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学历所限，本科毕业的张玉亮没能在古籍社里觅得编辑岗位。他从编务干起，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学习，慢慢成长，终于有机会担任项目责编。在之后的职业道路上，张玉亮经历了“跳槽”、编辑部撤销等一系列变动，如今担任中华书局学术期刊编辑部负责人的他，虽然看似离古籍越来越远，但

文/张玉亮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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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因学历所限，本科毕业的张玉亮没能在古籍社里觅得编辑岗位。他从编务干起，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学习，慢慢成长，终于有机会担任项目责编。在之后的职业道路上，张玉亮经历了“跳槽”、编辑部撤销等一系列变动，如今担任中华书局学术期刊编辑部负责人的他，虽然看似离古籍越来越远，但正是在这个新岗位上，张玉亮得以从别样的角度再次观照古籍和古籍编辑出版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珍视这样的机会，并乐此不疲。”

每当指尖划过那些泛黄的书页，我总想起自己与古籍结缘的20年。这既是一个编辑的职业历程，也是一段与先贤对话的心灵之旅——从巴蜀书社的“泥古”起步，到中华书局“去古”转向近代文献，每一页校样都镌刻着师友的教诲，每一部书稿都承载着学术的薪火。

张玉亮

“泥古”

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我任性地入职巴蜀书社，不仅因为本科学历的我在古籍社里本就难觅编辑岗位，更因为自己的东部地区户口迁往成都能换来“支援西部大开发”津贴，有5000元之巨。

我被安排在当时新成立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编辑室，担任编务工作。两年间，我的主要工作为：根据项目进度选购编校工作必需的图书资料；联络各断代史、各专志主编，协调和推进项目进度；审读样稿、来稿，撰写审读意见初稿；就样稿中反映出的问题，起草编辑校对流程与规范等工作文件；各种审稿会、定稿会、编委会、工作会的会务联络与筹备等。印象最深刻的是2007年在成都市金牛宾馆召开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第四次工作会议，当时除了许嘉璐等领导参加外，我还结识或初次面晤了10余位史学界的前辈学者。

商传先生分享在旧书店凑齐黄云眉《明史考订》的经历，赵连赏先生讲述沈从文先生服饰研究的曲折心路，马俊民先生听闻我是天津娃娃后用方言与我亲切交谈……除此之外，我提前准备带到会场的藏书还如愿求得周天游、崔文印、施丁、吴树平等先生的签名。在社领导的悉心栽培和诸位先生的厚爱与指导下，我本就匮乏且止步于本科的学习得以接续。

作者在巴蜀书社工作时获赠的古籍专家签名本

之后的两年里，我从这个项目的编务到校对，再到责编，慢慢成长。2010年底从巴蜀书社离职时，我复印了自己参与今注本《梁书》的校对记录和参与《今注本三国志》的编辑加工记录作为纪念。临别时，《今注本三国志》的作者杨耀坤先生赠我手书《念奴娇·赤壁怀古》，贺我东还。如今老人已经仙去，每当看到他的题赠，我都会怀念起去四川大学竹林村拜访的温暖经历：如果他的夫人揭老师不在家，我就从竹林村小区门口的卤菜店切半只鸭子，而杨先生就给我煮速冻水饺，告辞时杨先生还送我出楼，并一同看看草丛边他给流浪猫预备的猫粮是否还充足……

在此期间，段社长除带我拜访前沿学者组约学术专著类稿件外，还特地给我机会，让我尝试自行策划约稿。在她的加意锻炼与扶助下，我做了一套“中华文史要籍丛刊”，说是一套，有点大言不惭，直至我离职只出版了四五种而已，而称为“要籍”更是稍显自卖自夸。但其中还是用了点小心思，比如清人徐鼒的《未灰斋诗文集》，论体裁当属集部，然以作者曾著《小腆纪年附考》、主要价值在于文史考订，故封面用史部的红色系，与冒怀辛先生整理《冒鹤亭京氏易三种》之经部绿色系、成镜深先生主编《船山诗草全注》之集部棕色系和后来未能顺利出版的熊清元先生《金楼子校注》之子部蓝色系，全袭四库全书之封面颜色。此丛书后因我离职而中止，但前两种还是分别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和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

“去古”

2010年末，我借看望怀辛先生遗孀毛景华老师之际来京，参加中华书局的招聘考试并通过，于翌年1月入职中华书局。最初分在历史编辑室（整合了近代史、汉学、出土文献等编辑室的人力与选题资源所设立的古籍编辑部门），我被分派到《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和《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两套丛书日常维护和拓展的任务，由此与近代文献结下不解之缘。

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编辑室推出的《中华民国史》反响热烈，为恢复近代史业务板块打下一定基础，我也因之前负责两套丛书而成为新建的近现代史编辑室成员之一，并于2014年担任主任助理。从此，离开古籍出版中心专务近代文献出版的我，在一定程度上告别了狭义的古籍。但好在“近代史”的通行定义里，与古籍的时间范围也有部分重合。我所负责的两套丛书是中华书局近代史板块的拳头产品，通过调阅书稿档案我才知道，《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动议，《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也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享誉学林。

在近现代史编辑室的几年，我倾力进行《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与《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整理出版相关工作，除得到书局前辈、近代史编辑部老主任陈铮先生多年如一的悉心指导外，也因组约稿件、访求底本结识了许多师友，如来新夏、戚其章、汤志钧、刘泱泱诸位前辈，和张仲民、戴海斌、张晓川、裘陈江等年富力强且对近代文献研究有素的学界中坚。

在我责编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和《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的诸多品种里，有一组不得不提，那就是“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我最初是从古早的博客上看到“历史的余温”的消息，账号的主理人就是温州市图书馆的卢礼阳老师。在他主持这个项目整理工作繁难程度、时间进度和经费预算都超预期的情况下，我凭借对之前相关项目如《温州文献丛刊》的了解，结合对这批日记史料价值的初步判断，决定争取将其纳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与卢老师一拍即合。而在具体操作中，为对标中华书局的整理体例和质量要求，首批4种的出版进度依然不快，而在此期间我倡议将馆藏日记整体影印出版的计划，也得到卢老师和馆方的大力支持。

温州地方士人日记的整理出版，在最初选题研讨时有过异议，认为这些日记主人在近代史上的重要程度有限，不够“人物”。可恨我当时虽然朦胧意识到史学界“向下看”的转向，但对于如何说服不同意见者始终不得其法，甚至在面对老总质疑时编出“龚魏林，曾左李，康梁变法打慈禧”的顺口溜来讽喻只顾传统评价、忽视学术界前沿热点的唯名气论。

在我的坚持和领导的优容之下，这批日记整理本终于在我调离近现代史编辑室的2018年推出。所幸定价两万多元的影印本皇皇60册之巨，在当年就售罄，整理本也得到学术界的支持，问世后的几年里，单篇和学位论文中的征引逐渐增多，天津的地方文史研究者还借助《符璋日记》考证出张爱玲故居并成功挂牌，目前这栋瓷房子附近的宅院也成为一处打卡胜地。《张棡日记》也愈加受到重视，一些学人将其与刘大鹏、杜凤至、朱峙三等人的日记并称为“新四大日记”。

“观古”

由于对文献类选题的执迷和顽固，我服从工作安排被聘任为中华书局的一个学术期刊编辑部负责人，这样，不仅离古籍越来越远，甚至彻底离开图书编辑岗位。新工作留给我不甘的时间无多，必须全力投入才能迎接新的挑战。未曾想到，这个全新的任务却为我以别样角度再次观照古籍和古籍编辑出版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方面源于期刊巨大的组稿压力。我接手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在学科划分上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编辑出版学的其中一个领域，学科势能有限，但学科“板块交界处”却十分活跃——出版史的相关成果除编辑出版学外，还多有出自近现代史、现当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领域的，这就给我解决稿荒留下空间。我在组约、编发这些前沿成果稿件的过程中，对古籍和古籍工作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

为组约稿件，我还多次参加了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工作坊、古典文献学青年学者沙龙等学术会议，并结合自己在工作中受到的教益提交论文。这些论文不仅在会议上得到师友的评议，还有幸在编辑的斧正下得以发表。每次参会前爬梳文献、随时构思和紧张撰写，临出差前赶工PPT甚至高铁上准备发言稿或审读待评议论文已经成为生活常态。虽然我已不再是古籍图书编辑，但作为期刊编辑同样能够在古籍的研究与出版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以业界的学者型编辑为楷模，我从另一个赛道开始发力，编辑与研究的相辅相成，是我在此前工作中未曾过有的美好体验。

另一方面是在还清积欠过程中的被迫“下海”。在《谭嗣同年谱长编》作者、后来成为挚友的张维欣女史和大连大学王夏刚教授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推出了新编《谭嗣同集》。该书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由此我又得到责编王振中先生的教益。

《谭嗣同集》（张玉亮参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

王振中就拙编汇校本《仁学》中所附拙文提及的《仁学》第一个单行本之题签笔迹的考订与推测提出意见，为我提供了可贵线索，我以此为线索为答辩这一审稿意见而研读了多种文献，后来写成《奇书与名笔：仁学单行本题签考述》一文，可以说此文得以完成全靠王编辑的启发。由此反躬自省，自己在责编工作中，有没有为作者提供真正能促进研究的有价值的审稿意见呢？我以此事为契机，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古籍编辑的操守与职责。

《仁学（汇校本）》

作者：[清]谭嗣同/著，张维欣/导读，张玉亮/汇校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缘际会，我获得了以新方式再次与古籍亲密接触的机会。我珍视这样的机会，并乐此不疲。

在一次竞聘答辩时我给自己下了八字考语：“差强人意，乏善可陈”。职业生涯已进入第20个年头，作为古籍编辑的我从未获得什么重大奖项，也没做出什么爆品，只是以自己对古籍、对出版的热爱，在无论什么岗位上，努力做一点自以为是的价值增量。回望过去20年，不知这一串串“非典型”古籍编辑的稚拙足印，是否可使自己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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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出版商务周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