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开发中绕不开的一个高级干部——向俊选

摘要：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准确，早在1955年八五0农场建场和1958年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之前，作为最早解放的东北解放区，就曾在东北局的指示下在1949年5月创办了以安置伤残军人为主的荣军农场，1949年底又创办了以安置国民党起义、投诚、被俘人员为主的解放团农场。这些早

谈起北大荒开发，很多人都认为是王震领导的十万转业官兵是拉开这个帷幕的推手。铁道兵农垦第一场八五0农场，第一个打响了这场战役的第一枪。

王震在密山火车站前动员大会上讲话

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准确，早在1955年八五0农场建场和1958年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之前，作为最早解放的东北解放区，就曾在东北局的指示下在1949年5月创办了以安置伤残军人为主的荣军农场，1949年底又创办了以安置国民党起义、投诚、被俘人员为主的解放团农场。这些早期国营农场，都比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早了很多年。

同样，开发北大荒的领导人中，八五0农场首任场长余友清，八五二农场首任场长黄振荣等，虽然在北大荒开发宣传材料中经常见诸报端，但并不是最早开发北大荒的农场领导。因为伊拉哈荣军农场场长郝光浓、解放一团团长王世英、解放三团团长向俊选，解放四团团长王志臻等，都是早于铁道兵农垦局局领导和农场场长开始农场建设的领导干部。

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中，最早建立的农垦局为铁道兵农垦局（后改牡丹江农垦局）。局领导中局长兼党委书记王景坤，副局长刘伯增、霍大儒、王余音三人在一些宣传资料中时有提及，但铁道兵农垦局最早从事国营农场建设的副局长向俊选，其宣传资料却十分的匮乏。

如果按资格来说，向俊选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辽南军区参谋处长，解放三团团长兼政委，级别并不低于王景坤。论开发北大荒时间，向俊选1949年带领国民党军队中的投诚、起义和被俘官兵，奔赴北大荒广袤的土地，创建了解放团第三农场（孟家岗农场），并担任解放三团团长兼政委。可以说，以从事农场创建工作的早晚来看，向俊选早于铁道兵农垦局所有领导近十年。但为什么这样一位资历老，从事农垦事业早，国营农场创建先行者，却少在文章宣传中出现呢？这当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情呢？

向俊选，湖北武汉人，出生于1920年。1937年，在武汉一家纱厂当学徒工期间接触到马列主义，在一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引导下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不久后离开纱厂进入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后进入重新组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转战在豫、鄂、皖一带。历任参谋、连长、作战科长、处长。东北光复后，又受命挺进东北，历任辽南军区参谋处长，解放三团团长兼政委，九三荣军农场场长。在创建农场的过程中，经多年实践和探索，他逐渐成长为富有经验的农场管理人才，后任铁道兵农垦局副局长。

向俊选是个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优秀共产党员，也是个能吃苦耐劳精神的领头人，更是个讲究实事求是、不盲从、头脑清醒的好干部。1949年末，他率领“解放三团”来到桦南筹建孟家岗农场时，荒凉的原野，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在没有农业机械的情况下，硬是靠一双手一把镐创业。经过一年苦战，开垦出万亩耕地，全部种上了粮食。经过一年的艰苦创业，第二年全团就住进了自己盖的新房，吃上了自己生产、加工的粮食。还开办了碾米厂、油坊、酱菜、酱油坊等附属企业，在供给制条件下做到自给有余，部分产品投入市场，酱菜、酱油一时成了佳木斯市场上的名牌产品。

解放三团有人员1500多人，其中只有不到百人(包括行政干部和警卫人员)是转业军人，而且多数是老弱多病的“后勤兵”。其余全是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其中大部分为校、尉级军官，人员成分比较复杂。解放团农场要扩大生产，就需要有管理经验和有专业技术的人员，但农场部队转业军人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懂管理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人基本没有。面对这种尴尬境地，向俊选冲破左倾思想观念的束缚，展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独到眼光和大局观，大胆决定在被俘人员中选拔一些有能力和技术“有问题”的学员，充实管理岗位。他在下基层时听说有个学员自告奋勇，组织了四个人自己开荒，自己种地，保证了团直部队的蔬菜供应，效果很好。向俊选佩服这种敢说敢干有主见的人，就安排人去深入了解。

解放一团的农场职工在冬季修建农田水利工程

这个学员名叫张季高，曾为国民党某团少校衔团后勤财务主任。向俊选专程跑到张季高开垦出的菜地去了解情况，在和张季高的交谈中，认定该人确实是条硬汉。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管财务，当财神爷，却没被财迷心窍，用他自己的话说“如今还是光杆一条”。他还不服同僚和上级的刁难欺压，硬是升任校官而不加入国民党。当时起用敌伪人员有若干限制条件，少校是个“杠”。在讲政治和出身的年代，校级军官一般情况下是不轻易提拨使用的。向俊选十分看重他的会计专业能力，佩服他讲原则不贪婪的原则性，更敬佩他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德，便决定选用他当财务室会计。

还有一个国民党军的上士陈昆良，工作非常积极主动，但一开会就千恩万谢共产党。很多人看不惯他这种过度恭维讨好的谄媚，感觉他卑贱地奉承、讨好中隐藏的是搞伪装，心术不正。但经过对他被俘经过的了解，才知道他被俘时已病入膏肓，是解放军用担架把他抬进俘虏营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抢了回来。他说共产党救了他的命，是经历生死后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了解这些情况后，向俊选便破格让他去统计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将其提为基层干部。

1952年，向俊选被调任九三农场场长。

九三农场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农场，由鹤山、八一五两场合并而成。这里，地处松嫩平原的前哨，有纵横交错的漫岗平地，又与德都县（现五大连池市）一带的火山多发处为邻，黑土层厚，土质肥沃。历史上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争夺的中心，日本开拓团遍布这一地区。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选点时，就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的撂荒地和弯弯曲曲的巡山道，有些地方还有水井和断墙残壁，利用这些条件，可以节省大笔基建费用。可是，由于建场时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缺乏详细测查和全面规划，几乎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分别筹建了荣军(由荣军工作委员会筹建)和鹤山、八一五三个农场。

三个农场都抢种好地，争吃“白菜心”，常常一条漫岗平地，只顾往前开，直到中途两车相碰，才算各自为界，有的岗地又深入另一场的腹地，三场地界形成犬牙交错的状况十分常见。不仅土地纠纷频频发生，而且机车往路途远，返造成极大的浪费。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上级决定并场以实现统一协调管理，年末将荣军农场并入，三场统一后更名为九三荣军农场。

向俊选到任时，带去300多人，其中有谢民泽，张季高等一批专业人才。他到任后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改制，二是科学技术。当时的农场体制，刚刚从供给制向企业化经营转变。职工都实行了工薪，评定了级别，但管理上仍有许多大帮轰的供给制残余。拖拉机全场统一调配，称大队，又分若干分队。农耕季节，分别到各作业区(相当于生产队)耕作，农闲时撤离。这样，不但机车往返跑空档，浪费大，粮食收割贮藏也极不方便。最大的弊端是统吃统销，没有具体的成本核算。

向俊选是一个注重实事求是的干部，也是一个尊重科学的干部。他头脑清醒，不盲目蛮干。针对农场开发过程中走过的若干弯路以及出现的诸多问题，他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意见。

向俊选作为一个理性的管理者，已经认识到拓荒必须要尊重客观事实，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要改变激情澎湃下的盲目蛮干，要变无规划的信马由缰为有章可循，彻底结束盲目开垦。他经过深思熟虑，率先提出了把作业区作为固定的生产点进行建设，为后期北大荒开发开荒建点提供了生产队建设模式。同时，参照通北等场的做法，实行定土地、定人员、定机械的三定，这就是后来全面推行的生产队组织的雏型。

向俊选是个具有创新思维的领导，也是一个能将工作经验提练并制度化的领导。为了科学而有序的实现农场宏观控制的总目标，他将农场年计划与基层生产计划有机结合，制定出了基层单位季度计划、各班组十日作业计划的层层考核体系。特别是十日作业计划的经验，被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视为群众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的好办法，决定全面推广实行。1953年，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局正式颁布了《建场程序暂行办法(草案)》和《国营农场经营规定(草案)》，全面总结了初创时期的经验教训。生产队建设和基层计划管理形式都被肯定下来，列入了条文。应该说，向俊选在国营农场初创时期的经验教训总结及国营农场创建程序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创立了拖拉机单车核算管理办法，把拖拉机分配固定到作业区后，将一年的生产计划分别落实到车组，再由车组拟定完成计划的详细措施。该措施在《机农通报》上介绍后，在全省国营农场中引起强烈反响。在计划管理和成本核算上，在向俊选的支持下，张季高等设计制定了一套较完整的统计报表和财会帐册。该财会报表和帐册，被《机农通报》刊登并进行了推广，为垦区规范财务管理和成本核算，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向俊选注重人才作用的发挥，信任和起用以谢民泽为代表的专业人才。谢民泽毕业于河南农学院。在学非所用的旧社会，他谋生无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1948年解放后，即被起用，参加东北军区政治部荒地勘查队工作，任技术组组长，勘查队为后来筹建解放团农场起到先锋队的作用。

1952年随向俊选调入九三农场。向俊选就让他筹建农业科研小组，划定土地和人员作为试验基地。1954年九三农场严重秋涝，秋翻地很少；1955年又连续春涝。为抢播种农时，谢民泽提出了耙茬播种的建议。向俊选听取了详细意见后，拍板定音。后来上级领导批评耙茬播种为“违章作业”，要追究责任，向俊选全部承担责任，还鼓励谢民泽继续试验和抢播。结果，到秋后收获时，耙茬地的产量超出了耕翻地。谢民泽由此得了个“谢耙茬”的绰号。向俊选对科技工作的大力支持，不但使新技术推广一路绿灯，也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

1954年，王震到九三农场视察，在听取向俊选场长汇报时，认为是很好的农场管理人才，并一再赞许他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刻苦钻研精神。

正因为向俊选尊重科学，善于总结经验，勇于创新的工作态度，让王震印象深刻。1956年王震出任农垦部部长后，首先就调向俊选为刚刚成立的铁道兵农垦局副局长。

向俊选到密山报到时，铁道兵农垦局的架子还没搭起来。王震部长指派农垦部秘书长王桂林赶到密山，负责具体的筹备工作，并根据王震部长的意见，让向俊选负责生产指挥。

当时铁道兵农场只有八五0农场形成了生产能力，其他农场还只在规划定点的“纸上谈兵”阶段。所以，向俊选先到八五0农场，跟余友清场长共同研究生产规划。余友清很重实际，富有实干精神，两人一拍即合，各项工作配合得很好。

6月，铁道兵农垦局局长王景坤，副局长刘伯增、霍大儒、王余音基本就位，办公机关也在北大营组成。王震亲临密山，主持了农垦局成立的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庄重宣布，数万名铁道兵转业官兵将陆续到来，农垦局要做好能收容安置万名转业官兵的准备。并说：完达山南北有上千万亩荒地可以开垦，过去日本人测查过，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也作过测量，转业官兵大有用武之地。接着，他宣布了新建农场的部署方案。向俊选对王震部长的宏观大略十分钦佩，认为确实有大将风度，开发北大荒需要有这样的谋略和远见。紧接着，铁道兵转业官兵就从各地到来，原则上按师的编制分别筹建了八五二、八五四、八五九、八五八等农场。转业官兵们立刻投入修路(铁路、公路)、盖房的紧张劳动中。

冬去春来，大规模的开荒、耕种就要开始了。崭新的机车也陆续运进农场，可各农场的规划却还八字没有一撇，农场领导忙得不可开交。大地一开冻，冬季四通八达的道路没有了，有些生产点远离场部，生活接济都成了问题。原来设想的可以开垦的大片荒原，因没有进行前期排水等水利工程，荒原被一滩滩积水、沼泽分割了。为了抢开荒，一些农场只好抢翻岗地。

负责生产指挥的向俊选副局长，在众人都激情澎湃于十万转业官兵大开发的狂热中时，却心中生出了些许隐隐的不安。领导拍脑门无规划开荒中出现的问题，是他最害怕的局面，这完全是过去盲目开荒的重复。不久，雨季来临，一些开垦出来的耕地又变成亮晶晶的“水龙”。挖出来的水渠，很多塌陷成为排不出水的泥潭。机车也经常陷入地中，连续出现误车事故。

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向俊选痛心疾首地谈论盲目开荒的教训。并说：“建场程序是今后开荒建场的法规，应该遵循。开荒前一定要搞好规划，要做好修路、治水、基建这些基础工作。”面对着失败的教训，大家也无言以对。可是，他的发言与当时“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指导下涌动着的“大跃进”狂热形势格格不入，和全国全党全民高度统一，人人斗志昂扬，激情奔放，热血沸腾达到了发疯发狂地步的热烈氛围相悖。清醒而理智的向俊选，此时就成了逆历史潮流而上的落后分子，他的灾难由此开始了。

1957年春，在大开荒和抢播即将开始的时候，向俊选提出更为坚定的主张，认为在未做好认真勘查，制定规划之前，宁可少种点地，也不能盲目开荒。他这种理性的建议，很快就淹没在“抢开荒、抢翻地、抢播种”，三年开荒千万亩的洪流中了。

向俊选渐渐感到压抑，更感到了困惑。他到八五二、八五四这些新建场去深入调查了解情况，看到了基层领导的满腔热情，看到了军垦战士的艰苦生活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多好的干部呀，多好的战士呀，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但这种不注重尊重科学的盲干，将无辜地消耗掉多少干部战士的心血呀……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向俊选先规划循序渐进的办场意见，就成为右倾言论了。有人批评他按建场程序办事是保守，要等到一切工作做好之后再开荒种地，哪来的资金，哪来吃的，还谈什么多做贡献……不久，又有消息传来，农垦部副部长刘培植是“右派分子”。他感到吃惊，这怎么可能呢？在他的印象中，刘培植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荣军工作委员会期间，他组织荣军生产自立，组建荣军农场，对解放团农场的组建，他也是有贡献的。他深为刘培植不平，并不相信他是反党的右派分子。于是，又有人批评他：同情右派，立场有问题。

1958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开荒建场要采取“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方针(简称五边方针)，人民日报发表了“扫清国营农场中的保守思想”的社论。从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的宣传活动在农垦系统紧锣密鼓地喧闹起来了。

“五边方针”被确立，等于是对向俊选“按建场程序办事”建议的否定和批评。向俊选的思想更加压抑，也更加困惑。他扪心自问，自己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事都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坦诚相见。而今，为什么有人硬要把他推向相反的方向呢……

1958年，铁道兵农垦局第一届代表大会

1958年10月，中共铁道兵农垦局第一届代表大会即将举行。领导找他谈话，严肃地批评了他的“保守”观点，并责成他在党代会上公开检讨错误。向俊选对领导的批评作了认真思考。但是，他的认识基于自己工作的实践。他无法否定自己实践的成功，也无法改变自己形成的认识。对于“五边方针”，他对其在鼓舞士气等方面的作用并不否认，但对于这种缺乏规划的蛮干，盲目冒进，他仍坚持认为将会事倍功半，将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财力和人力的浪费。

预备会议开始了，向俊选成了众矢之的。批评他的态度，揭露他的保守思想，说他违背了“三面红旗”的导向，被定为农垦部副部长刘培植在铁道兵农垦局的代言人，作为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批判。会后，他被停职反省，但他拒不检讨……1958年10月28日下午，向俊选以生命的代价向违反科学和无限给予自己强加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了抗议。

“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建场方针（简称“五边”方针），在促进耕地面积的扩大方面起了作用，但也冲击了行之有效的建场程序，使勘测、设计工作再度遭到轻视。牡丹江农垦局党委《关于垦区六年工作的检查总结报告》中写道：“六年中，因建点不适宜而调整和撤销的生产队有38个，占原来生产队数的7%，废弃耕地面积约260万亩，占开荒面积的41%。”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农田基本建设，使新场和扩建的农场长期不能定型。

1962年7月24日，农垦部颁发《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草案）》，重申：“农场的建立，必须在国有荒地上，经过勘测、规划、设计、编制技术文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建设”。1963年，农垦部进一步对1952年颁发的《国营机械农场建场程序暂行办法》作了补充修订，制订了《国营农场建场程序》，除再次强调新建农场必须经过勘测规划外，还要求凡是未经规划，或虽经规划但经营方针、生产任务、经营规模已有变化的农场，必须搞好规划补课。这些补救措施，都是向俊选早就提出，但不为人接受，而后来实践证明向俊选是对的。

1984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特别是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农场总局党委已批复牡丹江管理局党委为向俊选平反昭雪。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向俊选所担心的盲目乱干恶果在许多农场都出现了。1956年，因虎头地区地势低洼、沼泽密布，机车作业十分困难，耕地经常被水淹没，造成减产或绝产。刚组建的八五0九农场只好把虎头地区已经开垦的耕地全扔了，其余全部装备和人员，到饶河另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八五0九农场。

虽然虎头地区并不适合建立大型国营农场，但农垦局领导仍然不汲取教训。1958年6月，又在原八五0九农场旧址上又创立八五一农场。八五一农场本有先天不足，它的耕地地势低洼，又被水线切割，地块既小又不连片也不成形；全场10万亩已垦耕地竟分散成了800多块，不少地块小得只有几十亩，这对大型机械化农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给生产管理和机械效率的发挥都带来很大问题。因效益低下，无法进行大规模种植，1963年12月撤销了八五一农场建制。

851农场扔在场院没有维修保养的农机具已经锈蚀

东安农场扔在荒草地中的农机具

云山水库，是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但因该工程是在“大跃进”多快好省的大氛围下进行的，勘探设计终保持着“五边方针”（即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影子。大坝建成后不久，就发现水库存在质量问题。由于大坝施工时从上到下过于关注工程进度，以至于有些人员和单位，在上土时把草皮、塔头甚至先前清基弃置的杂土，一股脑地搬运到大坝上去了。造成因上坝土质不好，基础处理不符合规范要求，曾经被列为险库、病库。

1961年10月发现坝脚散浸翻砂鼓水，后经工程师到现场处理，确定采用反滤铺压，防止管涌的临时措施，暂时解决了风险问题。1970至1983年，又进行了多次水库维修施工，总耗投资1300万元，采取保坝加固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还有一些农场的耕地水利排水，设计凭经验而不是科学论证。冬天水利工程挖的排水渠，到春天化冻后，积水无法排出，浸泡后的冻土塌陷，掩埋了水渠，至使积水无法排除，耕地也因积水涝灾而无法耕种。还有一些农场耕地，在雨量较大年头，因排水不畅，所种的粮豆收不回来，烂在地里的事情，也绝非个别现象。

向俊选所看到的问题，并非只是他个人的明智看法。上级各级领导也逐渐发现了农垦局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盲目建点、盲目开荒，开垦的土地无法耕作，后又草率撤退；完好无损的农机具扔在野外，无人过问，因长年遭日晒雨淋而锈蚀报废；农场、林场采伐木材无计划，乱砍滥伐，大量的木村困山，许多贵重的树木腐烂降等，有的生了虫子，危及整个林区的安全（据了解已有百分之十的活红松因虫害致死），破坏了边境的森林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浪费等各种问题，国务院、中央军委1965年3月组成虎饶地区联合检查组，来到了牡丹江农垦局进行实地调查，报国务院后对农垦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向俊选所最担心的缺乏规划的蛮干，盲目冒进的严重后果。但当时狂热的人们，很难听得进去一个理性但又违背狂热氛围的逆耳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