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在于能否继续写出好作品 | “素人写作”五人谈

摘要：黑桃《我在上海开出租》、王计兵《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陈年喜《炸裂志》《一地霜白》《峡河西流去》、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生活在低处》《我比世界晚熟》等作品陆续面世，王柳云《风吹起了月光》、王瑛《清洁女工笔记》等有望在今年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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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桃《我在上海开出租》、王计兵《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陈年喜《炸裂志》《一地霜白》《峡河西流去》、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生活在低处》《我比世界晚熟》等作品陆续面世，王柳云《风吹起了月光》、王瑛《清洁女工笔记》等有望在今年内出版，东莞写作群、西海固作家群也越来越被大众关注。“素人写作”逐渐成为评论家、出版人和媒体界形容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写作者组成的写作群体及其创作现象的“专有名词”。“素人写作”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素人”是谁？为什么会出现“素人写作”热？“素人”不“素”之后又会怎样？本期特邀韩浩月、柳冬妩、王翠艳、项静、霍艳等作家、评论家，共同探讨“非职业”写作者及其创作命名的必要、可能和局限。

——主持人教鹤然

韩浩月：作家、评论家

柳冬妩：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项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翠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霍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

如何理解“素人写作”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一概念产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韩浩月：“素人”这一说法源自日本娱乐圈，指相对于明星、网红而言的普通人。严格说来，我认为，它并不是特别适合用于形容写作者。出版界对于“素人写作”的推动，主观上是期望能更快地将写作者及其作品推向市场和读者，事实上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出于对普通劳动者从事与其职业特征高度吻合的写作的“好奇”。“素人作家”的书接连畅销，也坚定了出版业要“用足”这一标签与概念的决心。

“素人写作”热不只是单一的出版现象或者文化现象。热门的“素人写作”新作出版后，会持续得到渠道与平台、社会多方面的关注，这种强关注度，显然是超过了作家与作品本身的，它来自对“素人作家”所代表群体的关心。读者倾心于以“素人作家”为“名片”的一场场多领域互动，尝试在这样的互动中给出鼓励、得到安慰。这也给予“素人作家”继续表达的动力。

柳冬妩：就像对“写作”的认识一样，对于“素人写作”这种命名的必要、可能和局限，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意义的理解在于每个人对它的主观定义。即便如此，理解“素人写作”，仍要从这个初始的问题开始：界定“素人写作”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确认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据我的观察，“素人写作”大概指的是大众写作、普通人写作、非职业写作。

项静：文学写作一般是反概念和套路的，所以我们在讨论中使用素人写作，只不过是一种“便利”的说法，望文生义也好，字面意思也罢，它的确能够迅即地获得一种大致印象。

当代文学现场出现的潮流与现象命名，大多经不起严格的审视和理论的苛责，面对流动的现场和瞬息万变的信息，渴求概念的严谨与精当实无必要，那是缘木求鱼，也是舍本逐末。

王翠艳：我认为，“素人写作”是一个边界较为模糊的命名，它通常指“非职业”作者的写作实践。“素人”概念源自娱乐综艺界，将其“移植”到写作领域有涵盖面过宽或不够妥帖之嫌。一方面，写作者在获得专业认可或市场接纳前都是非职业作者，那么“素人写作”就是所有写作者都会经历的阶段，因而也就失去了单独命名的必要；另一方面，有些写作者虽然取得了较高的写作成就并得到专业与市场认可，但他或她依旧将写作当作业余喜好而非职业，若依其写作的非职业性将其纳入“素人写作”，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霍艳：“素人写作”受到追捧，也因契合了在新媒体上持续弥漫的一股社会学热，既满足了对“附近陌生人”“具体而微世界”重新发现的需求，又呈现了现代劳动环境中被异化的生命体验，以及主体突破异化的种种尝试，“素人写作”对人们所关切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文学化的表达。同时它还引发诸多话题讨论，如打工者如何更好地接受人文教育、无产阶级的文化建构等，这使得对它的阅读不再停留在情感层面，而变得具有现实关怀和反思精神，提升了“文学阅读”之于认识社会的意义。所以“素人写作”更受到知识阶层的青睐，但外卖小哥、家政工人自己是否会看这类文字并获得共鸣，我持保留态度。

我认为，“素人写作”是媒体给予的命名，写作者肯定不熟悉这个来自日语的词汇，也不太会主动称自己为“素人”，他们常用的是“文学爱好者”“基层写作者”。“素人”的命名一下子使这种普通人的文学创作变得“洋气”起来。

“素人”具体指代哪些写作者？当写作者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素人”的身份是否会失效？

韩浩月：当下的“素人写作”，起源于一个正在被更多人看见的庞大群体，他们由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清洁工、矿工等组成，人们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感受到无比真实的人间烟火气息，触摸到火热滚烫的生活肌理，也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找到了对应自身的一面镜子……和传统的纯文学以及流行的网络文学不一样，“素人作家”为他们的文学作品注入了几乎与生活同步的当下性与真诚感，他们的表达执着而克制，对成功或失败的刻画，对幸福与苦难的讲述，都不删繁就简，反而赤诚相见。与其说读者欣赏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如说感动于文字再次对现实有了强大的还原能力。

霍艳：如今，“素人”变成了专指城市的底层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快递、保洁、外卖员、家政等体力劳动的一群人，连矿工陈年喜、女工邬霞都是后来被追认到这个序列里的。过于凸显身份标签，也会造成对他们创作内容的选择性接受，读者更想看到他们如何换了十余份工作、被困在计时系统里、被雇主刁难、亲人遭遇不幸的写实经历，一旦他们展开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读者反而不适应了。

项静：我在文章中使用“素人写作”这个说法是用它去发现一个问题和描述一个现象。所谓的“素人写作”一般是指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人们书写自我和他人的故事，记录真切的感受和观察。素人是相对于专业而言的，“素”取其普通的意思，是媒体和研究者方便使用的描述性称呼。

专业写作者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指专门从事与文学艺术相关行业的人员如作家、学者、记者、编辑等，一般主要指跟文学体制相关的人员。另一种是指在市场上获得较多认可的职业写作者，比如市场化较高的畅销书作家、网路文学大神们，市场化的文学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专业壁垒。

柳冬妩：“素人”大约可以具体指代“外卖诗人”王计兵、“烧烤诗人”温雄珍、“清洁女工作家”王瑛、“石头诗人”曾为民等。这个大致界定牵涉到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任何一种论述都要为其他论述留出余地。

“素人作家”就像“知青作家”“打工作家”“打工诗人”一样，他们的作者身份是在自身和世界发展过程中，随着不断变化着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制度设置而出现并相应变化着的一种“历史建构”，其本身就是世界经验的一个复杂表述。

当写作者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素人”的身份是否会失效？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当年的“知青作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回城之后才成为作家的。王十月和郑小琼成为《作品》杂志的总编和副总编，但“打工作家”“打工诗人”仍然是他们身上撕不掉的文学标签。王计兵现在忙于各种文学活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送外卖”了，但“外卖诗人”仍然是贴在他身上的诗歌标签。写作者的外在身份，是容易发生变化的，但不易发生变化的，应该是他内心的情感结构。

在“素人写作”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词汇尝试为这些非职业的写作者“命名”，比如“野生”“草根”“基层”“打工”“劳动者”“蓝领”，等等。你认为，是否有必要找到更贴切的称谓来为这一类写作者命名？

韩浩月：曾经，火爆的电视选秀节目带红了“草根”一词。“草根歌手”一度抢占国人眼球，但“草根作家”并不像眼下“素人作家”这般引人瞩目。由文学爱好者到活跃作者再到成熟作家，这一写作群体仍然按照传统的轨迹在成长，“草根”的身份也未给他们的写作带来特殊的帮助。其实，“草根作家”也好，“素人作家”也好，都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甚至是“伪概念”。湘西乡下人沈从文、当兵出身的莫言、牙医出身的余华、马夫的儿子济慈、小职员卡夫卡……他们都出身普通，文学成就却非常高。而按照“素人作家”的定义，全世界大部分作家都是“素人”。事实上，以出身、职业、收入等来给一个写作者命名，这本身就是草率的。评价写作者，最好从他的作品出发，谈论他的写作价值与意义。而想要真正谈出写作者的完整形象，就有必要跳出“素人作家”这一简单的身份认定，将其放置于一个文学整体中去打量，从而得出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

王翠艳：当下批评实践中的“素人写作”更关注的是其作者的职业属性，主要指外卖员、快递员、保洁员、矿工、卡车司机等非脑力劳动者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写作。此种情况下的“素人写作”与“基层写作”“劳动者文学”“蓝领文学”“新大众文艺”就具有了某种重合性，但这些命名亦有各自的问题。

“基层写作”或“在基层写作”是作家深入生活的常态，其字面义与“素人写作”一样有无限泛化的风险。“劳动者文学”中的“劳动者”有狭义与广义两种内涵，若取广义，这一概念也同样会因泛化而失去命名的合法性；若取狭义，那么“劳动者文学”是强调写作者的劳动者身份还是强调写作对象的劳动者身份，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对而言，“蓝领文学”就其概念内涵与外延而言是清晰的，但也存在“蓝领”是指写作主体还是写作对象的问题，而且这种命名暗含了一种“精英主义”意识，我本人不是很赞同。

“新大众文学”与前述诸概念相比包容性更强，边界亦较为清晰，但使用过程中亦要进行“大众创作的文学”与“为大众创作的文学”的区分，前者继承的是“文学大众化”传统，后者承袭的是“通俗文学”传统，不宜一概而论。

其实，对于新兴概念的使用不必强求严谨或准确，只要其能够保持与文学现象对话的活力，我们尽可持一种宽松的尺度——但前提是要根据对象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要让鲜活的现象去生硬迁就概念，更不要用概念去机械切割现象——否则，就只能是“削足适履”。

“素人写作”这种命名方式会为写作者、评论家和出版方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问题？“素人作家”的创作如何突破“标签”，实现可持续发展？

项静：写作的技术与其他专业技术略有不同，它不像计算机、化工、建筑、医学、数学、雕塑、乐器等拥有较高门槛和需要特别训练，而是一种依靠阅读、天赋和生活经验，可以自我训练的表达技术，所以素人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写出具有专业水平的作品，相反，进入大众视野的素人写作大都具有较高的表达能力。

因此，我认为，素人写作是近年来文学界出现的一种写作和出版现象，它不是文学界预设、引导和极力推动的文学现象和思潮，具有较高的自发性和大众参与度。

霍艳：“素人写作”的传播不依靠已有的文学制度，而是依赖于大众媒介，尤其是新媒介。我曾经在《“素人写作”的跨媒介传播与内核变异》一文中详细梳理了“素人写作”在新闻媒体、官方主流媒体、自媒体上的传播形态及生成不同的传播叙事。比如主流媒体习惯把素人写作者塑造成“中国梦”的正能量代表；自媒体为了获取流量，喜欢渲染他们身上的苦难；一般新闻媒体则试图从他们成长和生活经历中，挖掘某些抓人眼球的议题来引发讨论……

这就使得“素人写作”在接受中存在不少问题，对“何为素人”的理解存在一种偏差。比如，一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写作者和大量非苦难叙事可能会被忽视。如《美顺与长生》的作者毛建军是北京朝阳医院一名普通的推氧气瓶的工人，但他写的不是医院里的生老病死，而是记录了一个北京人和东北媳妇平淡的婚姻生活。还有一些职业性强的创作者，如拥有十年一线临床经验、擅长医疗题材的“第七夜”、记录地铁警察工作的马拓等人，也不被归为这个群体，因为他们从事的不是体力劳动。尤其是那些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日复一日地练习创作、踊跃投稿的文学爱好者，只因身份是退休职工、技术人员、公务人员，就错过了这一波热潮，依然不被看见。

柳冬妩：从文学本体论而言，对于具体的写作者，没有必要刻意强调自己是一个“素人”的身份，但从“经验作者”而言，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自己是一个“素人”的身份，无视自己的经验史。对于具体的“素人写作”，我们首先要看它是不是“好的写作”，看它是不是值得以审美经验去加以关注的写作。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写作者是“素人”，而去贬低或抬高其作品的美学意义和价值，“素人”应该与所有的写作者都是平等的。

韩浩月：在完成成名作与代表作的出版之后，“素人写作”必然面临诸多的考验。而想要转型为成熟作家或者职业作家，“素人作家”则应走出自己熟悉的行业范围，在文学领域再出发后的深耕过程中能不能忍受陌生与孤独，继续写出好作品，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在整个文学大盘中，“素人写作”所占的比例、衍生的影响、积累的沉淀等，还需要进一步的全面评价。如果不能形成有力潮流、成为不可或缺的写作主流之一，那么它的可持续性将会受到更强的主流写作与新兴写作潮流的冲击。

更值得关注的是，出版机构与写作群体敢不敢于逐步放弃对“素人写作”“素人作家”的标签依赖。在完成前期的读者积累与市场占有后，“素人写作”可以作为一种基因或者基石更多地发挥其隐性作用，提醒写作者不忘联系现实、刻画真实，但在视野、角度、深度、广度等层面，“素人作家”可向沈从文、莫言、余华、济慈、卡夫卡等学习，走上一条更开阔也更遥远的写作之路，不断用更好的作品，将自己的名字与身份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