚刚上任的韩国新总统李在明下令成立了“紧急经济应对工作组”，这也是他就任后下达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展现出其恢复韩国民生、振兴经济的决心。

经历戒严事件引发尹锡悦下台后的内政乱局，和三年来对美亦步亦趋与华交恶，李在明时代的韩国，将如何在实用主义政策之下，让韩国政治、经济走上正轨？中韩经济合作能否迎来新的局面？

观察者网《观学院直播厅》第八期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杰出教授黄靖、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教授、韩国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载兴教授进行对话，解读李在明时代的中韩关系与东北亚局势。以下为文字稿上篇。

【整理/观察者网李泠、郭涵】

·外部环境会投射韩国内政，仅靠李在明很难改变

黄靖：观察者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知道韩国大选已经结束，李在明不出所料，以较大优势赢得了此次大选，当选为韩国总统。这次大选无疑对半岛局势，以及半岛周边国家、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局势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在这里，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韩国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载兴教授，以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教授，还有我本人，来就此次韩国大选及其影响和意义展开深入讨论。

我们知道，在此次韩国大选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获得了49.42%的选票。同时，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洙的得票率比预计稍好一些，获得了将近41.15%的选票。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获得了8.34%的选票。仔细分析会发现，如果把反对党的金文洙和李俊锡的得票率加起来，是49.49%。这样看来，与上一次李在明和尹锡悦对决的大选相比，实际差距并不大，两次大选差距都是0.7%左右。

由此可见，韩国作为一个社会和国家，仍处于高度分裂的状态，而且分裂的双方似乎势不两立，这也导致了政治上的极化现象。此次大选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态势。关于这样的局势，我想先问一下郑载兴教授，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郑载兴：这次大选非常重要。我们能看到，在尹锡悦上台的这三年里，无论是国际局势还是韩国国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回顾过往，不管是尹锡悦政府，还是之前的文在寅政府、朴槿惠政府，韩国无论是进步派政府还是保守派政府，虽然政治立场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有一个默认的共识，那就是中韩关系要维持友好。毕竟对于韩国来说，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距离最近的邻国。

观学院直播厅|韩国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载兴教授

然而，尹锡悦上台之后，中韩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在我个人看来，这种变化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从历史角度看，1992年中韩建交时，双方就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尽管中韩两国在政治、文化、价值体制上存在差异，但还是在睦邻友好的关系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共同经历了将近30年的快速发展。

尹锡悦上台之后，其对华政策基调是所谓的“价值外交”。也就是说，在对待其他国家时，相较于国家利益，他更看重价值观念。我个人特别反感这种以理念和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方式，因为一旦用这种方式去审视一个国家，就很难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按照这样的逻辑，像韩国和中国、朝鲜这样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似乎就无法成为合作伙伴，这有点类似于新冷战的模式。

实际上，韩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冷战早已结束，但朝鲜半岛乃至韩国本身仍未摆脱冷战的阴影。韩国国内仍有许多政治团体利用这一点来谋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尹锡悦上台后提出的对外政策，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政策，其核心就是以价值观来评判对方。再加上印太战略、韩美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中韩关系在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后，开始出现倒退，摩擦和纠纷不断增多。

而李在明上台后，韩国的对华政策预计会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变得更加务实，会以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中韩关系。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不过，目前韩国国内保守和进步两方势力对立严重，因此中韩关系在未来仍面临诸多挑战。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来探讨双方如何相向而行、达成共识。

黄靖：郑教授认为，如果将价值观作为外交和内政的主轴，不仅会导致东亚地区关系紧张——毕竟利益冲突尚可通过妥协解决，但价值观冲突却很难调和。我们也注意到，尹锡悦的这种做法进一步深化甚至恶化了韩国国内的社会对立。进步力量和保守力量由于价值观不同，产生了所谓的身份政治对立和价值观对立，社会撕裂程度非常严重。

1月21日，尹锡悦出席韩国宪法法院弹劾审判庭审辩论央视新闻

我们都清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团体，如果内部出现了这种难以弥合的严重分裂，对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以及未来发展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詹教授，您认为李在明当选之后，是否有助于改善甚至修复韩国这种内在的分裂，让韩国能够更加团结一致地向前发展？还是说，您觉得这种分裂已经难以修复了？

詹德斌：简单来说，我认为李在明当选后要缓解韩国内部分裂局面的难度很大，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从本次大选李在明的得票率来看，仅靠他本人的努力是比较困难的。

尹锡悦政府在过去三年的执政表现实际上非常失民心，特别是去年经历戒严到弹劾的过程后，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六成国民实际上都希望实现政权交替。然而，投票结果显示，李在明实际上只拿到了接近50%的选票。这说明什么？这些人可能希望政权交替，但对李在明本人可能不太满意，当然其中有保守势力和保守媒体恶意塑造形象的因素，这是第一个方面。

其次，我认为还有一个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这个结构性因素是从冷战到现在一直遗留下来且未被打破的韩国外部环境。

韩国的外部环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朝韩之间的对立，这是一种敌对型的二元零和对立。2023年，朝鲜将韩国列为“交战中的敌对国家”，而非同一民族。韩国的每次保守政权上台时，也会把朝鲜视为敌人。所以，朝韩之间是一种敌对性的关系。

如果我们再把结构往上拓展一层，即朝韩背后的阵营，或者说从东北亚层面来看，最近几年我们一直用“新冷战”这个词来形容东北亚局势。大家可以看到，美俄关系紧张，中美战略竞争激烈，这实际上导致韩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更加敌对化。

观学院直播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教授

这种敌对的外部环境会投射到韩国国内，使得韩国国内的两大阵营分别代表着这两种情况。比如，韩国的保守阵营以国民力量党为代表，他们认为整个大韩民国是他们建立起来的，因此要奉行亲美、亲日的政策。而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进步政权开始上台，他们推行对朝缓和、对华交流的阳光政策，主张同中国、俄罗斯缓和关系。这在保守阵营看来，几乎就是“投敌”行为。所以，尹锡悦在戒严过程中就把以李在明为代表的进步阵营称为“反国家势力”。

也就是说，韩国处于这样一个敌对的结构之下，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改善，韩国国内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缓解。换句话说，仅靠李在明总统一个人去推动国家和解、国内团结，我估计很难做到。

·韩国保守势力依然强大，短期内推动司法改革困难重重

黄靖：我认同这样的观点，即韩国面临的是双重矛盾。一方面，朝鲜半岛内部，韩国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正以越来越敌对的方式发展；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倘若中美关系较为缓和，朝鲜半岛的局势或许还能有所缓和；但要是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再加上日本日益右倾化，这就很容易让韩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领袖利用这双重矛盾，将其作为旗帜性或标志性的政策，比如像郑教授所说的，推行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核心的政策取向，而这势必会造成韩国内部的分裂。

显然，新当选的李在明总统已经意识到这种分裂对韩国今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比如他曾表示要修宪。

我个人一直认为，韩国民主化之后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或缺陷，就是总统的一任制。由于总统只有一届任期，在任总统就会试图在短短五年内将自己的政见全部付诸实施。然而，韩国的经济和社会由财阀主导，总统不得不与大公司建立良好的联系，再加上韩国的人情文化，这就容易滋生一些不太正常甚至不光彩的关联。要是下一任总统来自反对党，就必然会抓住前一任总统执政期间的一些漏洞，导致前一任总统陷入牢狱之灾。所以，人们常说青瓦台的工作充满危险，甚至有所谓的“青瓦台的诅咒”。

这一次，我看到李在明提出的一些想法，实际上直击要害。例如，他提出实行四年制的总统连任制，让总统能在较长时间内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时，他还表示国务总理应由国会推荐，并认为新政府应该更加向中间靠拢。那么，大家觉得他这些理念，尤其是修宪理念，像总统连任制、总理由国会推荐等改革，能否实现？如果不能实现，主要的阻力又在哪里？倘若实现了，又会对韩国今后的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

观学院直播厅| 上海外国语大学杰出教授黄靖

郑载兴：您刚才提到韩国的修宪问题，其实这并非是今天才提出的，上次大选时就已经有过相关讨论。不过，您也知道，在韩国，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就我个人而言，是比较支持修宪的。

韩国为何会采用总统制？这是因为在朴正熙和全斗焕这两个独裁政府统治几十年后，韩国进行了民主化变革，之后才有了总统选举——以前都是他们说了算的。为了防止总统权力过大，所以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但如今，韩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水平早已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水准了。

然而，对于修改总统任期这一问题，存在支持者，也有不少反对者。就拿保守阵营来说，他们认为，如果修宪成功，而进步阵营在下次选举中又继续获得连任，那就意味着保守阵营将在野八年，这对他们而言是件非常恐怖的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能发挥的空间将受到极大限制。

目前，很难对修宪问题的进展做出预测。比如这次大选，我个人原本预测李在明会获得55%左右的支持率，没想到他最终只获得了大约一半的选票。所以，修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要知道，要想成功修宪，必须先经过国民投票；而要想在国民投票中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提出这一提案的政府执政表现必须得到民众认可。而且，刚刚詹老师也提到过，韩国国内的问题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此外，我们韩国国内以尹锡悦为代表的保守阵营，非常怀念冷战时代，也就是类似朴正熙、全斗焕执政的那个时期，因为那是他们认为最好的时期。这些因素也使得如今韩国的内部斗争异常激烈。

换言之，如果新政府执政表现糟糕，再加上在野的保守力量持续攻击，那么到最后国民投票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

黄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听听詹德斌老师的看法。我们知道，李在明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建议，即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同时削弱总统对检察官的影响。

在韩国民主化之后，由于长期处于军政权的独裁统治之下，韩国非常重视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和监督。这就导致在韩国政治中，检察官群体的权力极为强大。一旦在任总统和检察官的政治立场一致，就很容易对反对派形成强有力的打压，甚至把前一任总统送进监狱也不在话下。

我认为李在明显然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看似一箭双雕的政策，一方面要设立独立检察官，另一方面要限制总统对检察官的影响。那么，在您看来，在这个关键点上，李在明的想法和建议能够实现吗？如果实现了，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要是不能实现，会不会反而起到进一步的反作用？

詹德斌：韩国的检察官问题由来已久。从民主化之后来看，实际上卢武铉政府时期就曾下定决心大力推进检察官制度改革。我记得他刚上任时，就和那些检察官们举行座谈，结果却遭到了检察官群体的无视、蔑视或轻视。这也反映出检察官制度改革困难重重，其难点就在于检察官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团体。

今年4月24日，韩国检方以受贿嫌疑起诉前总统文在寅图自：韩联社

尹锡悦之所以能够成为总统，恰恰与此相关。他抵抗或抵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检察官的改革，最后甚至拿起检察官这把“刀”，将矛头指向当时的法务部长曹国，反而把自己树立成了英雄式的人物。尹锡悦的案例本身就说明检察官改革相当困难，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检察官向来是历届总统上任后的政治工具。每一届总统上任后，又想利用检察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总统上任后到底有多少动力真正推动这一改革，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当然，这可能取决于时间点。因为在政权更迭初期，如果手上有听话的检察官、警察机关这样强大的武器，对执政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文在寅政府初期迅速启用尹锡悦，就是打着清算朴槿惠时期弊症的旗号；而到了执政中后期才进行改革，而改革也是不彻底的。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李在明担任总统初期，我记得他在当选前一天晚上于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到的第一点就是要克服内乱。而克服内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实际上就是要进行清算。

因为尹锡悦这个派系，特别是发动戒严之后，在韩国社会仍有强大力量，就像刚才郑博士提到的金文洙居然还能拿到41%以上的得票，可见支持尹锡悦的保守势力非常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李在明上台初期的第一项任务可能就是在国会通过“特检法”，还是要动用检察官的力量去对付检察官。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所以，我认为李在明执政的初期，恐怕还是要先借力检察官这个群体，等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到了执政中后期再去推动司法改革。但是大家都知道，韩国总统是五年单任制，政权到了中后期会讯速地出现离心，导致推进检察官体系改革时遭遇非常强大的阻力。现在看，这个改革能否成功还真不好说。

回过头看文在寅总统时期的检察官改革，倒是有一大成果，即成立了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该机构在尹锡悦宣布戒严事件中也多次上新闻。但你会发现公调处非常的“无能”，一点用都没有。现在韩国国内反倒出现了废除公调处的呼声。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又出台一个新的独立检察官制度，李在明不如着重限制检察官的权力。

韩国检察官之所以能够被总统拿来做刀枪去对付反对派，说白了就是他们同时掌握调查权和起诉权。我想，分离、剥离检察官的调查权和起诉权，可能才是韩国检察机关改革的根本路径。

·如果总把中国当对手，韩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黄靖：我同意，自韩国民主化以来，历任总统都有这样的经历，最开始利用检察官巩固权力，推动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最后尾大不掉，又想限制检察官权力，遭到反噬。

李在明就任总统后，实际上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问题，我们还没有看到答案。二是国内政治分裂。此外还有如何处理南北关系的问题。说到经济问题，我曾在韩国做过一年访问学者，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很大，主要体现在房价的炒作、投机上，让年轻人感到很无力。现在韩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大，且财阀垄断经济也是长期的问题。

李在明提出了一些他认为非常关键的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到每小时1.5万韩元，大概是人民币82元，且要推动住房政策改革、控制投机，大举投资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产业，拉动韩国经济增长。这些主张在大都市如首尔、仁川、大邱等地得到选民的支持。

我想问郑载兴教授，对于李在明这些志向远大的经济改革政策，您认为能否成功？根据韩国目前的情况，经济改革能否有效振兴韩国经济社会中的长期弊端，尤其是贫富差距、财阀垄断经济等问题？您怎么看？

郑载兴：刚才您提到的问题确实很难有简单的答案，因为太复杂了，涉及到许多社会矛盾、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概20多年前，包括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韩国还没有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但那时韩国还是发展的不错。而且中韩当时有一定的合作共赢关系。许多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

现在韩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再像过去那样，存在一个发展非常景气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说的芯片、人工智能（AI）产业，比如说中国也在发展，而且发展速度比韩国还快。这样的话，韩国在经济方面的一些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不再像以前那样空间很大了。

第二个问题刚才也说了，经济发展空间缩小后，韩国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比如大财团，或是刚才说的检察院也好，都在巩固各自的利益。这导致刚才说到的贫富差距、权力差距等问题越来越浮现。因为，如果经济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但是蛋糕没有扩大，反倒缩小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些小规模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利益。

韩国首尔的江南区街景

比如韩国现在的房价问题，我简单举例，十年前，首尔江南区的房子跟其他地方的房子价格差别就两到三倍。今年，我前几天刚刚看到数字，差距已经是20倍。你想一想，十年时间，韩国社会发展到这样的两极分化，一部人太富有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没钱。当然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在韩国，比如美国1%的人口占全国总财富的50%以上。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毛病。

从韩国自身的角度来说，当然需要改革，但是经常会出现一些人支持、另一些人反对改革。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突破，通过各种手段来改革。但实际行动中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这里面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确是存在的。

我一直希望韩国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还是一个最大的市场。然而，如果我们总是把中国当做一个竞争对手，或者仅仅关注这一视角的话，我觉得韩国以后的经济发展空间会越来越缩小。所以这（中韩关系恢复）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希望。

黄靖：从郑教授刚才讲的来看，韩国经济好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对外与对内都面临越来越僵化的局面。詹教授本身也是经济学家，您怎么看韩国的经济问题？能否在李在明总统的改革建议下重新振兴与恢复制造业强国的荣光？

詹德斌：我觉得这是比较艰难的。韩国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无论是从过去的“汉江奇迹”，还是今天它的经济结构来说，总体上是依赖外部经济环境的。韩国的外贸依存度曾经一度超过100%（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韩国外贸依存度为87.9%，观察者网注），这意味着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它的经济非常脆弱。实际上现在全世界都处在不景气的状态，韩国仅靠自身的力量要去改变，难度是相当大的。

我们也看到李在明讲要扩大内需。但是大家知道，韩国虽然有5100多万人口，这个内需规模与韩国的产能相比是远远不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于，尹锡悦执政时期推行的亲美政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深韩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导致韩国的对美贸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现在特朗普上台加征关税以后，韩国对美出口的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几乎所有方面都是大幅减少。这样的外部因素当然是韩国仅凭自身也无力改变的。

此外，刚才提到韩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前三十大财阀占据了韩国GDP的70%水平。这也是韩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如果一个韩国人在大企业上班，总体上来说他/她属于中产阶级，其它的中小企业也要依赖大企业去从事生产。

在韩国，每一次进步派政党上台后都表示要改革财阀的体制，但是都没能做到。我记得许多年前我在韩国，那是卢武铉政府时期，他也提出了改革财阀、打破旧结构的目标，派国税厅的人去三星调查。三星连门都不开，不让人进来，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韩国越是经济困难，越是需要财阀。就像您刚才讲的，要发展经济，但韩国的经济基本面掌握在大财阀手上，所以政府又得去求财阀搞亲大企业的政策。这些大企业通过自己的研究机构，比如三星经济研究所、现代的经济研究所出台报告，希望政府制定有利于大企业的政策。

所以当韩国经济困难的时候，提出去改革财阀，那将是难上加难。面对国内的经济结构与外部环境，我认为李在明提出的大规模改革、实现较快经济增长的目标比较困难。当年李明博时期也提出过类似的目标，比如经济增长每年达到7%、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现在20年过去了，也没有实现。原因就在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此以后的全球经济到现在都没能完全恢复。

韩国过去5年来GDP同比增长率（棕）与季度增长率（绿）数据来源：韩国银行

那么韩国能怎么做？尹锡悦上台后这几年来，中韩关系恶化，韩国有意地想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其实韩国恰恰失去了最好的时机，因为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性转换的时期。韩国应该去利用这样的机会与中国深化合作。但尹锡悦单方面地想要依赖美国。这届韩国新政府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来要分散对大国的过度依赖。这话首先是针对美国，当然也包括对中国。韩国如果要完全依赖某个大国，自身经济会非常脆弱。大国的行动实际上也会影响全球经济环境。

对韩国来说，要想宏观层面通过大范围改革恢复经济增长，短期内我是比较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