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科学史的书写往往存在一个倾向，即时间凌驾于空间之上，以时间为序编写科学史，体现出历史在时间中。是否存在另一个研究维度，即从空间的角度书写科学史及科学知识的属性，从而表明历史在空间中呢？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科学知识的空间叙事研究”（20BZX035）指出，

传统科学史的书写往往存在一个倾向，即时间凌驾于空间之上，以时间为序编写科学史，体现出历史在时间中。是否存在另一个研究维度，即从空间的角度书写科学史及科学知识的属性，从而表明历史在空间中呢？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科学知识的空间叙事研究”（20BZX035）指出，空间应成为科学史书写的基本维度，科学史及科学哲学应加强空间敏感性研究。

长期以来，科学知识的空间性问题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是相对缺位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通过普遍主义的宏大叙事消解了科学的空间性。实证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是普适的、客观的，科学实验以及科学知识的产生与传播不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在萨顿科学史视域下，空间具有预设主义的“去地方化”、平直化、均质化：空间性或地理性往往被看作科学知识与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空间被看作均质常量，而非变量。这与科学行动及科学知识传播的实际状况相悖。

针对科学史空间研究相对缺位的状况，在充分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在科学实践哲学视域下，科学并不是在历史中缓慢提取的永恒本质，相反，它是一种根植于具体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中的实践。我们以空间概念为切入点，研究了空间与科学知识的相互影响机制，在科学实践哲学视角下探究以空间为序的科学知识的叙事方式。

实验室空间与知识的建构

人们普遍认为的实验室知识的客观性和“袪地方性”特征受到了反思与批评。在科学实践哲学视角下，实验室的微观空间与科学知识的生产密切关联。科学知识不仅是实验室空间的产物，而且受到身体空间的具身体验及伦理活动的权力干涉。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需求往往使地方性知识体系空间化和语境化，并强化了空间知识的权力等级。科学知识在权力的影响下决定着哪些形式的科学知识被认可和合法化，从而塑造了科学实践和公共治理。实验室本身具有情境性与地方性，实验空间是有内涵情境与价值的，而非与价值无涉的。

从“空间、知识与权力”视角分析实验室空间内外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科学知识、实验室空间与权力建构密切相关，进而关联到科学实验的主体——实验者的身体观的空间意义与相应的伦理诘难。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地方性（local）是科学实践及科学知识的根本属性和内在特质。这表现在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产生和需要特定的实验室、特定的研究方案、特定的地方性共同体、特定的研究技能。地方性的实验场所是科学的经验特征得以建构的地方，而这样的建构是通过实验人员的地方性、实践性的能知来实现的。

科学实践哲学强调地方性，我们提出了“地方性的限度与空间的边界”问题。特别是“空间的边界”问题，再次回到科学史经典案例“利维坦与空气泵”，从科学史与科学实践哲学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了空间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从而倡导科学研究的空间敏感性。

实验仪器及其空间划分功能

研究科学知识的空间属性，不能忽略仪器的维度。考察认识论视角下仪器观的历史变迁，本质上是在试图回答“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仪器扮演了怎样的认识论角色”这个问题。

审视科学史视角下仪器观的流变，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认识论逐渐转向反对理论优位的过程。回顾科学史，在科学事实的建构和科学知识的生成过程中，有两类力量在起作用：理论力量与物质性力量。传统科学哲学更重视理论力量对科学史的影响，通过对以霍布斯与玻义耳之争为代表的众多案例的分析，我们明确看到物质性力量——仪器在建构事实中的作用。仪器作为一种物质性的、介入性的力量，在推进实验过程中体现出其独特的空间划分功能与认识论价值。然而，在科学史的研究中，研究者长期轻视了仪器作为一种空间的物质要素所产生的认识论价值。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表征主义的认识论不重视物质性的科学仪器，没有赋予仪器独立的认识论地位，仪器只是从属于理论来被动地表征世界。在科学哲学实践转向趋势下，尽管科学仪器的认知价值逐渐得到肯定，理论依旧占据着认识论的核心地位。比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试图以社会建构论取代传统科学认识论，把研究的重点置于科学家的“宣传”活动上，没能很好地解决仪器在认识论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对仪器所做的认识论方面的探讨是不足的。科学仪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促进知识发展和科学发现的物质性力量，还在于科学知识内含于仪器本身、科学客观性的本质日益与仪器相关联。科学仪器不只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知识本身，是器物形态的科学知识。

在科学实践中，仪器作为一种“器物知识”（thing knowledge），是一种依赖主体感知与仪器的“表达性”的知识，具有动态性和过程性特征。这些技术产物、模型知识、操作性知识和包容性知识，都是科学和技术知识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贝尔德曾提出，仪器所产生的认识论价值及其所代表的器物知识，以多种方式与理论知识互动，并迫切需要理论的描述和解释。仪器代表的器物知识通常和理论一起，有时也会单独为我们提供对世界的理解，可以将理论包容在其功能之中。如果设置得当的话，它们可以提供有关世界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与其他技术或者理论产物交流。我们需要把仪器本身理解为与理论同等重要的知识载体。

在科学实践中，仪器在不断划分空间的过程中制造和更新着器物知识。仪器以及仪器的告白，本身也在划分着空间。仪器拥有自身的语言，夏平曾提出“仪器具有认知自主性”。事物知识能将暂时不可言说的理论压缩到它们的功能中。知识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理论和仪器都表达了知识。因此，仪器的认识论功能及其空间划分功能一样值得被研究。

科学实践与环境空间治理

不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研究科学，人类的最终目的是在了解自然的前提下，为人类自身规划一个更宜居的、诗意的生活空间。因此，生态空间、环境空间是我们最终无法回避的、必须关注的空间。21世纪以来，全球环境问题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环境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环境灾难的突变性与多样性、社会公共关系及公共治理的错综复杂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愈发加剧了环境治理的难度，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环境治理困境。这主要站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立场上，将地方性知识观与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关联起来，探讨新科技观对环境空间治理的意义。其中，也特别探究了新环境哲学研究的先锋派人物布鲁诺·拉图尔和唐娜·哈拉维，以及他们共同关注的基于赛博格（cyborg）空间的新空间叙事模式。科技的极速发展使自然界的各种平衡与边界不断被打破，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加复杂，矛盾愈加尖锐。因此，非常有必要引入新的视角来分析生态网络的构成及其内部关系。唐娜·哈拉维创造的“克苏鲁世”概念便是从新的视角描述了人与非人、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传统生态网络的反思与解构中，打开了一条新的生态叙事之路。

空间不仅仅是每一项科学行动实际发生的舞台，它本身也是人类互动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发生在其中的每一个科学事件，都不可避免地具备了空间所赋予的文化特征。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来源：贴近地面飞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