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中国人,大部分多多少少有些传统的迷信观念,当然是极不合科学的。近年我游览各国之后,发觉各国都有类似的迷信,日本人在抗战末期,我觉得他们的迷信行为简直比中国民间还多。军阀们发动侵略战事,都是由佛教密宗禅师选择日期,他们认为一个"八"字对他们最为有利,所以他们
我们中国人,大部分多多少少有些传统的迷信观念,当然是极不合科学的。近年我游览各国之后,发觉各国都有类似的迷信,日本人在抗战末期,我觉得他们的迷信行为简直比中国民间还多。军阀们发动侵略战事,都是由佛教密宗禅师选择日期,他们认为一个"八"字对他们最为有利,所以他们第一次侵略东三省,就是九月十八日,即所谓"九一八"。第二次在上海一战,就选了一月二十八日,所谓"一·二八"。第三次也从上海开始,正巧是在八月份,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八字,就在那月的十三日,即所谓"八一三"。所以每次发动战争,都有一个"八"字,这是日本人的迷信之一。
日本军队出国之前,预先要由密宗禅师来做一次佛事,念经参拜之后,由禅师授予每个士兵一块木板,名为"御守"(日本人的读音为"欧麻毛利")。木板上面写些什么字,我不认识,只知道这是作战的"护身符"。这块护身符,无论衣衫如何更换,是永不离身的。据说佩了这块木板,枪炮不入,刀刺不死,这是日本人迷信的又一件事。
跑马厅中 哭声震天
我现在要讲他们过去的一件惨事。向来上海驻守的日本军人,都是海军陆战队,在"一·二八"淞沪协定签订后,他们在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大会,这个公园相当大,历年以来被包括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那次胜利大会举行时,他们把中国人全部赶掉,但料不到让朝鲜的革命党丢了一颗炸弹,日本的白川大将、重光葵大使等七八人,死的死,伤的伤,自此以后,日本人大集会就很少在虹口公园举行。
况且日本人在这次大战之中,海军与陆军相互嫉妒,各方面都呈现了不合作的现象。我那时住在威海卫路二号转角,正门恰好对着跑马厅的侧门,跑马厅是陆军的总部,出出入入的都是陆军的将校级军官。
抗战末年,我们上海人听到了日本陆军已打到贵州独山,直迫贵阳,重庆国民政府又将迁都,而且当时重庆的广播说抗战至少还要两年。听到这种消息的人,个个都丧气之极。正在大家忧心如焚之际,突然出现一幕日本人的大悲剧。有一天早晨五时,天尚未亮,我在二楼卧室睡得正酣,只听到外边人声鼎沸,我也不问外间发生了什么事,重又蒙被而睡。不一会儿,楼下的学生们闯到二楼来敲门,说:"老师,老师,外边出了事,我们不敢开门出去察看,请你起来在露台上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我只好披衣而起,走出露台一看,本来我的露台外面就是马霍路威海卫路转角,下面有一个三岔路口,这时较宽的那条路上拥挤着三四百个马夫,这些马夫,一望即知是跑马厅里边为陆军骑兵队服务的。但是这天早晨,陆军竟然把所有马夫都驱逐出门外。他们搬了无数木桌木椅放在马路中间,本来这个时候有公共汽车通行,但他们都用铁马拦住,不准任何车辆通行。远远望去,在马霍路有一段路也摆了许多比较考究的桌子和椅子,这是给朝鲜籍和中国台湾籍译员坐的。他们只许坐在这固定的位子上,不许越雷池半步。我一看这个情形,知道今天一定有大事发生。
我就和学生们商量,今天不但不能出门去买菜买肉,看来门诊也不会有病人上门,只有紧闭自家的门户,静观其变。
早上七点钟过后,有成千上万日本人,排了队由跑马厅侧门鱼贯而入,这些人都不是军人,身上都披着一条白布做的横条,上面写的是"日本居留民团",有些写着"日本爱国 xx 团",还有一些妇女,身上挂着"大日本爱国妇女团"的布条,像操兵一般走进跑马厅。我很奇怪,他们为何不走大门而要从侧门进入?
我心想,不知这时跑马厅正门又是如何景象,就拿起电话向正门对面的一家广东菜馆"曾满记"的分店一问,这里的主人和伙计我都很熟,他们就告诉我:"正门虽然大开,只有军人进出。全部电车由虹口满载着日本男女,天色未明便陆续开到,先在马霍路中段排队,但是正门前的静安寺路交通并未断绝,只有马霍路才有铁马拦住不准中国人进入。"
我一想,他们今天一定有一个居留民团大会,为了掩饰,静安寺路交通如常,使中国人看不出他们在玩什么把戏。
隔了不久,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给对面木行中的保长,问他:"今天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保长回说:"今天的事,到现在还不知道,只是我的门口聚集许多高丽和台湾译员,有些向我借沙发,有些要求烧水冲茶,看来不知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终了。"我刚搁下电话,见到一日本军乐队奏起哀乐,接着有日本僧人二三百人排队进入,一路上敲敲打打,口中好像还念着经。这种日本僧人,大约每走十步就下跪一次,最后,出现许多马拖的车,车上载着许多装骨灰的坛子,还有几架车,上面载着血衣和木匣。我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到这些木匣里面装的一定是"阵亡将士"的遗物。
最后一批,跟着三四十个妇女,都是穿着孝服,肩上披着有"未亡人"字样的白布带子。这批未亡人走完了之后,又来了几架日本领事馆的马车,车中所置何物不甚了了,好像是高级将领的灵牌。最后的一架马车,载的是巨型的骨骼,猜上去大概是大将中将的战马遗骸。我从头看到尾,意识到今天他们举行的是"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等到所有日本人进入侧门之后,铁门就关了起来,里面响起一阵哀乐,接着不知什么时候运到的一口大钟敲响了,也不知道里面由什么人主祭,在最后一刹那,只听见一阵凄厉的哭声,因为人数多,哭声响彻云霄。这个哭声,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足见日本军人的阵亡者数字一定很高。
这天,我家没有人出去买菜,只好凑合吃了一顿。我知照全家的人,非不许开窗,还要把窗帘放下,那时的窗帘,因为防空关系,用的都是黑布,不但我家如此,整条马霍路的人家都是如此。因为我家露台最受站岗宪兵的注意,所以我也不许人站在露台上窥看。推测日本人的心意,不但不信任中国人,连他们的译员也不信任,深恐虹口公园的惨剧重演。
直到下午二时,他们又排着队,分批坐电车回虹口。次日报纸上一点消息都没有披露,他们这一次的追悼会,比初进租界时的"庆祝大会",一喜一悲,迥然不同。
这一天,我连下午也停了诊,免得多事。我想日本人这次侵略中国,报纸上一片胜利消息,当然俗语所谓"杀人一千,自伤八百",这次的追悼会,只是追悼陆军方面有家人在上海的一部分军人,全国各地死了多少,我们完全不知道,海军方面死的人多少,我们更难估计。
紧急电报 雪片飞来
就在这段时期,我家三楼住着一位姓谭的房客,是日本黑龙会的驻沪首要,本来一个月内总有十次八次电报由日本打来,每次都由我的挂号处人员签收转交他,现在电报竟然如雪片飞来,一天总有五六件,甚至半夜里还有紧急电报送来。我们对谭某向来不交谈一语,所以也不便问他。
我的学生对半夜里开门接电报非常痛恨,由于好奇,也曾拆一封来看看,但一点也不懂,再用译电的书来查,但用的都是密码,究竟电报为了什么事,一点也不知道。
那时节,短波无线电机早已全部被日本人没收,但是我家还剩下一架旧机,拆拆装装多加几个真空管(从前无线电机都用真空管),学生们便偷偷地在夜间收听重庆和外地的广播,知道日本本土已被麦克阿瑟将军的空军轰炸,东京、大阪都被炸得不像样了,而且还说要开始地毡式的轰炸。这个消息,我们听到,别人也能听到,大约日本国内已混乱得不像样了。
俄国机构 另有消息
日本人败象百出,但报纸上披露的还是"胜利"消息,一切新闻被日本人封锁得很严,所以上海人对真正胜败消息可以说还是疑真疑假。我向来喜欢买书,有一天看到一个朋友手里拿着一本薄薄的杂志,中文名字叫做《时代杂志》,是上海俄国机构出版的。当时俄国尚未参战,一会儿对日本表示好感,一会儿又对盟军送秋波,日本人在上海对俄人一切行动完全不加干涉,所以这本书可以在上海出版。但是俄国人气派很小,每期只印两千本,只有一个地方发售,这个地方在静安寺路斜桥弄底一间小书铺中。因为印数少,一出版即刻销售一空,我总按着他们的出版日期去购买。这本杂志中大半是电讯,小部分透漏些战事消息,我就在这些消息中,看到日本"神风特工队"是支飞行队伍,用的飞机又小又简单,驾驶员都是二十岁的青年,飞机上只带炸弹,只备单程用油,飞出去就不准回来,轰炸的目标是美国军舰。从这个消息看来,日本真正的战斗机已所剩无多。我从这本杂志上得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消息,日本战败之象越来越显明了。
抗战多年,日本的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显出极不利的态势。日本的陆军却在中国大陆进展得越来越快,老百姓对胜利的信心不免渐渐有些动摇。可是重庆政府电台报告说,抗战不是七八年能完成,还要迁都,再要继续两年的时间,要老百姓们咬紧牙关,度过这个非常时期。重庆电台的报告,大家言之凿凿,但是毕竟偷听收音机的人少,没有亲耳听到的人多,所以还希望这种说法不是真的。
《时代杂志》 消息最准
那时节,我们要得到确实的消息,唯有到斜桥弄那家俄国人办的时代杂志社去买《时代杂志》。这是一本很薄的刊物,内容都是采用苏联电台和塔斯社的电讯,一段一段短得很,但是每段内容都比较准确。
这本刊物,起初没有人知道,每期的印数也有定额,每期逢到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大家视其为真实消息的唯一来源。
记得有一段最可怕的消息,就是讲到"中美合作所"计划反攻收复沦陷区的策略,是要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第一个目标要收复上海,因为这时日本的空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自顾不暇,而重庆方面,则组织了陈纳德的"飞虎队",要联合关岛的美国空军与中国陆军协同登陆作战。
这个消息谣传已久,却没有得到证实,自从《时代杂志》发表之后,上海人人心惊胆战,认为上海已不是安居之地,租界上的人,也以为从此将不能安居乐业。那时节上海的人口大约是四百万,因此而逃离上海的人日有所闻。从此《时代杂志》格外受读者重视,可是俄国人向来不肯多印,所以买到这本杂志的人便互相传看。
日本人明知俄国人的《时代杂志》影响力很大,但并不加以禁止,因为那时节苏联还没有对日本宣战,日本人还希望苏联将来作为讲和的居间人,所以眼开眼闭地让他们存在着。
俄国人在上海人数并不多,不过四五千人,都集中居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附近一带,绝大多数都是帝俄时代逃出的难民,其中有贵族,非贵族当然更多,我们统称为"白俄",以别于苏联的"赤俄"。
向来我们对这种俄国人极为藐视,他们做的行业,都是手中提一个皮箱,肩上披着一条地毯,到许多中国人家去打门,推销地毯和杂物,家家都拒之门外。最差的是推销他们自制的"去油腻肥皂",中国人都叫这些人为"罗宋瘪三",见到他们更是不肯开门,弄得他们只好沿途兜售,或是在霞飞路旁摆地摊,向过路的人兜销,有时竟拉着过路人的衣衫,不问情由,涂上肥皂,作为试验,不论你买不买,只有给他们几毫子,才肯放你走。
白俄人在这个区域,最大的商店就是三五家卖"伏特加"俄国酒的小酒吧,做招待的都是老板娘或是她的女儿,她们能说几句北方话,老板经常介绍女招待给客人,总是说她从前是公主,或是某某皇亲贵族,其实多数兼操皮肉生涯,索价并不昂贵。
我曾经在亨利路亨利坊住过一个时期,那边附近几条马路,部分旧屋曾是白俄女性的卖淫地,所以中国人对这班俄国人久已鄙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少数俄国人暴露他们的身份是赤俄,不但办了中文版《时代杂志》,还出了许多俄文的宣传小册子,要这批白俄转变意志,归属到赤俄旗下。这时新开了两三家出售哈尔滨西菜和北京乳酪食品的商店,其实这些都是间谍和统战机关,我们有时买不到《时代杂志》,就到这些地方去吃一些东西,可以借看最新的《时代杂志》,明白太平洋战争到了什么程度,国际间有什么趋势。这时候,上海人都有一种感觉,要是不看《时代杂志》,简直等于蒙在鼓中,什么也不知道。
因为我住在白俄居住区域,常到一家出售乳酪的食品店去,店里的布置很简陋,客人用的都是藤椅、藤桌。去多了几次,俄籍的女招待招呼也不错,但是常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店中一角,偷偷观察往来的客人,有时我吃了出门,这人会跟踪着我,我就想到此人可能是日本人派来的密探,认为不大妥当,从此就不再去了。
但是,《时代杂志》总是要想法子去买,或向朋友借阅。据朋友说,日本人对《时代杂志》虽不加干涉,可是逢到出版的日子,总会派人监视在旁,察看抢购杂志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又据谣言说,凡是到斜桥弄去排队买杂志的人,都让日本人拍下了照片。这一点,我有些不相信,因为那时节的照相机不像现在的这么精巧玲珑,都是一些很大的方镜箱,而且此时菲林久已买不到,所以我对这个谣言总是不信。然而此说已腾传众口,买的人都具有戒心。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