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的中国，一方面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叩关索土、步步紧逼。一方面内部政局早已腐烂，民心动荡。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列强哪怕不直接殖民中国，早就已经腐朽落后的中国也会逐步走向深渊之中。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一段极具动荡的百年乱世。
当时的中国，一方面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叩关索土、步步紧逼。一方面内部政局早已腐烂，民心动荡。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列强哪怕不直接殖民中国，早就已经腐朽落后的中国也会逐步走向深渊之中。
而正是在那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中国历史舞台之上，接连登场了三位异常关键的人物，他们本来是有机会稳住局势，给中国争取到一线喘息的机会的，但是事实却令人异常失望！
他们的决策、选择和行为，不仅没有帮助中国逆转局势，反而成为了历史沉重的一击。如今看来，这三个人的名字早就已经定在了近代史的耻辱柱上。
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他们是：慈禧太后、袁世凯、汪精卫。
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让中国在帝国崩坏、共和未立、抗战之中接连失守。另外，他们三个人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拥有过无上的权力，但是最后都选择了最自私的道路。
当我们聊起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历史学界至今仍争议不断。
有人说她是“妖后”，说她贪权恋位，卖国求安，把清朝从“中兴”推入万劫不复；也有人试图还原一个更复杂的慈禧，强调她在维护王朝延续上的努力，以及在“同治中兴”中起到的稳定作用。
然而，真实的慈禧，也许比任何一种标签都更沉重。
真实的慈禧的确是相当立体的，但是这并不能够否认她是历史的罪人。
从1861年发动辛酉政变开始，她三度垂帘听政，把一个6岁幼帝的监护人做成了中国事实上的统治核心，直至1908年临终，这中间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代，近半个世纪的最高权力，几乎从未离开她的手心。
最初的慈禧，并非只顾享乐的“老太婆”。恰恰相反，早期她精明果断，善用政治手腕。
当时咸丰皇帝去世，朝廷一片混乱，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权势滔天，恭亲王奕訢虽然资历出众，却无实权。慈禧与奕訢合作，一夜之间发动政变，清除肃顺势力，成功扶持同治帝登基，自此奠定了她在宫廷中的权威基础。
可以这样说，“同治中兴”的一大基础，是她支持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推动洋务自强而带来的。她默许了汉臣治军、设厂制器、兴办学堂，客观上的确使得清朝在一片内忧外患之中，苟延残喘出一段“虚假的复苏”。
但问题的核心也在这，慈禧从始至终都没有跳出“权力安全”的思维。
她可以在洋务派和满洲贵族之间斡旋，但她真正关心的，是这个体系能不能继续维护她本人的权力，而不是这个国家有没有机会走上现代化的正轨。
等到1895年甲午战败，朝野震动，变法呼声再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抓住时机上奏变法，光绪帝亲自发起一系列制度性改革：裁冗官、废陋习、开学堂、鼓励新政。
短短一百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也触到了慈禧那根最敏感的弦，皇权不能动摇。戊戌政变发生后，光绪被软禁，六君子人头落地。变法告终，国家现代化的路被亲手砍断。
这次镇压，可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自断经脉。因为它不仅仅是镇压几位改革者，而是彻底粉碎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制度转型可能”。而更糟糕的是，慈禧晚年彻底放弃了国家事务的紧迫性。1898年后，她不再信任技术改革，军事财政也被大量转用于皇家工程。
最广为流传的，是她为庆祝六十大寿，大肆修缮颐和园、修建石舫，用掉大量本该拨给北洋水师的军费。等到战争爆发，北洋舰队面对装备落后的日本海军时，竟然连能爆炸的炮弹都凑不齐。
邓世昌在黄海之战中以“撞沉吉野”为誓，血洒战舰，而朝廷却还在采买寿衣、绣金缎。
如果说洋务失败，是时代积弊所致；那么在关键节点的盲动和固守，便是慈禧个人的责任。她曾有过“调和”的空间，却始终没有真正下定决心向现代迈出那一步。
而她的晚年，几乎成了清朝灭亡的倒计时。
八国联军之乱，她一度仓皇出逃，整个北京陷入无政府状态；战后签下的《辛丑条约》，赔款之重、国权之失，乃晚清百年之最。她亲手将国家推入列强分割的谷底，却依然执拗地继续掌控朝政。
而等她去世那一年，载沣摄政、溥仪继位，清朝只剩下空壳，已经摇摇欲坠。三年后便在辛亥革命的呼声中轰然倒塌。
临终前，她留下了一句颇具意味的遗言：
“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
表面是自省，但实质却是她自己都知道，这几十年太过“依赖权术”，最终害了天下。
有人说慈禧是“亡国之君”，但其实她连“君”都不是，却以太后的身份做了比君主更大的事。而这些“事”，最终让她背上了“阻断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罪名。
她不是亡国的刽子手，却是让中国错过“自我更新”机会的关键人物。一个人，扛住了王朝的残破表皮，却没能让它真正走出旧制度的废墟。你说她不是罪人，谁是历史罪人？
再来说一说袁世凯。有人称他是近代中国最有实权的政治家，也有人咬牙骂他是窃国大盗。但无论爱恨如何，有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承认，他的确辛亥革命后那几年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是把民国送入歧路的关键推手。
袁世凯不是暴徒，不是外敌，也不是昏君。
“袁虽未中科举，然颇有实务才干，兼通兵事与洋务。”
他造成的失败，不是出自自我的愚蠢，而是为人太聪明，太懂得如何在夹缝中为自己铺路。这才为国家酿成了大祸。
袁世凯的出身并不高贵，但他早早就嗅到了“大清的末路”，所以在清末重兵器、重新军的时候，他敏锐地抓住了练兵这条路。天津小站，就是他的政治起点。别人练兵是为了防外敌，他练兵是为了造班底。他的北洋军不仅是清朝最后一支像样的军队，更是袁世凯将来赖以起家的最大筹码。
清朝末年大多数将军只懂骑射，而袁世凯已让北洋军操练步枪阵型，修筑电报线，雇洋教官。从军纪到兵制，他是照着德国来的。
这一手，赢得了列强的尊重，也让他成了清廷不得不依仗的实权人物。可也正是因为这一身“实干本事”，当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想拉他当救命稻草时，他开始动了真格的算盘。
袁世凯最厉害的，不是练兵，不是打仗，是“审时度势”。1911年底，武昌起义，南方独立声浪如潮，清廷危在旦夕。朝中无人可用，只能找回这个已经“归隐”许久的袁世凯。
他表面上接受“劝进”，誓言镇压革命，其实暗地早与革命党接上了头。他放出风声：
只要让我当大总统，我便可劝清帝退位，和平建国。
革命党人急需一个不让中国陷入全面内战的过渡者，清廷也想保存体面。袁世凯，这个两边通吃的“中间人”，就这样成了清帝退位的最大推手，也是中华民国开国后的首任大总统。但问题来了，袁世凯从未真心认同“共和制度”。
对他而言，“总统”只是“皇帝的现代马甲”。坐上这个位置后，他立刻动手修改临时约法，把总统变成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总统专制”，然后操控议会，排挤异己，逼退孙中山、打压国民党，逐步把民国玩成了他的私人王朝。
更讽刺的是，到了1915年，他干脆连“皇帝”这块遮羞布都不要了。
他让心腹组织“筹安会”，操纵所谓“民间呼声”，伪造报纸、请愿书，最终在12月12日，正式称帝，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他可能真的以为，这是一场顺水推舟的复辟。可他忘了，时代真的变了。
云南首先反弹，蔡锷、李烈钧率先通电讨袁，随后全国哗然，连他最倚重的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也都转而反对。
新成立的“帝制”根本没撑过一个季节，连袁自己都说：
“天不欲我为皇帝也。”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称帝没有带来统一，反而让民国彻底碎裂。取消帝制后，他人虽然还活着，但已经是个“被架空的总统”。1916年6月6日，他在连日病重中去世，身边人说他临终一句话是：“我不该称帝。”
这句悔语不是高尚，是绝望。他本可以在民国初年建立一套权威政府，稳住局面，为未来的宪政打下基础；可他一心想着把“皇帝”从后门请回来，结果是共和成了笑话，革命果实一夜打水漂。
从1916年起，北洋军阀全面开打。直皖奉三系轮番登台，各省节制、中央名存实亡，一直到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才算把袁留下的残局初步收拾。但这十几年里，民国的国家认同、制度信任、地方服从，几乎被他折腾得体无完肤。袁世凯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无能力。正是因为他太懂政治，太会抓机会，所以他的失败才显得格外沉重。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有机会推动现代宪政进程的强人，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只为成全一个封建皇帝梦。
民国初年那片风起云涌的希望，被他亲手踩进了泥潭。而从那以后，中国再走出一条制度化、法治化的道路，足足等了几十年。误国之贼，袁世凯“当之无愧”。
近代中国政坛上，若论“转身最猛，堕落最狠”，非汪精卫莫属。他曾是清廷眼里的死囚，是革命志士心中的榜样，是孙中山生前最信赖的左膀右臂。
但历史往前走了几十年，他却成了南京“维新政府”的傀儡首脑，成了华北华中千万家庭咬牙切齿的罪魁。讽刺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想过，会走成这样一条路。
1910年，北京。
汪精卫在东交民巷旅店里被捕。那时的他正谋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行动失败，被清廷关进狱中。有人说他脸色淡定，还有心情在牢房里写诗，写出了那句如今家喻户晓的名句：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不是作秀，他是真的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朋友送来棺材、寿衣，他一一收下，临刑前还对人笑着说：
“这条命，本来就不要紧。”
孙中山看到他的诗，感慨良多，多方营救之下，汪最终被减刑释放。一出狱，立马被推上时代的前台，成了革命派的“门面担当”。
他有文化，口才好，人长得也挺俊朗。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几乎没有哪个国民党高层不服他。他是少数几个“既能握笔又敢提刀”的实干派。先后担任国民党外交部长、行政院长，参与国共合作，也参与对日交涉，曾一度与蒋介石在党内分庭抗礼。
但问题也埋在这：他太聪明，太自信，对局势判断太“超前”。
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悲观。在他看来，日本不是一时打一下，而是下了几十年功夫来蚕食中国。而中国这个“烂摊子”，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共产势力，都远远不足以应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举国迁都重庆。就在全民誓死抗战的时候，汪精卫却在重庆暗地里密谋“和谈路线”，理由是：
“不能让国家断送在我们手上。”
1938年底，他离开重庆前，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打。他登上前往河内的飞机，从此告别国民党的政治核心，也告别了他自己曾经的理想。几个月后，他在越南公开发表“艳电”，表示愿意与日本展开和平合作，甚至承认“中日共存共荣”是东亚大势。
这封电报震动全国，孙中山的老战友，革命诗人汪兆铭，居然投靠了日本人。
两年后，他回到南京，在日本的扶持下组建了所谓的“国民政府”，官职一个比一个响亮：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主席，甚至还加挂一个“和平指导委员会总裁”。
可实权全无，一切都在日本陆军省的遥控下。他能发的电文都得翻译成日文审核，能任命的官员得日方点头才行，连一次政务会议，都要有日本顾问在场。
汪精卫也不傻。他清楚这是傀儡，可他坚信：哪怕是傀儡，只要人还在位上，还能“多少做点事”。于是，他开始配合“清乡”、“剿共”、招募伪军。到了1943年，全国范围内的伪军规模超过20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隶属于南京政权。
这些人穿着改良后的“中华民国军服”，干的却是打自己同胞、协助日军刺杀抗日志士的勾当。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的枪、用的粮，全是日本人发的。
汪精卫在日方安排下还获得了“东洋勋章”，台下掌声稀稀拉拉，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多说。
而更悲哀的是，到了最后几年，连日本人也不愿再搭理他。他想扩大政务范围，东京不批；他想组建“全国统一军”，关东军表示：“我们自己来。”
1943年，汪精卫病重，被送往日本名古屋住院，患有严重肾疾和肺病。他躺在病床上，常常对护士低声说：
“我是不是错了……”
这句话后来被汪派余党拿去大肆传播，说他临终忏悔，求得理解。
可南京城里的百姓冷着脸说：
“现在说错了有屁用？那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于名古屋。遗体被秘密运回南京，葬于梅花岭。他生前自信满满地布置了风水，选定“万年吉穴”，自撰碑文“汪兆铭之墓”，想留下一个“历史中立者”的面孔。但抗战一胜利，南京老百姓第一件事就是炸他坟。
整座墓被拆得干干净净，有人说棺材被炸飞，骨灰撒了一地，有人甚至拿扫帚扫进了排水渠。
后来当地人又立了一块碑，上面是“跪着的汪精卫像”。路过的市民都会朝那像踢上一脚，留下一句：“不踢他，不痛快。”
他这一生，从引刀成诗的热血青年，到跪在敌人脚下的冷血政客，变得太快，也太狠。他不是毁在别人手里，而是一步步亲手把自己送进了民族的耻辱簿。
近代中国的百年沉浮，表面看是外患压境、风雨飘摇，实则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一次次“本可以”的机会被亲手掐灭。这三个人，慈禧、袁世凯、汪精卫，站在各自时代的权力巅峰，都曾手握改写历史的权杖。但他们没有推动时代的齿轮，反而亲自扳住了刹车。
慈禧有她的政治手腕，有她调和朝局、扶持汉臣、撑起同治中兴的本事。可到历史真正需要制度转型、拥抱现代的关键时刻，她选择了维护旧秩序，用镇压变法换来了自己十年的太平，也换走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前程。
袁世凯是清末最懂“现代国家逻辑”的军政强人。北洋新军、宪政议会、共和制度在他手里都曾是可以塑形的胚胎。可他偏要亲手撕毁《临时约法》，用一纸登基诏书把民国变成笑柄，最后换来“洪宪”夭折、军阀乱世。
而汪精卫，他的前半生是热血，是信仰，是背井离乡为革命的豁命之路。但等到抗战的风浪扑面而来，他却在民族生死关头低头投降。他不是没有机会选择抗战到底，只是他自己否定了那条路。
他们的错，并非在于不够聪明，也不在于能力低下。恰恰相反，他们都极有手腕、极有心机、极有资源。他们真正的罪，在于把这些本可以用来“改变国家命运”的资源，悉数浪费在巩固权力、讨好强敌或维护私利之上。
一国的兴亡，从来不是空穴来风，而往往就决定于那几个手握权柄者的“那一念”。一个人若只看到眼前的权术利益，忽略了民族大义与时代洪流，他就不只是误了自己，也可能误了几代人的命运。
而国家的方向，恰恰就取决于，在那些岔路口，有没有人敢于往前走，而不是转身关门。他们的三段人生，是三部扼杀“希望可能性”的剧本。而如今我们回望，不只是为了反思错在哪里，更是为了珍惜现在这来之不易的国家继续前行、发展的机会。别让历史的错题，在未来重做一遍。
来源：史芬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