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妈，这信我必须写！”1975年深秋的合肥，高玉凤将钢笔重重搁在信纸上，墨渍在泛黄的纸张上洇开。史玉清望着女儿倔强的侧脸，颤抖的手指抚过丈夫生前留下的牛皮笔记本，三十六年来的隐忍在这一刻化作一声叹息。正是这封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掀开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沉痛往事的真
“妈，这信我必须写！”1975年深秋的合肥，高玉凤将钢笔重重搁在信纸上，墨渍在泛黄的纸张上洇开。史玉清望着女儿倔强的侧脸，颤抖的手指抚过丈夫生前留下的牛皮笔记本，三十六年来的隐忍在这一刻化作一声叹息。正是这封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掀开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沉痛往事的真相。
1939年6月23日的黎明，大别山笼罩在梅雨时节的雾气里。高敬亭用刺刀在松木桌上刻下最后几行字：“玉清同志：我死后，孩子你要呢，就留着，不要呢，就送给人民抚养。”这位曾让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的“大别山雄鹰”，在收到项英“执行枪决”电报的清晨，把遗书塞进了贴身口袋。五小时后，四支队驻地响起的枪声，不仅震碎了鄂豫皖边区的抗日力量，更让中国革命史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不得不提的是，高敬亭的军事才能在红军时期便锋芒毕露。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硬是在三省交界处打出“便衣队”的游击战术。战士们至今记得1937年7月那场妙战：高敬亭把两个连的兵力化整为零，三天内在霍山县城制造了十三处爆炸点，逼得国民党两个整编团连夜回防。这种“咬住不放，拖垮敌军”的战术，让红二十八军成为南方八省游击战中歼敌最多的部队。
有意思的是，这位铁血战将在私底下却是另一副面孔。四支队的炊事员曾见过司令员蹲在灶台边，用缴获的奶粉给襁褓中的女儿调米糊。1938年5月蒋家河口伏击战中，高敬亭特意把指挥部设在能看到战场全景的山坡上，边观察战况边给怀孕的妻子写家书：“若此战得胜，孩儿乳名便叫‘捷生’”。这些鲜活的细节，在1975年的平反材料里成为推翻“军阀作风”指控的关键证据。
项英1939年6月21日发出的那封电报，至今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绝密档案中。发黄的电报纸上，“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的字迹清晰可辨，项英在文末特意加注的“拟立即执行”四个字，每个笔画都力透纸背。四天后当延安的复电到达云岭军部时，项英的机要参谋在日记里写道：“译电员读完中央‘暂缓执行’的指示，整个人瘫坐在条凳上，电报从指缝滑落在地。”
史玉清母女的日子，随着1949年的解放钟声迎来了转机。在安徽省卫生厅的办公室里，这位戴着深度眼镜的副科长，总要把丈夫的相框擦得锃亮。1958年深冬，她抱着高敬亭的遗物走进省委大院，却在传达室被值班干部拦下：“高敬亭的问题属中央专案，地方无权受理。”窗外的雪片打在玻璃上，她突然想起1937年新婚之夜，丈夫用马鞭挑起红盖头时说的那句话：“等革命胜利了，咱们带闺女去延安看宝塔山。”
郑位三1960年的申诉材料，字里行间都是老战友的痛惜。“四支队改编时实有兵力3800人，比整个新四军其他三个支队总和还多”，他在给中央监委的信中用钢笔重重划出数据：“这样的军事干部，就算要处理也该送延安学习！”可惜这些材料在特殊年代被贴上“为反党分子翻案”的标签，直到1975年才从某位老将军的保险柜里重见天日。
1975年12月14日，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烟雾缭绕。毛泽东反复摩挲着高凤英的来信，突然转头对正在整理文件的张玉凤说：“项英当年要是多等三天……”话没说完便剧烈咳嗽起来。工作人员后来在茶几上发现批示底稿，最后那句“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的字迹有些歪斜，洇开的墨迹里依稀能辨出被反复描摹的笔划。
合肥市牙防所的同事们至今记得1977年4月27日那天的场景。史玉清接到女儿电话时，正在给患者检查龋齿。当她听到“平反通知”四个字，手中的探针“当啷”掉在搪瓷盘里。下班路上，六十二岁的老太太沿着长江路一路小跑，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在夕阳下闪着金光，仿佛回到了1937年那个举着火把迎接红军的夜晚。
高敬亭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有位拄着拐杖的老兵突然挣脱搀扶，扑在汉白玉墓碑上嚎啕大哭。他是当年四支队的司号员，1939年6月24日清晨，正是他含着眼泪吹响了那阵急促的集结号。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在供桌上发现半包“飞马”牌香烟——这种抗战时期的军需品，早已在市面上绝迹三十余年。
当高凤英在2005年的某个秋日，带着孙子参观皖南事变纪念馆时，展厅里循环播放的《新四军军歌》突然卡顿。稚嫩的童声指着展柜里的老照片问：“那个戴眼镜的爷爷是谁？”高凤英蹲下身，轻轻擦去玻璃上的指纹印：“这是项英同志，他和你太爷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窗外的梧桐叶打着旋落在花岗岩台阶上，沙沙作响。
来源：历史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