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我从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后，一头扎进中小学课堂，在广州和上海的实验学校做了八年的儿童哲学教育。这八年里，我和孩子们一起探讨真与假、爱与谎言、自由与责任，甚至存在与虚无，走出了一条不太主流的教学路。

作者在英国PGCE学习中

在教育制度局限、资源短缺的现实里，英国教育是否还能为哲学思辨留下一道缝隙？

本文转载自：留学杂志

作者：颜志豪

2016年我从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后，一头扎进中小学课堂，在广州和上海的实验学校做了八年的儿童哲学教育。这八年里，我和孩子们一起探讨真与假、爱与谎言、自由与责任，甚至存在与虚无，走出了一条不太主流的教学路。

现在，我在伦敦一边完成PGCE课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学位教师教育证书课程），一边在英国的小学实习。

作者在英国PGCE学习中

教育现场依旧喧哗，只是语境变了。重新作为“新手”站上讲台，让我回到了教育的起点：在教育制度局限、资源短缺的现实里，英国教育是否还能为哲学思辨留下一道缝隙？

这篇文章，是我在英国学校的教室与走廊之间，对另一种教育日常的记录与追问。

在英国的教育框架内，哲学在小学、初中阶段并非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以隐性的方式渗透于核心科目之中。

比如，在英语的阅读课程中，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可能会涉及自由意志与道德选择问题，安东尼·布朗的绘本中隐含着身份、孤独和社会规则的问题。借助这些经典文本，主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什么是公平？”“人是否能真正改变？”等哲学问题。

又如，在讨论宇宙、进化论或生物分类的科学课堂上，学生可能会被引导思考“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得的？”“我们如何确定一个理论是真实的？”等科学哲学问题。

而在英国中小学必修的PSHE课程（Personal，Social，Health，Economic Education，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课程）中，“什么是正确的？”“当规则与正义发生冲突时，我们该如何选择？”也都可以成为课程的哲学议题。

在我实习的第一所学校，我曾参与教授了一节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PSHE课程，使用的是Jigsaw（基于研究的合作式学习技术）课程方案。除了开头简短的引入环节外，课堂主要由学生主导。课堂上我提出了一些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问题，比如

“女生更喜欢粉色、男生更喜欢蓝色吗？”

“男生就应该踢足球、女生就该做手工？”

“男生是不是天生更擅长运动？”

“女生就只能用艾莎的水壶，男生就该选蜘蛛侠？”

“只有女生才能穿裙子吗？”

等等。每个问题都引发了学生们的热烈讨论。

为了鼓励他们认真思考而非从众，我将“赞同”和“反对”的立场分别放在教室的两端。在做出站位选择之前，学生需要找到自己的直觉立场，在内心作出判断，并准备好陈述的理由。经过这样的思辨过程后，许多学生对自己的判断更为坚定，表达也更加自信。

作者在哲学课上

有趣的是，对一些显而易见的刻板印象，比如“粉色是女生的颜色”“男生不可以穿裙子”抱有强烈态度的，往往是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刚刚来到英国不久的孩子。对他们而言，这样的课堂体验无疑更具冲击力，也更具反思意义。

事实上，对性别的讨论，在英国的小学一年级便已开始，或许这正是英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一个既有女王，也曾经多次出现女首相的国家，人们对“坚强、有决断力”的女性形象并不陌生。相比东方文化中更强调温婉与克制的女性特质，英国更欢迎果敢、果断、具有公共表达力的女性角色。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让性别教育更早地进入课堂，并成为孩子们习以为常的讨论主题。

然而，课程里隐性的哲学元素，并不是每所学校都会珍视并落实。更可能的情况是，它们被视为可有可无的额外内容。

我曾在另一所学校旁听过一节PSHE课，主题是“友谊”。这个话题充满了开放性，具有深刻的伦理维度——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朋友之间能不能撒谎？当友情和正义发生冲突时该如何抉择？但课堂的呈现却大相径庭。

整节课由教师主讲，几乎没有给学生留下提问或讨论的空间。教师的讲授带着一种老派说教的味道，核心信息变成了“要谨慎交友，尤其是网络上的朋友”，仿佛炮制了某种应对风险的防范手册。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削弱了话题本身的吸引力，也让孩子对这类课程的参与热情大打折扣。

2014年英国教育捐赠基金会（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简称 EEF）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周上一节哲学课，并持续一年的小学生，在阅读和数学能力上比未接受哲学教育的同龄人平均超前2—3个月。而且，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写作能力也有额外提升。

这项研究表明，哲学教育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还能提升其学术成绩。而它的成本并不高，每个学生每年的花费约为12英镑，有极高的性价比。然而，许多公立学校仍然难以投入足够的资源来推广哲学课程。

与中国不同，英国的中小学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但国家课程框架（National Curriculum）规定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学习标准。大多数学校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确保所有学生达到国家课程的基本标准。而在教学人力不足、学生多样性强、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已经很难了。

我在伦敦实习的第二所学校，在英国教育标准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简称Ofsted）的评级体系里属于Good（优秀）级别【评级体系包含Outstanding（杰出）、Good（优秀）、Requires Improvement（需要改进）和Inadequate（不足）四个级别】，但是学校资金依然非常短缺。

我开始实习之后，我的主班教师就请了两周假，而学校因为资金紧张，请不起代班教师，只能让没有执教经验的助教代班大部分的课程。根据报道，英国中小学平均每7节课中就有1节课是由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来教授。此外，英国实行“全纳教育”，每个班上都有好几名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课堂出了名的难以驾驭。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公立学校，面对复杂的学生行为问题和庞大的教学任务，非正式教师往往难以达到教学标准。

作者在户外开展哲学课

英国教师紧缺的问题已经喊了很多年，但解决效果不佳。英国《卫报》今年3月18日发表的一篇报道显示，教师的短缺问题仍然严峻，教师缺口是新冠疫情前的两倍。为什么英国人都不太愿意当老师了？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钱少、活多”。

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无法像其他行业那样轻松实现“四天工作制”或弹性排班，教学之外还有写计划、填表格、对标教育部的各种指标等一大堆行政事务要做。不少教师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超负荷的工作量和不具竞争力的薪资，最终选择了离开这个行业。因此，对于大多数公立学校来说，儿童哲学教育更像是诗和远方。

作者参加英国小学的圣诞节节日活动

尽管公立学校在哲学教育上的投入资源有限，但英国的一些精英私校，诸如伊顿公学、威斯敏斯特公学等，不仅在课程中引入哲学思考，还鼓励学生参加牛津、剑桥的哲学论文竞赛，为申请PPE（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等专业做准备。

哈罗公学的前校长曾多次公开强调公共论辩能力正变得越来越稀缺，而这恰恰是哲学教育的核心价值之一。此外，很多私校意识到，在学术成绩被高度重视的当下，

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英国私立学校开设了正式的儿童哲学课程。比如伦敦富勒姆预备小学（Fulham Pre-Prep School）的教师从学生三岁开始便有意识地鼓励并支持他们提问的习惯；一年级之后，学校每周安排一节长达一个小时的哲学讨论，探讨诸如爱、幸福、勇敢、战争、撒谎、民主、真假等核心问题，把高深哲学问题解码成孩子们能够探讨，也乐于参与的话题。

校长麦卡锡先生（James McCarthy）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设立哲学课，是因为发现很多学生在进入小学后逐渐失去了追问的能力，而他们希望通过系统的哲学讨论，保留孩子提问和思考的习惯。

这所学校在开展儿童哲学课程仅一年之后，就获得了全英私校最佳小学的殊荣，其获奖评语是：“通过将哲学引入KS（5—7岁）课程，富勒姆预备学校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和开放性思维，为他们提供了独立和协作思考的机会。教师们通过引导讨论，鼓励学生勇敢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方法帮助学生建立了信心，并在整个课程中得以展现。”

2025年3月，英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份中期报告《2025年教育部课程与评估审查》，里面特别提及：我们身处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AI和数字技术铺天盖地，

本文作者现居伦敦，华东师范大学儿童哲学实践导师，著有《和孩子们一起做哲学》

多说一句：

来源：留学生Da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