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新版“慢性乙肝防治指南（2022）”在多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及国际上慢乙肝防治的最新实践，特别是在扩大抗病毒治疗方面，争议之中已经形成广泛共识，走到了世界前列。所以，当欧洲肝病学会（EASL）在2025年5月初公布其更新的慢乙肝防治指南[1]后，其在我国并未

我国的新版“慢性乙肝防治指南（2022）”在多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及国际上慢乙肝防治的最新实践，特别是在扩大抗病毒治疗方面，争议之中已经形成广泛共识，走到了世界前列。所以，当欧洲肝病学会（EASL）在2025年5月初公布其更新的慢乙肝防治指南[1]后，其在我国并未引起太多的反响。对比EASL当年（2017版）及后来的美国肝病学会（AASLD，2018）指南公布后我国的解读盛况，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而这种差别，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在乙肝临床治疗领域与欧美在概念上的差异。

就我个人而言，还真是这盛况解读的获益者呢。因为当时国内正有一种 “血清HBV RNA无用论” 的看法，此时欧美将其作为或可作为有潜力的、能够反映患者，特别是介绍核苷（酸）类抗乙肝病毒药物治疗下的患者，肝组织内cccDNA 转录活性的新型血清学替代指标，并先后写进欧美指南。这一定程度上muffle了国内的“无用论”，并推动了后续的国内外的系列相关研究。这才有了我国血清HBV pgRNA检测试剂的获批临床应用。

说的有些远了，还是说说EASL新版指南的有关乙肝疫苗预防接种策略的有关“谁应该被接种预防乙型肝炎的疫苗？谁应该被监测疫苗应答？”等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吧。

EASL新指南说了啥

① 尽管疫苗有效的定义仍为抗-HBs≥10 IU/L，但针对如免疫功能低下者等免疫功能低下的高风险人群，新的指南则建议在完成最后一针疫苗接种后的1~2个月测定抗-HBs的水平。若≥100 IU/L才提示对HBV感染有长期（可能是终身）的免疫保护 (强共识)。 新指南推荐对免疫功能低下者要按风险高低，短则每年、长则每10年检测一次抗-HBs水平，如抗-HBs滴度＜100 IU/L，需接受加强免疫 (LoE 2，强推荐，强共识)；

② 对于风险人群， 在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后若抗-HBs水平为10~100 IU/L之间，也建议加强1剂疫苗，并于1、2个月后再评价其抗-HBs水平 (LoE 3，弱推荐，强共识)；

③ 对于完成全程接种疫苗1~2个月后抗-HBs＜10 IU/L并通过HBsAg和抗-HBc*检测排除HBV感染者，则应再次全程接种疫苗 (可能是最佳疫苗接种程序)，并在完成最后一针剂的1~2个月后再次检测抗-HBs水平（LoE 1，强推荐，强共识）。（批注：*隐匿性HBV感染(OBI)者，难以通过疫苗接种诱发抗-HBs产生）。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EASL新版指南（2025）所描述的风险人群应包括（但不限于）：存在或预期有免疫缺陷、免疫抑制或慢性疾病如肝硬化等慢性肝病或肾病的、预期会发生重症乙肝风险的个体；如医务人员等职业暴露风险高的个体。除此之外，EASL新指南还有非职业暴露的高风险个体描述。除了我们熟知的慢性HBV感染者伴侣、高风险性行为者、毒品注射者外，与HBsAg阳性者有较多接触的家庭成员等也被列入非职业暴露的高风险个体。相信EASL新指南的推出，将会对我国的新生儿乙肝疫苗普种后的免疫保护监测与加强接种策略的修订或有助力作用。

我国的乙肝防控成就，回望、致敬

我国作为曾经的HBV感染高流行区，1979、1992两次流调的结果均显示，一般人群（1~59岁）的血清HBsAg流行率为9.78%左右，差不多每2个国人就有1个人感染（过）HBV，每10个国人有就有1位是慢性HBV感染者。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新生儿和婴幼儿的免疫体系发育相对不健全，HBV暴露后的感染慢性化率高达90%以上。母婴垂直传播和家庭成员携带带来了明显的HBV感染家庭聚集现象。以致慢性HBV感染长期位列我国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第一病因，对国人的健康危害巨大。为预防HBV感染，北京大学的陶其敏教授等于1975年率先研制成功我国的第一针血源性乙肝疫苗，并亲自测试其安全性（见下图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孙宗棠教授在WHO资助下于1983年率先在我国启东新生儿中进行血源性乙肝疫苗的接种，1986年北京生研所和中检所合作研制的血源乙肝疫苗获批上市（见下图2）。

图1.陶其敏老师接种第一针乙肝疫苗

图2. 血源性乙肝疫苗获批

随后，我国在HBV感染高流行的广西开展了临床试验，这为我国的新生儿乙肝疫苗普种积累了宝贵的前期数据。预防医学科学院（CDC前身）的黄祯祥老师更是通过当时的中国预防中心提案建言政府及早实施新生儿乙肝疫苗普种（见下图3），推动了我国于1992年实施新生儿的乙肝疫苗接种并逐步纳入免疫规划。

图3. 中国预防中心对黄祯祥先生提案的批复公文

长期的呼吁与探索：对完成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的儿童单针剂加强免疫

实际上，在1992年我国将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管理后，地方上就有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邢玉兰等的倡议下，实施了对所有小学生升入初一后的加强乙肝疫苗接种，直到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正式纳入免疫规划。对应地，北京市青少年的血清HBsAg流行率为全国最低的省市之一，率先达到了WHO提出的指标。

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我国一直有学者在不懈地探究少年阶段加强一针剂乙肝疫苗的必要性，并呼吁应该根据我国慢性HBV感染高流行的特征，及早实施对出生时完成三针剂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的青少年加强一针剂的乙肝疫苗。与曲春枫一起，我们从证据采纳和逻辑分析两个方面讨论了对出生时完成全程乙肝疫苗接种但生活中暴露风险比较高的儿童进行加强免疫以降低HBV感染的必要性[2]，提出了“有必要结合国情进一步优化我国的乙肝疫苗免疫接种策略”的观点。特别是对于母亲为HBsAg阳性但出生时已经成功阻断垂直传播或家庭和亲密接触者中有慢性HBV感染者的青少年和儿童，建议在适当年龄段对其进行加强免疫，以进一步降低感染风险。但由于无国外先例可以参考，这些呼吁一直未能在领域内形成共识。

图4.我们的呼吁

实际上，早在2017年，曲春枫团队对启东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疫苗队列人群的检测分析后，在Vaccine杂志报道[3],在370例出生于HBsAg阳性母亲并通过全程乙肝疫苗接种阻断HBV感染、但抗-HBs

但也有来自国内的学术争鸣“Be cautious for exceptional results in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adolescent booster of hepatitis B vaccine”( 在评估青少年加强接种乙肝疫苗的效果时，应谨慎对待特殊结果)[4]。然而近期，以中国疾控中心王锋等为第一作者在Vaccine杂志发文[5]，报道了他们于2022年对2011年云南某地通过乙肝疫苗接种等措施成功阻断母婴垂直传播的儿童随访队列的长期保护效果。文中在随机抽取的235位儿童中不仅观察到了抗-HBs阳性率的明显衰减（from 86.38 % in 2011 to 58.30 % in 2022, χ2 = 46.32, P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g 不断完善的中国乙肝防控

从1992年我国将新生儿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管理、到2002年纳入免疫规划、2005全部免费、再在2008年的查漏补种，确保了每一位中国儿童完成全程乙肝疫苗接种。从我国临床医生韩国荣的高病毒载量HBV感染孕妇的孕晚期抗病毒治疗助力常规疫苗+免疫球蛋白阻断母婴垂直传播，再到侯金林教授牵头的“小贝壳计划”零传播，我们一直在努力地使每一位儿童均免于HBV慢性感染。回看我国的2022版更新指南，其所推荐的对30岁以上的慢性HBV感染者开展抗病毒治疗，不仅会减少患者个人HBV感染相关疾病的风险，也会降低家庭的聚集性HBV传播。期待未来对高风险儿童的定期实施乙肝疫苗加强接种，将会进一步降低其感染风险。

据悉，我国的妇幼管理部门，正在多个省市进行“接种后血清学检测”（Post-Vaccination Serologic Testing，PVST），通过筛查感染情况评估免疫保护特别是在风险人群的保护效果，以指导后续可能的免疫策略调整。

写在最后

写作该问题的过程中，我想起了曾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争鸣事件：对有慢性HBV感染的高病毒载量孕妇，到底应该不应该在孕晚期使用核苷（酸）类药物抗病毒治疗，以助力母婴垂直传播的成功阻断。这场争鸣的直接后果是，该被后续一系列研究证明行之有效的阻断措施遗憾地未能在当年及时写入中国指南。查阅此EASL指南（2025版），你会看到相关的推荐。因为痛心仍在，我就不去截取相关的推荐内容了。

我们知道，医学和预防医学领域的学术争鸣从来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以病人和被保护者获益至上，和evidence based的共识、指南指导下的治病、治未病。

参考文献：

来源：临床肝胆病杂志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