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三大罪人,中国差点因为他们而灭亡,他们分别是谁?

360影视 欧美动漫 2025-06-09 14:59 2

摘要:当时的中国,一方面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叩关索土、步步紧逼。一方面内部政局早已腐烂,民心动荡。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列强哪怕不直接殖民中国,早就已经腐朽落后的中国也会逐步走向深渊之中。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一段极具动荡的百年乱世。

当时的中国,一方面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叩关索土、步步紧逼。一方面内部政局早已腐烂,民心动荡。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列强哪怕不直接殖民中国,早就已经腐朽落后的中国也会逐步走向深渊之中。

而正是在那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中国历史舞台之上,接连登场了三位异常关键的人物,他们本来是有机会稳住局势,给中国争取到一线喘息的机会的,但是事实却令人异常失望!

他们的决策、选择和行为,不仅没有帮助中国逆转局势,反而成为了历史沉重的一击。如今看来,这三个人的名字早就已经定在了近代史的耻辱柱上。

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他们是:慈禧太后、袁世凯、汪精卫。

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让中国在帝国崩坏、共和未立、抗战之中接连失守。另外,他们三个人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拥有过无上的权力,但是最后都选择了最自私的道路。

当我们聊起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历史学界至今仍争议不断。

有人说她是“妖后”,说她贪权恋位,卖国求安,把清朝从“中兴”推入万劫不复;也有人试图还原一个更复杂的慈禧,强调她在维护王朝延续上的努力,以及在“同治中兴”中起到的稳定作用。

然而,真实的慈禧,也许比任何一种标签都更沉重。

真实的慈禧的确是相当立体的,但是这并不能够否认她是历史的罪人。

从1861年发动辛酉政变开始,她三度垂帘听政,把一个6岁幼帝的监护人做成了中国事实上的统治核心,直至1908年临终,这中间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代,近半个世纪的最高权力,几乎从未离开她的手心。

最初的慈禧,并非只顾享乐的“老太婆”。恰恰相反,早期她精明果断,善用政治手腕。

当时咸丰皇帝去世,朝廷一片混乱,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权势滔天,恭亲王奕訢虽然资历出众,却无实权。慈禧与奕訢合作,一夜之间发动政变,清除肃顺势力,成功扶持同治帝登基,自此奠定了她在宫廷中的权威基础。

可以这样说,“同治中兴”的一大基础,是她支持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推动洋务自强而带来的。她默许了汉臣治军、设厂制器、兴办学堂,客观上的确使得清朝在一片内忧外患之中,苟延残喘出一段“虚假的复苏”。

但问题的核心也在这,慈禧从始至终都没有跳出“权力安全”的思维。

她可以在洋务派和满洲贵族之间斡旋,但她真正关心的,是这个体系能不能继续维护她本人的权力,而不是这个国家有没有机会走上现代化的正轨。

等到1895年甲午战败,朝野震动,变法呼声再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抓住时机上奏变法,光绪帝亲自发起一系列制度性改革:裁冗官、废陋习、开学堂、鼓励新政。

短短一百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也触到了慈禧那根最敏感的弦,皇权不能动摇。戊戌政变发生后,光绪被软禁,六君子人头落地。变法告终,国家现代化的路被亲手砍断。

这次镇压,可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自断经脉。因为它不仅仅是镇压几位改革者,而是彻底粉碎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制度转型可能”。而更糟糕的是,慈禧晚年彻底放弃了国家事务的紧迫性。1898年后,她不再信任技术改革,军事财政也被大量转用于皇家工程。

最广为流传的,是她为庆祝六十大寿,大肆修缮颐和园、修建石舫,用掉大量本该拨给北洋水师的军费。等到战争爆发,北洋舰队面对装备落后的日本海军时,竟然连能爆炸的炮弹都凑不齐。

邓世昌在黄海之战中以“撞沉吉野”为誓,血洒战舰,而朝廷却还在采买寿衣、绣金缎。

如果说洋务失败,是时代积弊所致;那么在关键节点的盲动和固守,便是慈禧个人的责任。她曾有过“调和”的空间,却始终没有真正下定决心向现代迈出那一步。

而她的晚年,几乎成了清朝灭亡的倒计时。

八国联军之乱,她一度仓皇出逃,整个北京陷入无政府状态;战后签下的《辛丑条约》,赔款之重、国权之失,乃晚清百年之最。她亲手将国家推入列强分割的谷底,却依然执拗地继续掌控朝政。

而等她去世那一年,载沣摄政、溥仪继位,清朝只剩下空壳,已经摇摇欲坠。三年后便在辛亥革命的呼声中轰然倒塌。

临终前,她留下了一句颇具意味的遗言:

“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

表面是自省,但实质却是她自己都知道,这几十年太过“依赖权术”,最终害了天下。

有人说慈禧是“亡国之君”,但其实她连“君”都不是,却以太后的身份做了比君主更大的事。而这些“事”,最终让她背上了“阻断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罪名。

她不是亡国的刽子手,却是让中国错过“自我更新”机会的关键人物。一个人,扛住了王朝的残破表皮,却没能让它真正走出旧制度的废墟。你说她不是罪人,谁是历史罪人?

再来说一说袁世凯。有人称他是近代中国最有实权的政治家,也有人咬牙骂他是窃国大盗。但无论爱恨如何,有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承认,他的确辛亥革命后那几年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是把民国送入歧路的关键推手。

袁世凯不是暴徒,不是外敌,也不是昏君。

“袁虽未中科举,然颇有实务才干,兼通兵事与洋务。”

他造成的失败,不是出自自我的愚蠢,而是为人太聪明,太懂得如何在夹缝中为自己铺路。这才为国家酿成了大祸。

袁世凯的出身并不高贵,但他早早就嗅到了“大清的末路”,所以在清末重兵器、重新军的时候,他敏锐地抓住了练兵这条路。天津小站,就是他的政治起点。别人练兵是为了防外敌,他练兵是为了造班底。他的北洋军不仅是清朝最后一支像样的军队,更是袁世凯将来赖以起家的最大筹码。

清朝末年大多数将军只懂骑射,而袁世凯已让北洋军操练步枪阵型,修筑电报线,雇洋教官。从军纪到兵制,他是照着德国来的。

这一手,赢得了列强的尊重,也让他成了清廷不得不依仗的实权人物。可也正是因为这一身“实干本事”,当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想拉他当救命稻草时,他开始动了真格的算盘。

袁世凯最厉害的,不是练兵,不是打仗,是“审时度势”。1911年底,武昌起义,南方独立声浪如潮,清廷危在旦夕。朝中无人可用,只能找回这个已经“归隐”许久的袁世凯。

他表面上接受“劝进”,誓言镇压革命,其实暗地早与革命党接上了头。他放出风声:

只要让我当大总统,我便可劝清帝退位,和平建国。

革命党人急需一个不让中国陷入全面内战的过渡者,清廷也想保存体面。袁世凯,这个两边通吃的“中间人”,就这样成了清帝退位的最大推手,也是中华民国开国后的首任大总统。但问题来了,袁世凯从未真心认同“共和制度”。

对他而言,“总统”只是“皇帝的现代马甲”。坐上这个位置后,他立刻动手修改临时约法,把总统变成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总统专制”,然后操控议会,排挤异己,逼退孙中山、打压国民党,逐步把民国玩成了他的私人王朝。

更讽刺的是,到了1915年,他干脆连“皇帝”这块遮羞布都不要了。

他让心腹组织“筹安会”,操纵所谓“民间呼声”,伪造报纸、请愿书,最终在12月12日,正式称帝,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他可能真的以为,这是一场顺水推舟的复辟。可他忘了,时代真的变了。

云南首先反弹,蔡锷、李烈钧率先通电讨袁,随后全国哗然,连他最倚重的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也都转而反对。

新成立的“帝制”根本没撑过一个季节,连袁自己都说:

“天不欲我为皇帝也。”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称帝没有带来统一,反而让民国彻底碎裂。取消帝制后,他人虽然还活着,但已经是个“被架空的总统”。1916年6月6日,他在连日病重中去世,身边人说他临终一句话是:“我不该称帝。”

这句悔语不是高尚,是绝望。他本可以在民国初年建立一套权威政府,稳住局面,为未来的宪政打下基础;可他一心想着把“皇帝”从后门请回来,结果是共和成了笑话,革命果实一夜打水漂。

从1916年起,北洋军阀全面开打。直皖奉三系轮番登台,各省节制、中央名存实亡,一直到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才算把袁留下的残局初步收拾。但这十几年里,民国的国家认同、制度信任、地方服从,几乎被他折腾得体无完肤。袁世凯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无能力。正是因为他太懂政治,太会抓机会,所以他的失败才显得格外沉重。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有机会推动现代宪政进程的强人,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只为成全一个封建皇帝梦。

民国初年那片风起云涌的希望,被他亲手踩进了泥潭。而从那以后,中国再走出一条制度化、法治化的道路,足足等了几十年。误国之贼,袁世凯“当之无愧”。

近代中国政坛上,若论“转身最猛,堕落最狠”,非汪精卫莫属。他曾是清廷眼里的死囚,是革命志士心中的榜样,是孙中山生前最信赖的左膀右臂。

但历史往前走了几十年,他却成了南京“维新政府”的傀儡首脑,成了华北华中千万家庭咬牙切齿的罪魁。讽刺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想过,会走成这样一条路。

1910年,北京。

汪精卫在东交民巷旅店里被捕。那时的他正谋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行动失败,被清廷关进狱中。有人说他脸色淡定,还有心情在牢房里写诗,写出了那句如今家喻户晓的名句: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不是作秀,他是真的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朋友送来棺材、寿衣,他一一收下,临刑前还对人笑着说:

“这条命,本来就不要紧。”

孙中山看到他的诗,感慨良多,多方营救之下,汪最终被减刑释放。一出狱,立马被推上时代的前台,成了革命派的“门面担当”。

他有文化,口才好,人长得也挺俊朗。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几乎没有哪个国民党高层不服他。他是少数几个“既能握笔又敢提刀”的实干派。先后担任国民党外交部长、行政院长,参与国共合作,也参与对日交涉,曾一度与蒋介石在党内分庭抗礼。

但问题也埋在这:他太聪明,太自信,对局势判断太“超前”。

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悲观。在他看来,日本不是一时打一下,而是下了几十年功夫来蚕食中国。而中国这个“烂摊子”,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共产势力,都远远不足以应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举国迁都重庆。就在全民誓死抗战的时候,汪精卫却在重庆暗地里密谋“和谈路线”,理由是:

“不能让国家断送在我们手上。”

1938年底,他离开重庆前,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打。他登上前往河内的飞机,从此告别国民党的政治核心,也告别了他自己曾经的理想。几个月后,他在越南公开发表“艳电”,表示愿意与日本展开和平合作,甚至承认“中日共存共荣”是东亚大势。

这封电报震动全国,孙中山的老战友,革命诗人汪兆铭,居然投靠了日本人。

两年后,他回到南京,在日本的扶持下组建了所谓的“国民政府”,官职一个比一个响亮: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主席,甚至还加挂一个“和平指导委员会总裁”。

可实权全无,一切都在日本陆军省的遥控下。他能发的电文都得翻译成日文审核,能任命的官员得日方点头才行,连一次政务会议,都要有日本顾问在场。

汪精卫也不傻。他清楚这是傀儡,可他坚信:哪怕是傀儡,只要人还在位上,还能“多少做点事”。于是,他开始配合“清乡”、“剿共”、招募伪军。到了1943年,全国范围内的伪军规模超过20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隶属于南京政权。

这些人穿着改良后的“中华民国军服”,干的却是打自己同胞、协助日军刺杀抗日志士的勾当。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的枪、用的粮,全是日本人发的。

汪精卫在日方安排下还获得了“东洋勋章”,台下掌声稀稀拉拉,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多说。

而更悲哀的是,到了最后几年,连日本人也不愿再搭理他。他想扩大政务范围,东京不批;他想组建“全国统一军”,关东军表示:“我们自己来。”

1943年,汪精卫病重,被送往日本名古屋住院,患有严重肾疾和肺病。他躺在病床上,常常对护士低声说:

“我是不是错了……”

这句话后来被汪派余党拿去大肆传播,说他临终忏悔,求得理解。

可南京城里的百姓冷着脸说:

“现在说错了有屁用?那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于名古屋。遗体被秘密运回南京,葬于梅花岭。他生前自信满满地布置了风水,选定“万年吉穴”,自撰碑文“汪兆铭之墓”,想留下一个“历史中立者”的面孔。但抗战一胜利,南京老百姓第一件事就是炸他坟。

整座墓被拆得干干净净,有人说棺材被炸飞,骨灰撒了一地,有人甚至拿扫帚扫进了排水渠。

后来当地人又立了一块碑,上面是“跪着的汪精卫像”。路过的市民都会朝那像踢上一脚,留下一句:“不踢他,不痛快。”

他这一生,从引刀成诗的热血青年,到跪在敌人脚下的冷血政客,变得太快,也太狠。他不是毁在别人手里,而是一步步亲手把自己送进了民族的耻辱簿。

近代中国的百年沉浮,表面看是外患压境、风雨飘摇,实则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一次次“本可以”的机会被亲手掐灭。这三个人,慈禧、袁世凯、汪精卫,站在各自时代的权力巅峰,都曾手握改写历史的权杖。但他们没有推动时代的齿轮,反而亲自扳住了刹车。

慈禧有她的政治手腕,有她调和朝局、扶持汉臣、撑起同治中兴的本事。可到历史真正需要制度转型、拥抱现代的关键时刻,她选择了维护旧秩序,用镇压变法换来了自己十年的太平,也换走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前程。

袁世凯是清末最懂“现代国家逻辑”的军政强人。北洋新军、宪政议会、共和制度在他手里都曾是可以塑形的胚胎。可他偏要亲手撕毁《临时约法》,用一纸登基诏书把民国变成笑柄,最后换来“洪宪”夭折、军阀乱世。

而汪精卫,他的前半生是热血,是信仰,是背井离乡为革命的豁命之路。但等到抗战的风浪扑面而来,他却在民族生死关头低头投降。他不是没有机会选择抗战到底,只是他自己否定了那条路。

他们的错,并非在于不够聪明,也不在于能力低下。恰恰相反,他们都极有手腕、极有心机、极有资源。他们真正的罪,在于把这些本可以用来“改变国家命运”的资源,悉数浪费在巩固权力、讨好强敌或维护私利之上。

一国的兴亡,从来不是空穴来风,而往往就决定于那几个手握权柄者的“那一念”。一个人若只看到眼前的权术利益,忽略了民族大义与时代洪流,他就不只是误了自己,也可能误了几代人的命运。

而国家的方向,恰恰就取决于,在那些岔路口,有没有人敢于往前走,而不是转身关门。他们的三段人生,是三部扼杀“希望可能性”的剧本。而如今我们回望,不只是为了反思错在哪里,更是为了珍惜现在这来之不易的国家继续前行、发展的机会。别让历史的错题,在未来重做一遍。

来源:史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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