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白报纸缺乏，其价格暴涨，使我联想到抗战时代的上海，也有过这种情形。那时陈公博当市长，忽然结识了一位以撰写《结婚十年》驰誉的女作家苏青，苏青当时为陈公博所激赏的名句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苏青原名冯和仪，办有《天地》杂志，因为纸张缺乏，就由陈公博下了一
由于白报纸缺乏，其价格暴涨，使我联想到抗战时代的上海，也有过这种情形。那时陈公博当市长，忽然结识了一位以撰写《结婚十年》驰誉的女作家苏青，苏青当时为陈公博所激赏的名句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苏青原名冯和仪，办有《天地》杂志，因为纸张缺乏，就由陈公博下了一纸手谕，特别配给《天地》杂志白报纸五百令。苏青拿了陈公博的手谕，到外滩某大仓库搬运纸张。她坐在大卡车司机位旁亲自押运，招摇过市。次日，某小报忽然刊载一幅漫画，是由漫画家江栋良所绘，画了一个大脚女人坐在一堆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神态生动，传诵一时。后来，苏青也曾写过一两篇短篇小说，把自己形容为小说中的女主角，而男主角就影射了陈公博，特别强调了陈公博的大鼻子，腾笑士林。
汪氏遗孀 退居广州
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之后，陈璧君因为江浙两省已被手下人马盘踞着，根深蒂固，插不上手，她在南京日夜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好像发癫一般，那些伪府官员都奈何她不得。后来她向日本人提出一个要求，要派她的娘家兄弟陈耀祖当广东省省长，她则在幕后操纵。伪府大小官员，表面上曲意奉承，实际只求把她送出南京，落一个"眼不见为净"。陈耀祖当上广东省省长，后被人暗杀，再由褚民谊当省长，幕后人也是陈璧君。
有人说敌伪时期广东省的赌场输赢极大，尽管有人出面当老板，而幕后真正的老板是陈璧君。从前她住在南京，不是相熟的人见不到她，等到敌伪时期，见她便比较容易，大家都知道这老太婆"好货"，于是纷纷"进贡"。我听国药行同业们讲，陈璧君喜欢吃参茸，凡是大数目的生意，据说都是人家买来馈赠给陈璧君的，这还是指大官僚进出而言，小喽啰们还不得其门而入呢。
日人养猪 待肥而宰
日本人对一般汉奸的政策，起初是扶助他们，让他们尽管捞，捞到了相当程度，他们便想出一个办法，或是令其内讧，或是令其遭受攻击，一旦时机成熟，日本人就用一个更毒的方法，将其逮捕或暗杀，汉奸们捞到的钱财，结果多数落到日本人手中。
在汪伪政府未成立前，日本方面早已采取这种恶毒的政策，如常玉清捞到饱和点时，就将其财产接收，把他一脚踢开，能保存性命还是幸运的。
后来汪伪政府时代，每个大的机构都有日本人做副手或顾问，汉奸捞到通国皆知时，日本人就用毒死或杀死的方法处理之，总是像养猪一般，养肥了之后，最后还是不免一死。这类汉奸，辛辛苦苦捞了好多年，最后日本人只要一两天，就把这些"肥猪"给宰了。
这种政策，老百姓都看得很清楚，只有局内人还是拼命地捞。到了抗战末期，成为一片捞的世界，最苦恼的就是落水已久的文职人员，始终捞不到钱。
皮帽子军 昙花一现
日本侵占中国大陆的战线越拉越长，日军方面可以说"屡战屡胜"，而国军方面则是"屡败屡战"，报纸上登出的战事地图，一天一天地广阔。但是日军占领的都是"点"和"线"，除了点线之外，仍然是中国人的世界。许多地方是爱国分子组织起游击队来控制着，有些地方则尽是地痞流氓，也以游击队的名义，霸占着收捐收税，胡作非为，少数日军轻易不敢离开点线，否则被杀掉是常有的事。
日军因为这种情况，深感汪伪的和平军毫无作为，因此从北方调来几万穿厚棉袄戴皮帽子的伪满洲国军人。这种军队，纪律坏到极点，一到上海，就以闸北为据点，当天晚上就在闸北散开来，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次晨，闸北居民成千上万地拖儿带女逃避到租界上来，一时租界上的情形也为之大乱。
这种戴皮帽子的军队，本来驻扎在关外，可以说是"军"，亦可以说是"匪"，大多数出身为马贼，不仅相貌狰狞，而且毫无军人模样。这一来，上海租界上的人也提心吊胆，怕他们有朝一日会到租界上来横行不法。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二月十八日，因为这一天是我生日后的第四天，合家聚宴之后，又补请几位老长辈，当天有一个老佣人由闸北赶来，他讲出这班皮帽子军人的暴行，大家听了都为之食不下咽。
闸北在战事发生后，本来房屋已坍毁，居民穷困，可是皮帽子军人还认为这里很富庶繁华，与北方原驻地的情况有天壤之别，他们看见路上的小贩，有生果摊就抢生果，有旧衣铺就抢旧衣服，看见妇女就抢妇女，还要向保甲长要"花花姑娘"，供他们发泄兽欲，所以闸北的年轻妇女逃避一空，剩下的只是少数老妪而已。
幸亏闸北的居民熟悉道路，到租界上来有好几个出入口，所以一天之间，几十万人都拥了出来。
这种情形暴露出日军在前方缺乏人力，居然要调动这种戴皮帽子的关东军到上海，可是一到上海，他们却连这一小撮皮帽子军人也无法控制。
本来日军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由伪组织安排一个"慰安所"。所谓慰安所，就是罗致一些妇女在某个处所中，并且有军队看管着，任日军排队而入，限时而出。可怜这些妇女，饱受凌辱，一天至少要应付几十名日军，这些日军在慰安所前的纪律反而很好。
皮帽子军骤然而来，先知会当地警察局筹组慰安所，警察局局长一时措手不及，只好召集保甲长讨论。可是闸北向来没有妓女，只有平民，所以保甲长一听到这个消息，只是关照大家从速逃走，不但保甲长一齐逃光，连警察局局长也跟着一齐逃走。皮帽子军不远千里而来，竟然扑了一个空，因此就挨户搜索，见到了女人，不论老幼，拖了就走。
原来日军在闸北和虹口余留下驻防的人数已少得很，要是实行严肃管理，重惩暴乱分子，又恐他们个个手中有枪，可能自相残杀。就因为这个原因，在上海的人也只好由皮帽子军乱搅了半个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军队在闸北四周包围起来，这样做是怕他们搅到租界上来。那时节租界之名已无，大权全部落在日军手中。
但是，一到晚上，闸北的灯光暗淡，而朝南一望，灯光虽不像平时那么通明灿烂，却比闸北亮得多，因此皮帽子军也不顾什么铁丝网的围绕，由工兵来破坏铁丝网，蜂拥进入租界区。
租界上这时军队也很少，警察却不在少数，而且民间还留存着工部局时代万国商团队员，本来日本军人对这个组织有些顾忌，不大重用，但到这时也不得不号召所有队员整夜出防，捉到了皮帽子军人，就设法解除他们的武装，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宪兵见到这种人，不问情由，即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烂，然后将其一车车载返闸北。
皮帽子军人对日本宪兵毕竟有些害怕，因此旧租界区总算得以暂保安宁，然而这种皮帽子军人也坏得很，他们会改穿民装混入租界，横行不法的事，仍然天天有得发生，我们上海人惊惶得了不得，家家户户都在谈着这件事，小孩子有时哭吵不休，只要说一声"皮帽子来了！"小孩子便不敢再哭再吵。
当时有一部分乔装的皮帽子军人，混入租界之后干脆不归队，幸亏当时保甲制度严密，又没有空屋破庙，他们无所遁形，而且一开口就听得出他们满口都是关外话，所以警方晚间在各处马路上搜查得很严，查到了就捆绑起来，第二天送回闸北。
日军当局认为召来皮帽子军这件事是大大的失策，大约经过了一个短时期，便把这批皮帽子军人开到京沪、沪杭两路各县的乡间去，把人数分散得零零落落，给他们的任务是去打游击队。然而他们非但不打游击队，反而丢掉了皮帽子，加入了一些地方组织，至于扰乱民间的情况，打呀，杀呀，抢呀，奸呀，更是变本加厉。有一点，这种军人对日本人也是恨透了，他们把生命置之度外，把乡间日军暗杀或是干掉的不少，这一点，颇出乎日本人意料。
隔了不久，这些皮帽子军人逐渐落地生根，所以后来这批人都没有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去。
国军撤退 遍地游击
到游击队，实在也是一件很伤心的事，大多数游击队都是游而不击，日本兵一到就溜之大吉，日本兵一走，又耀武扬威统治一切。但中国地方大，日本军队少，哪里有多余的兵力来扫除点线以外的各式各样的游击队呢？以整个上海来说，日本兵也只占领了一半，整个上海以黄浦江为界，黄浦江以东叫做浦东，日军为了保证军舰的安全，只在浦东沿岸三四十丈的仓库和渡头有军队驻守，其他地方就全是游击队的天下。照地图来看，浦东只是大上海的一隅，整个浦东的幅员要比租界南市闸北三区大得多。从前"一·二八"之战，日本人也不敢染指浦东，而且浦东驻有张发奎统领的"铁军"，军令极严，纪律很好，整个浦东的老百姓都同他们合作，成为日军后方的心腹大患。那时浦东居民箪食壶浆，供应军需，而且上海租界上的抗日后援会，还不断有粮食以及衣被毛巾牙刷等物大批大批地运送过去。
日本兵对浦东沿岸虽然看守得很紧，但是上海市区与浦东之间除了渡轮之外，还有许多小艇私自来往，所以他们走的路线都是日军所不知道的。我还记得抗日后援会特地买了一辆装甲汽车送给张发奎将军，主持这件事的人，是在浦东出生的名流杜月笙。这辆汽车是装在驳船上载过去的，张发奎对此非常感动，因此在司令部招待一次新闻记者，借以表扬。
有位新闻记者下笔不慎，竟然把张发奎的司令部所在地也发表出来，日本海军便在舰上发炮，把司令部炸成一片瓦砾，幸亏张发奎不在司令部，一点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次八一三之战后，中国正规军在浦东早已撤退，于是就成了游击队的世界。那边的游击队，是残留的军，或者是当地的流氓无赖，以及各种孔武有力的壮年人，算起来数字也很庞大。起初他们第一个行动，必然是先杀汉奸性的地方维持会的亲日分子，有的人后来逐步变质，他们对乡民耕种的农作物都要抽税，来来往往跑单帮的也要留下买路钱，否则就无法通过他们的防区。
因为浦东地方大，游击队并没有统一的组织，譬如东沟有东沟的游击队，川沙有川沙的游击队，各自为政，互不侵犯。少数日本兵要是巡视到浦东，他们也会成群结队地扑出来，目的只为了夺取枪械，加强他们的实力。日本军队出巡一次，多少都要损失，有时连性命都会断送在他们手中，后来前方军情紧张，日本军再也不去理会他们了。
抗战到了第六第七年，重庆方面定下反攻大计，于是才有一支由阮清源带领的军队叫做忠义救国军，枪械较为整齐，秘密地分批潜入浦东，然而人数极少，不得不对各村各镇的游击队去加委，因此，这支军队的成员很复杂。日军方面明知有这种组织，因为调遣不出兵力去消灭他们，所以直到日本投降，忠义救国军还是存在。
抗战必胜 信念不变
抗战八年，上海始终笼罩着黑暗的魔影，这八年我在上海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一天天地挨下去，看报纸，往往越看越怕，日军竟然一路攻入内地，华南一举拿下，长沙、衡阳早已完全失陷，而且沿着湘桂侵入桂林，在极短时间内，进入贵州独山，贵阳也岌岌可危，重庆方面又要准备他迁。报纸上的这种消息并不是夸大，完全是事实。但是无论在前方还是沦陷区的中国人，都相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两句话，可是独山一失，一看地图，老百姓的信念就有些动摇了。但是还有一种积极的看法，就是越是黑暗，曙光也愈接近。偷听无线电的人，听到重庆的广播，说是战事至少还有两年才能结束，这种消息真是闷杀人了。
我到香港倏忽之间已二十四年，然而从心理上说来，抗战八年的时间，过得比二十四年还要长。
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况，就是参加伪组织的人，他们接近日本军人，看出日本人许多破绽，认为重庆必然会收复失地，所以落过水的人，职位不论大，人人钻头觅缝去找寻线路，争先恐后想和重庆搭上关系，这种情形我也听到很多。
其中居然有一些人半真半假地装成重庆分子模样，不但一些落水的人纷纷向他们求庇护求照顾，连日军方面也会上当，只要你是从前与重庆有关的人，不仅不加逮捕，还提供种种方便。有一位是从前上海市党部要员，公然在租界上来来往往，结果虽被日军逮捕，但是许多落水的人想尽办法把他担保出来，并且供给食宿，最后用飞机送他到边界，临走时还送了许多黄金美钞，希望他返重庆后向当局多说几句好话，虽然一无结果，但还是一次次地将这种人陆续送出去。
这种情况，很多上海人都知道，都把这事作为谈话资料，抗战必胜的信念，因此也加强起来。
投机买卖 由盛而衰
上海在正常时期有四个交易所，一个是纱布交易所，一个是物品交易所，一个是金业交易所，另一个是证券交易所。战事一起，物品交易所无声无息，金业交易所因为黄金只升不降，一般人很难参加买卖。唯有纱布交易所，在抗战初期营业鼎盛，无数做投机的人，都混入这个市场，但是时局有变化，谣言又多得很，上落极大，参加的人，买进现货期货，赚钱的人多，蚀本的人少，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若干人稍微赚了些钱就卖掉了，上海人叫做抢帽子，这些人就可以依此为生。若干实力分子，做纱布都是大手笔，一买就是几百包，待到高峰时，一卖几千包，把投机者的头寸都会吸干。其中有几个大亨，他们联起手来，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班人还专门造谣，一会儿说和平在望，说得煞有介事，纱布就会狂跌，而伪府的重要人物也参与其事，一会儿来一个什么禁令，纱布就大跌特跌，一会儿宣布暂缓执行，纱布又大涨特涨，这些要员也赚了不少钱。还有银行已经变质，没有人再去存钱，因为币值贬得快，储蓄银行竟无业可做，老百姓所有的钱财都去做投机，于是每天涨起来，一倍两倍地涨上去，跌下来五成八成地跌。有几件有趣的事，也不妨说说。
前面说过在纱布投机中出了三个大亨，因为他们能操纵市场，同他们敌对的一方，就用绑票的方法，把他们绑出租界。有个人在绑架时抵抗了一下，被人一枪击中脑袋，性命丢了。还有两个大亨，被绑到漕河泾，喂以牛粪，要他们在买卖时同某某几方面一致行动，然后由其家人交付巨款，方才释放他们。
还有一件事情。吴四宝当时也参加做纱布，他做的是多头，不料空头方面拼命抛货，市价连续跌了三天，因为吴四宝做的数目实在太大，他竟然亲自到场，带了无数枪手，勒令拍板的人只许喊高不许喊低，所有在场做纱布的人，个个不敢出声，由他去涨，吴四宝一面又叫几个大户强迫买进，这是天大的笑话。
但是纱布交易，买进卖出数字极大，只有富有的人可以参加，于是证券交易所兴起新的交易规则，参加买卖的人，小额也可以成交，所以参加的人一年多过一年，因为币值贬得快，赚钱的人也一天多过一天。在抗战的最后一年，证券交易所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赌场。
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本来只做公债票，抗战开始，公债无人过问，跌得不像样，于是有四五十家大厂商的股票上市，股票数额比较大的是永安纱厂、新光内衣、美亚织绸等三家，所以许多人都集中以这三家为目标。
上海的股票买卖，经纪称做掮客，收佣极低，印花税是不要的，交易极为简易，一面拿出股票，一面就付钱，而且买客与卖客都可以入场交易，因此股票市场人头挤迫，喊声震天。从前上海人穿的都是中装，少数人穿西装，在这个市场中，一件中装大概十天半月的时间就会被挤破，一身西装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就破了。
由这一点就可以推想到当时上海股票市场的热闹与混乱。
有许多朋友，平常只是一个白领，到了这个时候都辞去原有职务，到股票市场去抢帽子，上午买进，下午卖出，赚的钱是打工仔的好几倍。其实，像新光内衣之类，海外的业务早已断绝，三天涨一倍，五天涨一倍，全是人为的因素，但是就为了股票市场的狂升猛涨，令币值一天天地跌下去，有人想到手头放着储备票，等于呆子一般。
但是有一个现象还算好，小户人家不参加这种投机，一味囤货，囤火柴囤洋烛，样样都可以赚钱，不像香港有一个时期，理发师、汽车司机、女佣和开电梯的人都买股票，所以那时上海的股票买卖，受害的人还不算最多。
我打算要找寻几张旧时上海股票做插图，曾经访问过一位著名上市股票的厂商，想借一张旧时的股票，但是他老人家却说："当股票疯狂上涨的时候，市价胜过实际价值数十倍，所以一张都没有留存。"足见当时的厂商，自己尽管做经理老板，而股票却是一张都没有的。
到了最后，因为政局变迁，全部股票不值一文钱。
杀胚黄某 终于被杀
随着币值一天天低落，纸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十元、百元、千元的钞票早已不知去向，搭电车、买香烟、买火柴，都以万元为起点，钞票面额上的圈子一个一个圈加上去，生意人往来，成亿成兆也不足为奇。家庭间买米买菜，都要成捆钞票才买得到，但是还是不够，印制钞票的机构日夜赶印，市面上仍不敷应用。银行往来，就想出一个办法，施用"拨款单"。这种拨款单，就等于是银行本票，数目有大有小，小的几十万，大的几百万或几千万，一般人都觉得一张拨款单携带方便，没有钞票绑扎成捆的麻烦，于是拨款单就替代了钞票在市面上流通起来，连买小菜都用这种拨款单。但是有些不识字的人，"拨款"两字读不清楚，竟说成"八卦丹"，有些人互相谈话，"你欠我多少万八卦丹"，无形之中倒替永安堂做了广告。后来影响所及，连上流社会讲话，也说成八卦丹。
在抗战八年之中，最发财的一行就是银行。早期银行以吸收存款为主要业务，少的定期五年，多的定期十年。好多人一生心血，存上三五七千，到期取款，连一包香烟都买不到。如此说来，这种银行的业务比抢钱还容易，我又要讲一个故事：
我住在慈安里的时候，邻居中有一位叫黄雨斋的，这个人是生意白相人，开了一间浴室，此外以放印子钱为生。
他一边把银钱放出，一面用了四个孔武有力的白相人向借钱的人收高利，对方要是付不出，这班人就会动武打人，打到半死半活，在租界上是没有办法加以管制的。利息也没有法定标准，所以他的本钱越滚越大，大抵借出一百元，每天要收四元利息，因此欠上一个月，以利滚利的方式，就要还二百二十多元。这种生意，从前是印度人做的，方法是借一百元要写一千元字据。你能如期付利息，便可相安无事，要是到期不付，印度人就凭借据一千元来控诉你，借钱的人总是输的。
黄雨斋认为上法庭麻烦，所以改用拳头政策，谁都怕打，借款的人都按期乖乖地连本带利还给他。
黄氏在慈安里不过做了三四年，已经赚到盘满钵满。黄雨斋有一个外号叫做"杀胚"，他对有钱的人，一味满面笑容，大拍马屁，对穷人则会立刻露出狰狞面目。他没有钱的时候，倒也和蔼可亲，但是一有钱，全部放在面孔上。我因为和他是邻居，三天五天总碰得到，后来见他出出入入，眼高于顶，他家的门口，居然挂起了"汇中银号"的招牌，出门总有几个保镖，他坐在大汽车中，含了一根大雪茄，摆足架子，完全是富翁的模样。
货币一贬值之后，放高利的生意，反而变成蚀本生意，于是他就收买地皮，买房屋，囤货。他在伪政府方面，并无一官半职，但他天天宴客，拼命联络伪政府方面的人，目的是想向中央储备银行借钱。钱借得越多，囤货也越多，因此他的财产日涨夜大地多起来。他又钻头觅缝地拿到一张银行执照，于是就把汇中银号迁出慈安里，居然开起"汇中银行"来了，派头更大，简直比一般中小银行气势还盛。
他为了增强自己的恶势力，还在"七十六号"特务机构中当了一名经济特务，身上竟然佩上两支手枪，气焰之盛，不可一世。
我常常到他家去出诊，自从他参加了七十六号之后，看病就不付诊金，猜测他的意思，好像他已成为伪政府有头脸的人物，请我出诊，还算给我面子，到了年尾也不送一点礼物，嘴边常说："陈先生，曾经有人要转你的念头，都靠我一句闲话。"我也只得姑妄听之。
不久，他又在麦根路（今淮安路及沿苏州河向东之西苏州路、泰兴路、康定东路、石门二路至新闸路段）自建一幢住宅。从前汉奸们造的住宅都布置得红红绿绿，像舞台上的布景一般，唯有黄雨斋忽然附庸风雅，专收古董字画，大厅上挂了四幅翁同龢的字，铁划银钩，神完气足，这一点倒令我羡慕不已。可惜他家附近是一家安乐殡仪馆，一天到晚，只听到和尚道士的吹打和丧家的哭声，他也不以为意。
黄雨斋有一个大笑话。他开浴室的时候，有一个经常替他剃头的理发师，后来转入安乐殡仪馆，专替死人理发修面。因为习惯关系，黄雨斋想剃头时，就打电话叫专替死人剃头的那位理发师来替他剃头，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认为是极大的笑话。
胜利之后，黄雨斋又摇身一变，变成地下工作人员，专捉汉奸，因为他一向混在汉奸群中，对这些人很熟，所以他就乘机出卖朋友，先后捉到不少人。他自以为立下了大功，面孔上的表现，更加说不出画不出。
他的脑筋敏感得很，看若干同伴都没有好结果，所以一溜就到了香港。但是到了香港，他的一套完全行不通，所以不久又回到上海，最后被起解到他的故乡绍兴，经审判之后，处以极刑，他的头被砍下挂在闹市示众。这也是他聪明太过的结果，而且还应了他"杀胚"这个绰号。
最后一年 畸形繁荣
守本分的公教人员，在抗战的最后一年，简直穷相毕露，几乎连三餐都解决不了。但是事情也有相反的一面，新式的菜馆，如雨后春笋般开出来，价格打破惯例，不但菜式新颖，所用的餐具和点缀也都别出心裁，如在龙虾头上装上彩色小电灯泡，作为龙虾的眼睛，看上去十分豪华。这些酒家的招牌中，多数有一个"华"字，大家就称之为华字头酒家，事实上，这种点缀装潢所费，还不是出在客人头上。
至于每席酒菜的价格，跟着币制狂涨，有的竟高到数十万、数百万元，吃的人仍然纷至沓来，似乎毫不在乎。向称最豪华最富丽、开在四马路上的杏花楼，反而落伍了。当时狂吃的人都是囤货致富的商人和伪朝新贵之类。
关于消费事业我毕竟不大清楚，但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我们行医这一行，中医门诊，依着纸币的贬值，高到每一号门诊要收三万五万，而病人的数量也剧增起来，当内科医生的人，门诊每天上百号并不稀奇。小儿科医生，也要看到近百号，最奇怪的是由南市迁到租界的伤科医生石筱山，由兄弟子侄三四人应诊，每天竟要看到三百号。外科医生顾筱岩，也是由南市搬来的，往年他的门诊每天不超过二十号，但是在这个时期，竟也多到每天三百多号，由父子三人料理。
我的门诊，每天一百号是常事，但是有一件苦事，就是每天出诊繁多，特别是法租界的病人更多，我就想到法租界去设立一个分诊所，因找寻新址困难，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
西医丁惠康，在法租界格罗希路（今延庆路）开了一个格罗疗养院，业务很旺，他又在霞飞路叶家花园原址开设了一家虹桥疗养院，前面我已写过但是为了要写市面繁荣情况，再补述一些虹桥疗养院的收入状况。
虹桥疗养院的房间价格极昂，医生介绍病人入住，医疗费用的收入，医生可拿到一半，另一半归医院。手术费不收储备票，小的开刀手术都讲黄金一两二两，大的开刀手术总讲三两五两，因此丁惠康以院长的名义，每天收入黄金少则十两，多则数十两。所以丁惠康对诊病的事完全置之不理，只是坐享其成。他是喜欢拍照的，价值昂贵的照相机有十多架，晚间就专找漂亮的舞女拍照。他的摄影技术相当好，曾在大新公司举行过一次个人摄影展览会，展出的照片都是"非卖品"，朋友向他索取，他总是添印赠送，所费虽大，却毫不介意。
丁惠康挥金如土，最荒谬的一件事，那时节股票市场已进入疯狂状态，他也常常去买股票，有一天买进股票达黄金四五十两之多，就在停车时忘记关上车门，不一会儿全部股票被窃。从前股票经纪，一手来一手去，没有记录，所以他也无法挂失，因此这一大包股票，白白送给了小偷。那天我正和他一同进膳，他说出这事，大家为他着急，他却毫不在乎，一笑了之。
他开医院，有一套特别的宣传法，就是登报免费为人照 X 光，以照肺为限。广告登出来，登记的人动辄达千人之多。他只有一架 X 光机，每天限二百人，由一个值日医生主理。我有时也到 X 光室去参观，见到每一个人来照射，都是不用菲林的，只是透视（那时菲林已缺乏得很）。每个人照 X 光的时间不过一分钟，医生就在卡纸上打上了一个橡胶图章，少数说是"肺部正常"，多数都说左肺有病或右肺有病。这样，有病的人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登记求治，那时有钱的人极多，即刻住院，于是虹桥疗养院把空置的房间都布置起来作为病房。在这个时候，丁惠康岂止是日进斗金，事实上比一斗黄金还多。
这个时候，盘尼西林刚刚发明，价值昂贵，都由跑单帮的人从香港偷带到上海，路途遥远，他们怎样的跑法我也不知道。因为虹桥疗养院用量极大，一个真正有肺病的人，要打上两三个月的盘尼西林针，其代价等于买一座小洋房，因此就有二十多个跑单帮客人，专门为虹桥疗养院来往香港上海，偷带盘尼西林。
然而，病人毕竟多，带来的盘尼西林还是不够应用，而且香港做的盘尼西林假货多，上海也有人做，因此丁惠康又想出一个办法来，叫做"人工气胸术"，俗称"打空气针"，就是在肺部患处旁边，打进空气来压迫病灶。这个方法极为陈旧，在外国早已废弃不用，而虹桥疗养院却采用这种不用药物的空气针。这种空气针，针尖极粗，怕痛的人叫爷叫娘地受不住。果然有一部分人用了这个方法，病灶竟然停止活动，逐渐痊愈，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因为打了此针，转变成结核性肋膜炎，致使病势更形恶化而死亡。
我对他们的 X 光透视检查一分钟就能看出病灶极表怀疑。有一次，我和丁惠康开玩笑，我说每天检查这么多的病人，我倒要问问这位检查的人是什么天才。说罢我拿张报纸要来试试，让一个人一分钟之内在报纸上看二十个小字，并且要他默出来，这是无论怎样杰出的天才也做不到的。丁惠康笑了一笑说："这是个赚钱的生意经，你怎么这样认真地拆穿我的西洋镜呢！"两人为之莞尔，也不再说下去了。
丁惠康如此赚钱，大家也不甚明了，所以那时节掳人勒赎的事虽多，他倒不曾成为这帮人的目标，而他依旧挥霍无度，大部分的钱都是花在女人身上。
各舞场最漂亮的红牌舞女，十个之中至少有六七个和他发生过肌肤之亲。他的一部分钱用来收买古董，真古董假古董，塞满了几房间。他在法租界有名的十三层楼办了一个俱乐部，每隔十天八天，就把陈设出来的古董掉换一次，一方面也借此炫耀他的收藏之富。
本来他的父亲丁福保，在这个俱乐部中每星期举行一次"粥会"，到的人都是当时的文人雅士和江浙名彦。丁福保看到这许多古董，认为张扬开来，容易发生祸端，所以不久粥会就改在他的老宅中举行。
我写这段文字，是说明抗战期间，苦的人极苦，发财的人也发得莫名其妙。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