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我陪珍珍去镇子后面的河滩割猪草,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晚夏的阳光洒在她单薄的肩膀上。
渡口边的青草
那天,我陪珍珍去镇子后面的河滩割猪草,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晚夏的阳光洒在她单薄的肩膀上。
"老徐,你说,人这辈子,认命重要还是争气重要?"她忽然停下脚步,回头问我。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我一时语塞,只能挠挠头,憨厚地笑了笑。
八月的河滩,蝉鸣声震耳欲聋,河水褪去后留下的泥地上,青草疯长。
珍珍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已经洗得发白,下摆塞进褪了色的黑裤子里,看起来清爽利落。
她手里拿着从家里带来的镰刀,刀刃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就是这一次买猪草的经历,改变了我们两个人的命运轨迹,就像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久久不能平息。
那是1986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我们这个偏远的小镇,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我们这一代人,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尴尬年龄,既赶不上父辈们的"铁饭碗",又摸不清新时代的门道。
我和珍珍都是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小镇上,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我们那届毕业后,只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一个是镇长的儿子,另一个是高中老师的女儿,都是有"靠山"的主。
珍珍家境贫寒,父亲是生产队里的老农,常年累月的农活压弯了他的腰;母亲则在公社食堂洗碗,一双手常年浸泡在水里,冬天冻得龟裂出血。
我家也好不到哪去,父亲在镇上的砖厂做工,是个闷葫芦,很少说话;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操持家务,一家人挤在两间瓦房里,遇到下雨天,屋顶总会漏水,床边摆着几个盆接水,滴答声整夜不停。
"老徐,你不是一直想当兵吗?今年报名了没?"珍珍一边低头割草,一边问道。
"报了,可我爹不同意,说当兵两年回来啥也不是,还不如早点去砖厂干活挣钱。"我叹了口气,"我偷偷填了志愿表,被我爹发现了,撕了。"
珍珍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带着几分同情和理解。
"你爹也是为你好,砖厂多好啊,包吃包住,一个月还有四十多块钱工资呢!"
听出她话里的揶揄,我笑着摇摇头:"得了吧,一天到晚灰头土脸的,跟煤窑里出来的似的,谁稀罕啊!"
珍珍长得不算出挑,个子中等,皮肤被太阳晒得有些黑,但她有一双澄澈的眼睛,总是充满求知欲。
每当她专注地翻阅《读者》或《青年文摘》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那光芒让我想起夏夜的萤火虫,明亮而温暖。
高中时,我们是同班同学,她学习很刻苦,经常到深夜还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书。
我偶尔经过她家门口,能看见她伏案读书的身影,那画面常常让我驻足,心里泛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这种喜欢,我藏在心底,像藏着一颗青涩的果子,不敢示人,怕被嘲笑,更怕被拒绝。
河滩上,她麻利地割着猪草,动作流畅而有力,看得出来,这活计她干过不少次。
我则笨手笨脚地帮忙,时不时被杂草划伤手指,疼得直吸气。
阳光下,她的汗珠在额头闪着光,顺着脸颊滑落,她用衣袖随意地擦了擦。
"老徐,我跟你说个事。"她突然停下手中的镰刀,目光转向远处的河水,声音有些低沉。
"啥事这么神秘?"我停下手中的活,好奇地问。
"我爹给我订了亲,对方是县里供销社的老杨,比我大八岁。"她说这话时,眼睛里的光黯淡了下来。
我手一抖,镰刀差点割到脚,心脏像是被人猛地攥紧,疼得喘不过气来。
"啥时候的事?怎么突然......"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河滩上的石子。
"上个月的事,我爹跟老杨他爹是老相识,趁我不知道,就把事给定了。"珍珍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身边的草茎。
"为啥答应?你不是一直想考大学吗?"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爹说了,'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啥,嫁人才是正经'。"她模仿着父亲的口吻,语气中带着无奈和一丝苦涩,"老杨家条件好,在县城有楼房,能给我爹娘养老。"
我想说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心里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人影从河堤上走下来,朝我们的方向走来。
"珍珠!这么热的天,拉着同学来干活?"那人大声喊道,声音里带着命令的口吻。
珍珍的脸瞬间苍白,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血色。
"老杨,你怎么来了?"她站起身,声音里带着几分惊慌。
老杨三十出头,肩膀宽厚,身材魁梧,穿着当时少见的的确良衬衫和的确良西裤,腰间别着一台BB机,脚上是一双锃亮的皮鞋,走在泥泞的河滩上,显得格格不入。
他一副干部模样,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眼睛却不怎么笑,上下打量我,目光里带着警惕和一丝敌意。
"这是我同学,徐明。"珍珍介绍道,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哦,同学啊。"老杨语气缓和了些,但看我的眼神依然带刺,"听说你也是高中毕业的?现在干啥呢?"
"在家待业。"我老实回答,心里却因为他对珍珍的称呼"珍珠"而不舒服,总觉得那称呼里带着一种占有欲。
"年轻人啊,得趁早找个正经工作,现在不像我们那会儿,有国家分配,得自己闯。"老杨语重心长地说,一副过来人的口吻,"珍珠,你爹说你来割猪草,我寻思着帮你拿回去。"
"不用了,我和徐明一起就行。"珍珍声音依然很小,但语气坚定。
"别麻烦人家同学了,人家还得复习备考呢!"老杨的话里有话,我脸上火辣辣的,知道他是在讽刺我没考上大学又不去工作。
空气突然凝固,只听见镰刀割草的"唰唰"声。
老杨见气氛尴尬,咳嗽了一声,蹲下身来帮忙割草。
"你这镰刀不行,钝了。"他对珍珍说,"下次我给你买把好的,县城供销社进了批锰钢的,特别锋利。"
珍珍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
我看着他们,心里酸涩难忍,却又不得不承认,老杨的确比我强得多,至少在物质条件上,他能给珍珍更好的生活。
回去的路上,老杨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催促。
珍珍走在中间,我提着猪草垫后。
夕阳西下,三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是一幅滑稽的剪影画。
老杨一路上滔滔不绝地说着县城的新变化,什么商场里来了电梯,什么电影院放映了港片,还说等结婚后带珍珍去县城的照相馆拍彩色照片,挂在新房的墙上。
珍珍始终沉默,偶尔应一声,目光却时不时地往后看,和我短暂地对视,又迅速移开。
到了村口,老杨主动接过我手中的猪草,说:"老弟辛苦了,以后有空常来玩啊。"
这客套话谁都听得出是假的,我只能干笑两声,点点头。
临分别时,珍珍悄悄对我说:"其实老杨本来能去北京一家大单位的,为了照顾家里才留在县里。"
我点点头,心里却五味杂陈,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是想让我理解她的选择?还是在为老杨辩解?
又或者,她在向我暗示,她对这门亲事并不抗拒?
走在回家的土路上,我脑子里乱哄哄的,像是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夏末的晚风吹过麦田,带来一阵阵熟悉的气息,却怎么也吹不散我心头的愁云。
回到家,母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见我一脸闷闷不乐,关切地问:"咋了?谁惹你了?"
"没谁。"我含糊地回答,不想多说。
"听说老周家姑娘订亲了,对象是县城的干部,真是攀上高枝了。"母亲边搓衣服边说,"你也该张罗张罗了,看看村里哪个姑娘合适。"
我心里一沉,不用问也知道,消息传得真快,估计全村都知道了。
"我才多大啊,急啥?"我随口敷衍,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你今年都二十一了,再不找,好姑娘都让人挑走了。"母亲絮絮叨叨,"隔壁李家妹子不错,勤快,又会过日子。"
我没接茬,径直走进堂屋,从床底下摸出一本高考复习资料,是去年借来的,一直没舍得还。
翻开泛黄的书页,我下定决心,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让我窒息的小镇。
不为别的,就为了向珍珍,向所有人证明,我徐明不是废物。
开学后,我埋头苦读,把对珍珍的念想转化为学习动力。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点上煤油灯,看书到天亮,然后帮父母干一上午活,下午继续看书到深夜。
母亲心疼我,总是在我看书时悄悄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说是补脑子。
父亲虽然不说,但也不再催我去砖厂上班,偶尔还会给我买几本参考书,虽然都是旧的,但胜在便宜实用。
这一年里,我很少见到珍珍,听说她在家里准备嫁妆,偶尔去县城看看新房。
镇上的人都羡慕她嫁得好,说她是"鲤鱼跳龙门",有些闲言碎语传到我耳朵里,我只当没听见。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高考季节。
临考前一晚,我去祠堂上了香,不是迷信,只是求个心安。
出来时,意外地遇见了珍珍,她也是来祭拜的,手里拿着几支香和一个红纸包。
"你......"我们同时开口,又同时停下,有些尴尬。
"你先说。"她笑了笑,眼睛在暮色中闪烁。
"没啥,就是祝你新婚快乐。"我强挤出一丝笑容,心里却像是被人用针扎了一下。
"谢谢。"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从红纸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递给我,"这是我做的平安符,明天考试带上,保你马到成功。"
我接过布袋,入手温暖,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
"你还信这个?"我打趣道,心里却将这份礼物视若珍宝。
"不信不信,就是个念想。"她笑着摇头,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明天加油,我相信你能考上。"
说完,她转身离去,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像极了那天在河滩上的情景。
我站在原地,久久不能动弹,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转角处,才将布袋小心翼翼地放进衣袋里,贴近心口的位置。
第二天的考试,我异常冷静,仿佛身上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支撑着我。
珍珍的平安符就放在我的衣袋里,每当我遇到难题,就会轻轻摸一下它,心里便有了底气。
考完后,我回到家,第一次看到父亲喝酒喝到醉,他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期望,说他这辈子没出息,就指望我能争口气。
我听着,眼眶湿润,暗暗发誓,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正在地里帮父亲锄草,听到村里的广播喇叭念我的名字,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父亲的锄头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老泪纵横,拉着我就往家跑,一路上逢人就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省城的大学!"
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骄傲,唯一的遗憾是,珍珍已经嫁人了,不能和我分享这份喜悦。
我听说她婚礼办得很热闹,县城来了不少领导,镇上的人都去凑热闹,只有我没去,借口说要复习。
真相是,我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做出什么让大家难堪的事来。
大学的生活比我想象的更加丰富多彩,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参加各种活动,结交新朋友,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大二那年寒假,我回家探亲,带了一箱子书,大部分是我自己看过的,有几本是特意买给珍珍的,都是她曾经喜欢的文学类书籍。
我没好意思直接送去,而是托一个共同的同学转交,还特意嘱咐不要说是我送的,只说是他看完不要了,送人。
开学前,那个同学告诉我,珍珍收到书后很高兴,猜到是我送的,还特意托他谢我,说她现在在县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每周六晚上有一个半小时的读书节目,欢迎我收听。
听到这个消息,我既惊讶又欣慰,没想到珍珍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虽然不是通过大学这条路,但依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后来我才知道,珍珍在老杨的反对下,靠自学考上了县广播电视大学的夜校班,一边做家务一边学习,终于如愿进入了广播电台。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省城的一家报社工作,成为一名记者,经常到各地采访,生活充实而忙碌。
因为工作关系,我很少回老家,只有过年才会匆匆回去住几天,然后又风风火火地赶回省城。
父母对我的工作很自豪,逢人便夸,说儿子在省城当記者,认识大人物,见多识广。
我也渐渐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不再去想那些青春期的悸动和遗憾,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十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因为一个关于乡村教育的专题报道,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镇子变了不少,新盖了不少楼房,马路也拓宽了,到处都是建筑工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采访结束后,我想起珍珍曾经说过她在县广播电台工作,便动了去看看她的念头。
然而,当我询问电台的工作人员时,却被告知珍珍已经离开电台多年,现在在镇小学当语文老师。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来到镇小学,正好赶上放学时间,孩子们像脱缰的野马,欢呼着冲出校门。
我站在校门口,不确定该不该进去,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出来。
是珍珍,她穿着简单的棉布衣裙,手里抱着一摞作业本,头发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眼睛依然明亮,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细纹。
她一眼就认出了我,愣了一下,然后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老徐!真的是你啊!"
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茶馆坐下,茶香袅袅,时光仿佛倒流。
珍珍告诉我,她在电台工作了五年后,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转而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来到镇小学教书。
"多亏你当年寄的那些书。"她笑着说,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光芒,"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我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那都是些闲书,没啥价值。"
"怎么会呢,那些书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让我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她认真地说,"老杨其实人不错,就是观念有些老,觉得女人就该相夫教子,安分守己。"
提到老杨,我有些尴尬,但还是问道:"他...还好吗?"
珍珍的眼神黯淡了一下,然后恢复平静:"他调到市里工作了,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我没有追问,从她的语气中已经听出了太多的无奈和妥协。
临别时,珍珍从包里拿出一个泛黄的小布袋,递给我:"还记得这个吗?"
我一眼认出了那个平安符,当年高考时我随身携带的护身符。
"你...你怎么会有这个?"我惊讶地问。
"那天考完试,你把它落在考场了,我刚好去帮忙打扫卫生,就捡到了。"她轻声说,"一直想还给你,但一直没机会。"
我接过布袋,入手依然温暖,就像当年一样。
"谢谢你保存了这么久。"我动容地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不客气,这本来就是你的。"她微笑着,眼睛在夕阳下熠熠生辉。
我们站在学校门口,背后是朗朗的读书声,恍惚间,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河滩边割猪草的下午。
阳光依旧灿烂,青草依旧葱绿,只是我们都不再年轻,各自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命运就像河滩上的青草,看似柔弱,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风雨中生根发芽,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有些情感,不必说破,却在岁月中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默默地见证着彼此的成长与蜕变。
握着那个布袋,我心中充满了感恩和释然,感谢那段青涩的岁月,感谢那个给我勇气和力量的姑娘,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们各自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珍珍挥手向我告别,背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柔和,就像那天在河滩上一样,只是这次,我们都知道,各自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未知的风景等待我们去探索。
"照顾好自己。"我说,声音里带着几分不舍和祝福。
"你也是。"她回头,嫣然一笑,那笑容明亮而坦然,没有遗憾,没有苦涩,只有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
回到省城,我将那个小布袋珍藏在书桌抽屉里,每当工作疲惫或心情低落时,我就会拿出来看一看,仿佛能从中汲取力量,继续向前。
生活就是这样,有得有失,有聚有散,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各自的道路上,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而那段青葱岁月,那个河滩边的午后,那个执着追梦的姑娘,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財富。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