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而歌｜许福元：我与《北京文艺》

摘要：如果从《北京文艺》的视角看当年我发表在上面的一首小诗，那简直就不叫诗，只不过就是几句顺口溜。但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北京文艺》，《北京文艺》无疑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我与《北京文艺》

如果从《北京文艺》的视角看当年我发表在上面的一首小诗，那简直就不叫诗，只不过就是几句顺口溜。但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北京文艺》，《北京文艺》无疑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将时光回溯到48年前。地点：顺义县文化馆；时间：1977年春天某日下午5时许；情景：我们十几个从农村来的业余文学爱好者、写作者正在改稿班上朗诵自己写的诗歌；主持人：文化馆馆长王恩桥；还有一名重要听众：《北京文艺》的编辑姚欣，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为《北京文艺》杂志来选稿的。

阳光从玻璃窗斜射进来，照在姚欣身上。他身材颀长，人长得有些瘦削，还算是个年轻人，穿一件米黄色风衣。他不坐，而是立在桌旁，静静听我们颇为激动、颇为激情、颇为夸张的朗诵。我们个个都很努力表现，因为假如姚欣编辑听得入耳，刚才朗诵的诗歌没准能登上《北京文艺》呢。

朗诵毕，一时静下来，仿佛静得掉在地上一根针，也听得见。都想听编辑的点评、裁判与裁决。姚欣没看大家，却看了看窗外的阳光，又看了看腕表，对王恩桥说：“我该回北京了，已来了一整天了。再晚，该赶不上西门外的公交车了。” 王恩桥只好说：“好的，好的。还能赶上末班车。” 又指我们这些眼巴巴渴望着的一小群业余作者，用探询的口气问，“那他们的稿子……”

“都给我, 都给我。” 姚欣边说边从我们手上，挨个儿收走稿子，像从玉米秧子上掰下一个个青棒子，卷巴卷巴，装进他那人造革的黑皮包里。急急出了门，回身向我们挥手告别。

姚欣走了之后，我们还期待着、议论着：谁的稿子可能上，谁的稿子不能上；不可能全上，又不可能全不上。

有人说我：“你的能上，你写的那首《铁牛是我好战友》，姚编听了，眼睛直放光。

“

我说：“得了吧，我那不过是青棒子，还没苍皮呢。“

“不，我看是一株红高粱。”

“那也是一支瘪高粱穗。” 我口中虽这样说，心中却也有几分期冀：万一呢！

开始几天，我还惦记我的那首诗《铁牛是我好战友》。可等我开着真正“铁牛”跑路时，那首诗早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忽然有一天，文化馆来信，让我去。见了王恩桥，他拿出一本新到的《北京文艺》第3期，用食指点着，“你的诗登上了。”

我一阵惊喜，低头一看，果然：铁牛是我好战友

浑身火炭红

走路一声吼

广阔天地任耕耘

我驾铁牛潇洒走

春天犁地不出九

夏天割麦忙一宿

秋天拉得金山来

冬天平地显身手

父亲当年赶牛车

慢得脾气都没有

如今农业机械化

铁牛是我好战友

我浑身发热。王恩桥似乎看到了我的激动，扯过一条毛巾，“擦擦汗。”又递给我一个64开记事本，“这就是稿费。”

这是我的诗歌第一次见诸铅字版的文学期刊，原来我写的文字只登在县文化馆油印的《群众文艺》上。这也是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一个64开记事本。

与《北京文艺》的邂逅，仿佛也是一种注定。

从这之后，文化馆每举办业余写作者学习班，我都在被邀请参加之列，我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在浩然任《北京文艺》主编期间，一次来顺义讲课，他正好理完发，板寸。问我，“你写什么？” 我回答：“写诗。”他沉吟一会儿说，“写诗也不错，锤炼语言，小说也应借鉴诗歌语言。你试试写小说吧，好小说能改编成戏剧、电影呢。”

受到浩然的启发，我开始试着写小说。我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四婶》，发表在文化馆办的文艺期刊《无名花》1982年第2期上。

20世纪80年代，那真是文学的春天。先后有蜚声文坛的浩然、刘绍棠、王蒙、邓友梅、秦兆阳、张志民、李学鳌、孟伟哉、谢冕、雷加、冯牧、毛志成、赵大年、何镇邦、周大新、刘庆邦、邹静之，晓白等著名作家，以孙迅韬、姚欣、李清泉、林斤澜、周雁如等为代表的文学编辑曾亲临顺义的会场课堂，传经布道，答疑解惑，修改文章，培养新人。

我在写小说之后，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投稿。结果是两条：一条是退稿；另一条是泥牛入海。正在我犹豫灰心要不要坚持写下去的时候，《北京文学》的编辑白连春，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看了我写的三篇短小说，就选了其中的两篇，登在《北京文学》2019年7期。这两篇的题目是《根》和《敬礼的将军》，虽是短小说，两篇也近一万字呢！白连春在电话中对我说：“这两篇确实是小说，你适合写小说，写长一点的吧。”

白连春的话给了我极大鼓舞，我握电话机的手都有些颤抖了。尔后，《北京文学》2011年第5期的【精彩阅读】，刊登我15000多字的短篇小说《跳墙和尚》。白连春写了短评《文学是我们永生的梦》，最后一句说，“让我们用一颗又一颗朴素的心来热爱文学吧。”

尔后则一写而不可止。陆续在《小说林》《小说月刊》《星火》《当代小说》《飞天》《大家》《山东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

截止到现在，我已出书8部，其中有1部长篇小说，4部小说集。我的两个短篇小说《香火地》《娘亲舅大》分获“五一”“身边”一等奖时，由崔道怡和李建军分别致颁奖辞。梁鸿鹰为我长篇小说《洋桥破浪》写评论，邱华栋点评我的短篇小说《牙印》。我的短篇小说《卷毛活》获首届浩然文学基金一等奖。我2008年加入北京作协，2012年加入中国作协。

那时文学期刊的眼光是向下的，那时的作者在基层，那时的编辑追寻作者。

还是开头那句话，我这样水平的业余作者对于长达75年历史的《北京文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北京文艺》对于我这样的业余作者，却很重要。如果没有《北京文艺》，如果没有遇到《北京文艺》的三个编辑姚欣、浩然和白连春，那我的人生轨迹或许就是个瓦匠、木匠、农民。但正是与《北京文艺》邂逅，虽未改变我的命运，却改造了我的灵魂。使我在这些身份之外，就多了一个身份：业余文学爱好者与写作者。

我订《北京文学》几十年了，我读《北京文学》，《北京文学》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