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江湖：中国最后的镖局，亡于1921

摘要：彼时，大清帝国刚在与日本的甲午战争里遭遇重创，整个帝国都被悲戚且渴望变革的氛围所笼罩。30岁的谭嗣同，为此向京城声名远扬的总镖头大刀王五请教剑术，期望能借此强身励志。出身于武术之乡河北沧州的王五，对这位年轻人颇为赏识。正值乱世，这两位分处南北，却都怀有赤诚忠心

在戊戌变法的前三年，也就是1895年，30岁的湖南青年谭嗣同与51岁的源顺镖局总镖头、大刀王五碰面了。

他们在北京这座帝都相逢了。

彼时，大清帝国刚在与日本的甲午战争里遭遇重创，整个帝国都被悲戚且渴望变革的氛围所笼罩。30岁的谭嗣同，为此向京城声名远扬的总镖头大刀王五请教剑术，期望能借此强身励志。出身于武术之乡河北沧州的王五，对这位年轻人颇为赏识。正值乱世，这两位分处南北，却都怀有赤诚忠心、古道热肠的豪杰，结下了忘年情谊。

之后，梁启超于《饮冰室诗话》里追忆谭嗣同和大刀王五的深厚情谊：

王五是幽燕地区的大侠，以从事保镖行当为生。他的势力覆盖范围，北面到山海关，南面至清江浦，一生都以铲除豪强、扶助弱小为己任。浏阳的谭嗣同年少时，曾跟随他学习剑术，两人以道义相互勉励。

1898年，距离当时已过去三年，戊戌年间推行百日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为搭救投身维新变法的谭嗣同，大刀王五不顾生命安危，悄悄潜入谭嗣同家中，提出护送谭嗣同离开北京，然而谭嗣同当即回绝，并说道：

“各个国家的变法，没有不依靠流血牺牲而成功的。如今在中国，还没听说过有为变法而流血的人，这就是国家不能昌盛的缘由。倘若要有，那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

没过多久，拒绝逃走的谭嗣同遭逮捕，之后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这五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历史上把他们称作“戊戌六君子”。谭嗣同遇害后，没人敢为他收敛尸体，唯有大刀王五哭着赶到现场为他收尸，还把谭嗣同的遗体护送回千里之外的湖南浏阳。

谭嗣同受刑之际，无人敢过问此事。有侠客趴在尸体旁痛哭，将血迹擦拭干净后收殓尸体。路过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说“这便是参政剑师王五公”。

再过两年，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满腔豪情、不愿屈服的大刀王五带领众人勇敢地抵抗侵略者，最后在北京前门被八国联军开枪打死。

中国最后一位总镖头离世了。

北京的城门上，高高悬着他的首级，无人敢去为其收尸。出身镖师家庭的大侠霍元甲，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从天津赶来，不顾自身安危，取下城门上王五的人头并为其入殓。

在视人命如蝼蚁的岁月里，唯有英雄能够明白相互之间的惺惺相惜，唯有英雄，才甘愿为理想与情怀、为他人冲锋陷阵。

正值世纪更迭之际，一个以中国镖师为主角的侠义时代，在大刀王五离世后，逐渐步入终章倒计时。

1900年，也就是大刀王五遇害的那一年，惊慌失措的慈禧挟持着光绪皇帝，在一群镖师的保护下，一路向西方逃窜。

面对八国联军的攻势，慈禧惊慌失措，一路逃至西安才稍稍安定下来。因当初出逃匆忙，又怕太过显眼会遭八国联军追袭，她连护卫都没带够，只好借助北京多家镖局的镖师共同护驾，这才一路跑到了西安。

然而慈禧转过身子便忘恩负义，无奈之下，那些被遣散的“御镖”人员分别在西安开设了三家镖局，即永庆镖局、宏泰镖局和宏发镖局。随着铁路、航运以及现代银行业的崛起，当时“硬镖”（负责护送公家的公款和私人的货款）业务已然逐渐减少，无奈之下，这些由曾护送慈禧西逃的镖师所开办的镖局，最终全都只能依靠护送“软镖”（鸦片）来维持生计。

当最后一位英雄镖师大刀王五遇害后，迫于生存压力，中国的镖局和镖师们慢慢转变为了精明的利益至上者。

然而，从事鸦片保护业务的行当并不好干。随着土匪手中的枪械愈发先进，镖货遭遇抢劫而“丢失”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到了1919年，在民国时期的混乱局势下，西安的三家镖局因无力应对，纷纷歇业关门。

中国镖局逐渐走向末路，西安镖局的停业便是这一状况的真切体现。

自乾隆年间（1736 - 1796），山西人张黑五于北京开办国内首家镖局起，镖局在中国历经兴起、鼎盛直至衰落，仅短短一百多年时光。

在明朝时期，各级军事组织和官府为保护统帅以及军饷、钱粮的运输，开始设置护卫“标兵”。到明朝中后期，伴随地理大发现时代来临，大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明朝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于明朝范围内广泛推行以白银征税核算的“一条鞭法”，从而拉开了明清两代“白银帝国”诞生的帷幕。

在中国愈发融入全球商业网络的进程中，众多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不断出口至西方，与此同时，晚明时期国内商业贸易愈发兴盛。在内外双重因素的推动下，传统采用布匹、铜钱进行交易的货币模式，甚至在宋元时期还曾出现过使用纸币交易的方式，到明朝中后期，逐渐被以白银和铜钱进行交易的方式所替代。

最初，自宋朝兴起，在元朝走向全盛的纸币交易，堪称古代中华帝国迈向现代货币交易的开端。不过，因两宋、金朝以及元朝大量无节制地发行纸币，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故而，在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纸币交易基本宣告终止。

在这同一时间，“白银革命”引发了商业的大规模兴起。然而，随之产生的困扰是，大量现银的携带引发了运输安全方面的问题。面对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拦路打劫，由明朝各级“标兵”逐步演变而来的私人保镖“标客”开始现身。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局势里，这些职业保镖“标客”正酝酿着重大的变化。

清代时，伴随康雍乾盛世的降临，中国商业贸易得以迅猛发展。彼时，随着晋商、徽商、粤商等众多商帮的兴起，全国形成了四大区域市场，即“北面是京师、南面是佛山、东面是苏州、西面是汉口”。其中，晋商的生意甚至拓展到了俄国境内，他们对白银运输的需求远至中俄边境。鉴于当时动辄成千上万的银钱交易，承担商业押运与保镖职责的“标客”最终在乾隆年间应运而生。

乾隆年间，为保护晋商贸易，被江湖称作神拳的山西人张黑五，率先在北京开办了兴隆镖局，这也是现今能够追溯到的中国境内最早的镖局。清朝中期，晋商经营的票号逐渐兴起，那些起初被叫做“标客”“标行”的商业保镖与保险机构，最终更名为由代表十八般武器的“金”和代表票号的“票”组合而成的“镖客”“镖师”“镖行”。

武艺与金融相结合时代的来临，以名称的变更作为标志。

“镖行”与“镖师”，马上就要闪亮登场。

在北京，镖局率先迈入鼎盛阶段，而这离不开晋商与国内商贸行业的助力。

自乾隆时期起，北京陆续涌现出声名远扬的“八大镖局”，分别为会友、永兴、志成、正兴、同兴、义友、光兴、万通这八大镖局。其中，被称作京城第一镖局的会友镖局，其位于北京的总行连同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镖师、厨役等各类人员总数竟多达1000余人。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来自河北、精通三皇炮捶拳的宋彦超加入清朝禁军体系中的“神机营”。离开神机营后，宋彦超于北京创办会友镖局。凭借在军队里积累的众多人脉，会友镖局开启了长达 100 多年的辉煌岁月。在其鼎盛时期，李鸿章的私人府邸都交由会友镖局守护，并且李鸿章还是会友镖局的名誉股东。

凭借军队，还有后续李鸿章等高层政治人脉的庇佑，会友镖局于大清帝国内快速拓展。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 - 1860）与太平天国之乱（1851 - 1864）平息后，大清帝国内部诸如捻匪之类的大小骚乱依旧接连不断。并且，在人口急剧增长、清廷对民间的掌控力逐渐减弱的状况下，民间的强盗、土匪更是屡见不鲜。

1841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日后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胡林翼，在从北京回湖南的途中，直接遭强盗洗劫。1847年，即道光二十七年，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顺德县令鹿钟之等人一同出行，竟被劫匪抢走多达五十多万金。

当朝廷高官都难以保障自身安全时，民间商帮等各类商业贸易的安全状况就更不容乐观。那时，山西蔚丰厚票号“携带巨额现银返乡，走到（北京）彰仪门时，钱财全部丢失”。连在京城脚下都出现这种情况，出了京城安全就更难有保证。所以，晋商等商帮在回忆当时频繁遭遇抢劫的情形时说道：“回想京津（山）东省一带财物损失的状况，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在中国，镖行于乱世且盗匪猖獗的威慑下开始兴盛起来，步入黄金时期。

那时，从北部的中俄边界，到国内像北京、佛山、苏州、汉口这类商业要地，甚至远渡外海的商船之上，都能见到镖师的踪迹。在清末的上海洋行，每次往国外远航时，都要聘请镖师来抵御盗贼。有的大船还会邀请戏剧演员上船表演，而镖师能够坐在“首座”，以此彰显对他们的敬重。

虽然镖行和镖师们必须凭借高超武艺来保护镖货，但对他们而言，和盗匪正面冲突并非最能获取利益的做法。很多时候，镖行和镖师都秉持“以和为贵”的理念，与盗匪有着某种形式的暗中联系。

《镖局春秋》的作者古彧曾对镖局的生存秘诀做出总结，归纳出“官府要有强硬的后台，绿林要有坚实的关系，自身要有过硬的功夫”这三条真经。

彼时，北京及其他地方镖行的负责人，都需在每年特定时间，前往自家镖局常走镖的必经之处，向各路盗匪“拜山”，请求“照顾”。而盗匪对于平日有“交情”的镖局，大多会手下留情，毕竟一旦动手双方都会有所损失。作为一种利益均沾的方式，不少镖局和走镖途中的盗匪，往往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合作关系，以此保障镖路安全。

据镖师们回忆，走镖途中要是碰到荆棘挡住道路，往往就表示遇上劫镖的了。这时，带头的镖师通常会先跟盗匪协商，说些“近日有所疏漏，没来得及上山拜访，在下所属某某镖局，还望东家高抬贵手，改日定登门致谢”之类的客气话。而盗匪大多也会权衡自身实力或者给对方个情面，并非像影视剧中表现的那样，轻易就大动干戈。

晚清声名远扬的镖师李尧臣曾跟弟子忆起，“镖行与贼寇往来，得先以和气相待，单靠武艺精湛就想制伏他们，那可不够……倘若贼寇准许你通过，便会高叫一声‘合吾’。有时候其他贼寇趴在地上，离得远看不见，为首的贼喊出一声‘合吾’后，便能听见远处一声接一声回应。要是碰到贼寇非要与镖师比武一决胜负，那就只能跟他们拼了。真正动手的情况，一百次里也难有一次。然而从事镖行死在贼寇手中的，也不在少数。”

因为镖局和盗匪之间有着特殊的“和解”关系，所以当盗匪到镖局所在之地游玩或处理事务时，要是官府进行缉拿，镖局往往也会庇护盗匪。并且考虑到镖局大多与官府有政治关联，部分大型镖局像会友镖局等甚至有李鸿章这类当朝显贵的庇佑，所以倘若盗匪进入镖局寻求保护，官府通常也会手下留情。

然而，于乱世里艰难求存的镖局，很快就要面临时代的重大考验。

公元1823年，即清朝道光三年，中国首家票号——日升昌票庄于山西平遥正式开业。自此之后，票号在中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票号金融的作用下，清朝现银的运输量大幅降低。随着主要业务逐渐流失，再加上社会生活愈发复杂，传统镖局的业务也从单纯的银钱运输，转变为涵盖多种业务的模式。其中就包含为一些富裕的客人担任人身护卫，以及押送衣物、物品、首饰等各类业务。

在这种情形下，到了晚清阶段，镖局慢慢构建起“信镖、票镖、银镖、粮镖、物镖、人镖”这六大镖系以及商业模式。并且，伴随晚清时期全国各地区鸦片种植与鸦片贸易大规模地兴起，不少镖行竟转变为鸦片商人的护卫，以此避免烟土（鸦片）被人打劫。就像当时广东潮州、嘉应府一带的鸦片商人，常常往湖南边界以及广西浔州、梧州等地售卖鸦片，他们往往会花重金聘请镖师来“保标”。

除了票号，现代银行业的兴起对镖行的业务造成了更为强烈的冲击。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45年，中国境内首家外国银行——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开设分行，接着又在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行。在英国丽如银行的引领下，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相继进入中国开展业务。

1897年时，由盛宣怀主导创办的中国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宣告正式成立。1904年，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也设立了。倘若说传统票号不管怎样演变，一直都还需要像短途运送现银这类保镖业务的话，那么现代银行业的兴起，几乎完全切断了银钱运送这一传统镖行最为关键的业务。

铁路的兴起，无疑是给镖行带来覆灭之灾的关键一击。

1876年，中国境内首条铁路——吴淞铁路上海至江湾段开始正式运营。在此之后，诸如连接北京与沈阳的京奉铁路、北京到武汉的京汉铁路以及北京至河北张家口的京张铁路等交通干线陆续通车。晚清和民国初年，安全且快捷的铁路大规模建设并投入使用，这让护送速度迟缓、安全性能不佳的镖行难以为继，甚至连除银钱护送之外的其他业务也无法开展。

在这样的情形下，始于明朝中后期、在清朝中期达到鼎盛的镖行，随着晚清现代银行业以及铁路、轮船等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逐渐失去了主要业务，生存空间也变得愈发狭窄艰难。

与此同时，盗匪的武器装备持续更新换代。面对盗匪不断升级的洋枪等火器，处于冷兵器时代作战模式的镖行与镖师，仅凭借拳脚功夫和耍枪弄棍，已难以震慑晚清民国时期愈发嚣张的盗匪。

面对时代这种急剧演变的趋向，晚清张家口有位知名女镖师邓剑娥曾感慨道：“火器广泛流行，武艺逐渐式微了。”曾经，邓剑娥的父亲邓魁在护镖时遭盗匪杀害，那时年仅14岁的邓剑娥便下定决心终身不嫁，继承父业操持起了家族的镖行。因为邓剑娥武艺高超，甚至能够站在马背上“射击空中的雕鹗，枪枪命中，都能贯穿其眼睛，其他部位毫无损伤”，所以盗贼们对于她护送的镖，通常都会卖个情面。

然而，当洋枪这类武器广泛流行时，邓剑娥也深感力不从心。她跟母亲说道：“盗贼所用的器械，都认为我这儿的最为精良，如今只能凭借情谊和名誉来约束他们罢了。父亲究竟是因何丧命的呢？如今生活所需的钱财已基本具备，不如改行，这样更好。”于是，邓剑娥最后舍弃了镖行的生意，转而在奉天（沈阳）西关外购置田产，成为了地主，“足不出户地过日子”。

随着时代浪潮的推进，镖局行业陷入倒闭危机，山西、陕西等地的镖行纷纷倒闭。曾经在鼎盛时期拥有数十家镖局的北京，如今仅剩下会友镖局在艰难维持。会友镖局之所以还能勉强运营，是因为它为北京前门的珠宝店、古董行等商号提供安保服务。到了1921年，会友镖局的人数从鼎盛时期的1000多人锐减至100多人，最终难以为继，宣告解散。

会友镖局作为中国最后一家镖局，它的解散宣告了仅兴盛百余年的镖行以及镖师这一职业的彻底消亡。

面对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汹涌浪潮，即便身怀卓越武艺，也很难抵御那能将人淹没的潮水。

虽然镖局已消失不见，但身为会友镖局最后一批镖师中的一员，李尧臣同其他镖师一道，艰难地寻觅着生活的出路。

身为中国最后一批镖师中的一员，在会友镖局宣告解散之后，身怀高超武艺的李尧臣于北京创办了一家“武术茶社”。作为中国规模最大且是最后一个镖局的知名镖师，李尧臣在北京城声名远扬。彼时，京剧武生界的宗师杨小楼为了出演《安天会》（也就是《闹天宫》），曾向他讨教猴拳技法；京剧大师梅兰芳为了演绎《霸王别姬》，也向他学习剑术。

1931年“9·18”事变发生之后，华北地区的局势愈发紧张起来。为了保卫国家领土，29军军长宋哲元立下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还让副军长佟麟阁去邀请李尧臣担任29军的武术总教官。

祖国陷入危难之时，年届55岁的李尧臣结合中日士兵在格斗方面的特点，专门创出“无极刀法”传授给抗日官兵，还训练出了后来声名远扬的29军大刀敢死队。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经李尧臣训练的29军大刀队大败日军，追击日寇60多里，缴获18门大炮，29军大刀队也因此闻名遐迩。而成就这一切的功臣，正是中国最后一位镖师李尧臣的悉心训练。

长城抗战结束后，作曲家麦新以29军大刀队的英勇事迹为蓝本，创作了歌曲《大刀进行曲》。其慷慨激昂的歌词，直至今日，仍旧激励着每一位满怀热血、保卫祖国的中国人。

把大刀狠狠地朝着鬼子们的脑袋砍下去！

全国荷枪实弹的兄弟们！

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日子降临了

抗击日寇的日子已然来临！

在前方，存在着来自东北的义勇军。

全国的老百姓在后面跟着

我们军民携手，无畏向前

看准那敌人，

将他歼灭，将他歼灭！冲呀！

利刃朝着侵略者的头颅挥落。杀！

举起大刀朝着鬼子们的脑袋狠狠砍下去！

常言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源顺镖局总镖头大刀王五离世后，中国最后一位镖师李尧臣，凭借自创的“无极刀法”，为国人的抗战事业立下了赫赫功勋。

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为保卫北平（今北京），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壮烈牺牲。日军将北平占领之后，李尧臣做出了和当年大刀王五冒险为谭嗣同收敛遗体一样的义举，不顾个人安危把佟麟阁将军的遗骸妥善藏匿起来。在此之后，他隐姓埋名，往返于天津与北京两地，期间还曾被汉奸出卖，遭逮捕后关进了监狱。

1949年之后，李尧臣出任全国武协委员，还多次应邀请担任武术比赛的裁判长。彼时，北京城里的市民们，时常能瞧见这位武术大家手持龙头拐杖，于天坛、中山公园等地方指导年轻人习武。有时，老先生会把拐杖一扔，以龙行、虎坐、蛇身、雕爪的独特风采示范打拳，每当碰到这样的好事，围观的众人总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