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此处讲古代使节出使，遇到问题要随机应变，合宜地使用思想资源和交涉语言进行外事活动。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中外关系则是最大变量之一，外交事务或更广义的交涉、交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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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编者的话
·专题论文·
战争如何被感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信息的收集、传递与扩散/殷晴
名不正？晚清驻外副使设置的翻译问题/李佳奇
晚清驻英公使馆与国际法的运用： 以双语照会为中心的考察/皇甫峥峥
鼙鼓或鸣：袁保龄因应朝变法侵之举措/孙海鹏
管窥19世纪晚期中西外交秩序的差异：以1888年德尼的《清韩论》为例/王元崇
凤凌及所著《四国游纪》/赵中亚
摒挡须仗舌辩——蔡钧与晚清地方对外交涉 /张晓川
“张之洞电稿”的编纂、出版与流传——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为中心/戴海斌
“满洲问题”与1905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谈判/薛轶群
晚清政府参与万国国会的历程/刘洋
条约研究会与北洋修约外交/吴文浩
有关民国前期欧美在华势力的日籍述略/李少军
·书评·
晚清外交官的“外交写作”——评《远西旅人》/李子归
解码西方以自识——评皇甫峥峥《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郑彬彬
携“世界”以归故国——评皇甫峥峥《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郑泽民
·史料整理·
《亚东时报》所载山根立庵“馆说”/戴海斌整理
·会议综述·
“钩沉与拓展”：“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学术工作坊纪要/王艺朝
“出使专对：近代中外关系与交涉文书”学术工作坊纪要/郑西迅等
编者的话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此处讲古代使节出使，遇到问题要随机应变，合宜地使用思想资源和交涉语言进行外事活动。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中外关系则是最大变量之一，外交事务或更广义的交涉、交往活动对于理解“近代”意义重大，而相关交涉文书的文本样貌及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呈现更加多元、复杂的面相。在厘清交涉文书概念、分类和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将其放回时代之中，结合制度运行、信息传播、日常政治统治、中外交往实践等因素，研讨传统惯性与近代转型诸问题，尚有许多值得着手的研究工作。如何创辟蹊径、推陈出新，以多元化的学术视野观照中外关系史研究，如何将中外关系研究主题与更广义的近代史研究结合，也都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交涉”一词，古已有之，主要为两造之间产生关系之用语，用以表示牵涉、相关和联系等，继而渐有交往协商的意思。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深深改变了中外格局，战后出现的通商口岸和条约体制，致使华洋杂处、中外相联之势已不可逆转。故而道咸之际，与“外夷”及“夷人”的交涉开始增多。在《天津条约》规定不准使用“夷”字称呼外人之前一年，上谕中就已出现“中国与外国交涉事件”之谓，则近百年间，“交涉”之对象，由“外藩”而“外夷”，再到“外国”，其中变化自不难体悟。列强获得直接在北京驻使的权力，负责与之对接的总理衙门成立，中外国家外交与地方洋务交涉进入常态化阶段。这是当日朝廷和官员施政新增的重要内容。因为不仅数量上“中外交涉事件甚多”，“各国交涉事件甚繁”，而且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枝节丛生，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不得不“倍加慎重”，且因“办理中外交涉事件，关系重大”，不能“稍有漏泄”，消息传递须“格外严密”。如此种种，可见从同治年间开始，“中外交涉”之称逐渐流行且常见，“中外交涉”之事亦成为清廷为政之一大重心。
在传统中国，政、学之间联系紧密，既新增“交涉”之政，则必有“交涉”之学兴。且西来的“交涉之学”一入中文世界，则与史学、政教及公法学牵连缠绕，不可区分。中国传统学问依托于书籍，近代以来西学的传入亦延续了这一方式，西学书目往往又是新学门径之书。在以新学或东西学为名的书目中，都有“交涉”的一席之地。除了“中外交涉”事宜和“交涉之学”外，还有一个表述值得注意，即关于时间的“中外交涉以来”。曾国藩曾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上奏称“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这是以道光末年计。中法战争时，龙湛霖也提及“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又大概是指自总理衙门成立始。薛福成曾以叶名琛被掳为“中外交涉以来一大案”，时间上便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世纪之交的1899年，《申报》上曾有文章开篇即言“中外交涉以来五十余年”，则又与曾国藩所述比较接近。以上还是有一定年份指示的，其他但言“中外交涉以来”者更不计其数。不过尽管字面上比较模糊，但这恰恰可能说明“中外交涉以来”作为一个巨变或者引出议论的时间点，大约是时人共同的认识。即道咸年间，两次鸦片战争及其后的条约框架，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得不面对“中外交涉”的时代。
“交涉”既然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且历史上“中外交涉”事务和“交涉”学又如上所述涵纳甚广，则可以想见其留下的相关资料亦并不在少数。不过，需要认识到的是，限于体裁、内容等因，往往有遗珠之憾，很多重要的稿钞、刻印本，仍深藏于各地档案馆、图书馆乃至民间，被束之高阁，且有不少大部头影印丛书又让人无处寻觅或望而生畏，继续推进近代中外交涉相关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实在是有必要的。约六七年前，由一些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发起，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牵头、出资，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纳入出版规划，计划以十种左右为一辑，陆续推出，我们相信这将是一个长期而有意义的历程。
2016年在复旦大学召开了“近代中国的旅行写作、空间生产与知识转型”学术研讨会，2017年在四川师范大学举办了“绝域輶轩：近代中外交涉与交流”学术研讨会，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2020年7月，《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十种刊行，获第二十三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2021年11月、2024年6月，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的“钩沉与拓展：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学术工作坊、“出使专对：近代中外关系与交涉文书”学术工作坊相继召开，在拓展和推进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议题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充实了《丛刊》整体团队，有力推动了后续各辑的筹备工作。2024年10月，第二辑十种接续出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刊》发起参与的整理者多为国内外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高校青年学者，大家都认为应该本着整理一本、深入研究一本的态度，在工作特色上表现为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每一种资料均附有问题意识明确、论述严谨的研究性导言，这也成为“丛刊”的一大特色。这一辑“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大致以“丛刊”前两辑“导言”与相关会议论文为基础，又邀约了一些新的、有实力的国内外作者，共收入“专题论文”十二篇、“书评”三篇、“史料整理”一篇、“会议综述”两篇，自信尚可以反映最近研究进展与动态。
近世中外交往日繁，至五口通商条约体制建立，中国有所谓近代外交。缘于清朝外交体制的特殊性，1860年代以降，政府内部“总署外交”和“地方洋务体制”仍然长期并存，相应产生的交涉文书存在复杂样态，其文书性质与文书效力也有别于西方议会制国家的“外交文书”。另不可忽略是，在传统宗藩体系内，晚清中国与朝鲜等属国交往中产生的诰命、敕谕、表文、奏文一类文书仍由礼部经办，而19世纪开始通行的外交电报和公文，则是近代国际环境、机构制度、通信技术条件下出现新式文书。总括而言，晚清交涉文书体量庞大，形态复杂，研究取径上，除了照顾基本的文书分类，尤应考量清代外交体制的特定背景因素，不宜过分追求“大而全”，择其要者研究，争取重点突破。交涉文书在以往研究中基本上作为史料简单应用，较少被当做一个整体，置于晚清中外交往的时代背景和制度语境下加以审视，对其产生、编辑、整理、刊印、流转和阅读，以及史料化和档案化的整个过程鲜有注意。即便作为史料文字运用，亦不能注意到当时文书制度性及作为外交辞令的一面，导致相应的研究高度及准确性有限。
1970年代，日本学者坂野正高在其执笔的《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外交史研究”一篇中批评“只知道在事物表面搬来弄去的外交史”的研究现状，犀利指出：“搞外交史的不外乎两种人，要么只看现象，不管本质（Substanz）的蠢材，要么是玩赏外交档案而乐此不疲的笨蛋。”在他看来，对枯燥无味的外交交涉进行表面观察而不追究现象背后本质的研究只是一种“浮浅之举”，这一判断当然有其针对学界时弊的考量，即反对“将对外交交涉过程的观察，思考强行塞进多半是先验性的框架（指国际法、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论、条约体系论等前提性框架——引者按）之内，并以此具体呈现、验证该框架的有效性”。到了21世纪，新版《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推出时，同样执笔“外交史研究”的冈本隆司重提“外交档案”的话头，认为近年“外交史”研究之所以起步，实际上正是人们承认了外交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有更多人“赏玩外交档案而乐此不疲”，其强调有志研究外交史者“首先必须吃透外交档案，故而有必要熟悉外交档案的内容结构、形式、体例”，“觉得外交档案有趣的人，应该在发现真正课题前彻底地‘赏玩’下去，千万不要只在某类‘档案’上‘搬来弄去’一番就停手”。此处反坂野之意而用之的所谓 “赏玩”态度，即一种看待与处理史料的新眼光，要将交涉文书整体放回时代之中，重建晚清档案文书制度，在晚清中外交涉和外交近代化的大背景下，探究交涉文书制度如何形成，其流转、保存、归档状况又是如何，以及该制度在晚清的沿革变化及其具体实践与制度之间的异同，并与西方国家外交文书制度有所比较。笔者以为，目前可加措意并具体展开的问题，包括文书与各衙门关系，文书与外交程式，文书的草拟、流转与阅看制度，文书的保存与档案化，近代外交情报网络与外交文书，近代通信技术与外交文书，保密制度与外交文书，等等。
收入本刊的论文在与“交涉”相关的机构、人物、事件、文献等诸多方面，皆不乏研究创获，而于“制度”与“文本”两端，尤为着力。自1876年驻外公使馆开始设立，其后它便成为清政府与各国外交部之间重要的通信渠道。皇甫峥峥《晚清驻英公使馆与国际法的运用：以双语照会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晚清驻英公使馆为例，重点考察收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FO 17档案号下的“双语照会”，揭示作为清政府官僚系统一部分的驻英公使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用人政策”，得以在外较灵活地履行外交职能，包括外交谈判、搜集整合情报、管辖及保护华民、照料政府派出的海军学员等等，在此基础上，对使馆利用国际法代表“中国国家”做出了初步的分析与评估。
“电报”是因近代交通技术条件变化，而出现的一种新式体裁的公文类型，不仅传播迅捷，而且内容简明质实，深契“事多文少”之旨。张之洞幕僚许同莘所编《庚辛史料》，主要汇辑庚子事变时期官方电报，为《张文襄公全集》之副产品，亦为广义的“张之洞电稿”之一部。戴海斌《“张之洞电稿”的编纂、出版与流传——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为中心》一文，梳理了许氏生平行迹与其编纂《张文襄公全书》《张文襄公年谱》的主要历程，尤其详考“张之洞电稿”的来源、编纂出版与流传情况，结合义和团运动前后时期具体的政治外交史语境，对《庚辛史料》的内容与史料价值加以述评，也对近代“电报”的特殊性质与实际功用有所分析。
傅斯年尝检讨“史料”问题，认为“本国的记载之对外国的记载，也是互有短长”，他特别强调外国方面的记载，好处在于“无所用其讳”，“本国每每忽略最习见同时确实最紧要的事，而外国人则最可以少此错误”，而且“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细，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此处提示域外史料的价值，至今不失其适用性。19世纪晚期，中国与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围绕中朝关系的性质，展开了一系列外交谈判，朝鲜也陆续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签署了双边条约，此后在西方国际法的影响之下，中国与西方各国以及日本之间围绕中朝关系的谈判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派驻朝鲜的西方人员也加入这一外交大潮之中。王元崇《管窥19世纪晚期中西外交秩序的差异：以1888年德尼的〈清韩论〉为例》一文，注意到担任朝鲜王国顾问的美国人欧文·尼克尔森·德尼（Owen Nickerson Denny）其人其书，德尼在1888年于汉城（即首尔）和上海刊行的英文小书《清韩论》（China and Korea）阐发了对于中朝两国关系的看法，并造成较大国际影响，构成当时东北亚外交舞台上的重要一幕，《清韩论》这一文本也成为“对当时中西外交秩序的差异做一管窥”的极好样本。
从民国成立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日本强化对华扩张，与欧美抗衡，促使其政、军、商、学等多方考察、调查、研究欧美在华势力，竭力搜集相关信息，积累大量资料，并将其中有些编印成书，其他作为文书档案保存。李少军《有关民国前期欧美在华势力的日籍述略》一文，对涉及这一特殊主题的域外文献加以全面盘点，指出此类“日籍”记录民国前期欧美在华势力所享权利及其地盘，反映它们在华经贸活动及相应地位，叙述包括欧美在华教会及其关联设施、在华欧美报刊和通信社等在内的“文化事业”，内容具体细致，“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欧美、日在华力量对比及其变化，也显现出日本在对华扩张问题上与欧美比长较短以判断自身强弱、仿效欧美取得优势之方的特点”。
钟叔河先生编选的《走向世界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刊行以来，嘉惠几代知识人，启发和推动了大量后续研究，至今影响不衰。围绕清政府初次派遣驻外公使以及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刘锡鸿、陈兰彬、张德彝等人物，先行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相对零散，日记利用也偏同质化，尤其人物研究重言论轻行事，对其观念、思想的考察仍是主流。研究者也似乎欠缺对于作为“史料”的日记性质的敏感，通行刊本经常拿来就用，对日记文本的形成及版本流变少有究心。近年来，国内外一些新的研究取得突破与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将出使日记放回晚清外交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据日记信息，直接讨论外交官的观念、行动及其如何作用于清朝外交体制与对外关系；（二）特别重视日记文本的“制作”过程，通过版本调查、稿/刊本比勘，发现其异同，进而揭示日记作者思想的变迁轨迹、编纂刊行的时代背景及其被阅读与接受的情况。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海军衙门选派两名章京随新任大清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龚照瑗到欧洲考察，其中一人为蒙古人凤凌，其人后将在欧洲考察的经历整理成篇，提交给总理衙门，即《四国游纪》。赵中亚《凤凌及所著之〈四国游纪〉》一文，通过对比凤凌的《四国游纪》与吴宗濂的《随轺笔记四种》，发现前者是凤凌与吴宗濂等人合作的产物，但作为考察日记的《四国游纪》又不同于利玛窦、徐光启所开启的中外合作翻译的译著，在该书中也有凤凌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并提示“《四国游纪》中亦包含丰富的中外技术交流、贸易合作史料，可补官方材料之不足”。
蔡钧属于晚期时期较能了解西方情况，熟悉国际外交的“能吏”。他长期在广东、两江、福建等地办理地方外交事务，因此得到多次保举和晋升，还曾随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在神机营、同文馆办差，并出任上海道和驻日公使，根据自己的交涉经历，撰有《外交辩难》一书，用以记录其参与办理之事。张晓川《摒挡须仗舌辩——蔡钧与晚清地方对外交涉》一文，通过《外交辩难》文本的精细分析，指出“此书展现了蔡钧本人的外交实践和地方一般外交的细节，不过在撰写过程中他也使用了不少叙事策略，以达到突显自己的宣传效果”；在中外交往频繁的大背景下，蔡钧以地方中下级官员的身份，参与到各种外交活动中，并博得了能办洋务交涉之名，实际上又与晚清外交的“摒挡”理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袁保龄出任北洋海防旅顺口营务处工程局总办，时在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十五年（1889）之间，适逢朝鲜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次第发生，中法战争也恰于此时爆发，加速建设旅顺口海防工程，全力备警以完成拱卫京师之终极战略任务，同时因应朝变法侵等不虞事件，免生衅端成为此时袁保龄的核心要务。孙海鹏《鼙鼓或鸣：袁保龄因应朝变法侵之举措》一文，主要据《袁保龄公牍》重建其人海防筹议与海防工程实践的相关史实，表彰其人始终不渝地贯彻将旅顺口建设成为北洋水师“老营”的努力，指出“袁保龄是晚清以来唯一的一位将自己的海防思想与海防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官员”，“袁保龄既充当了海防战略规划者，又充当了海防工程建设者，他的海防思想中的危机意识、责权意识、体系意识、预见意识、因应意识仍然值得当代借鉴”。
关于条文制度与政治外交史研究，学界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共识，即制度是“活”的，不再拘泥于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规章，转而投向动态的、灵活多变的实施方式和功能效用，并力图借此将制度与文化、社会群体乃至思想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对于近代交涉文书再研究，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检视具有“成文性”典章制度的一个机会，揭示文书制度中“显性”与“隐性”因素，进而理解近代内政与外交联动的内蕴。按照交涉文书的一般分类，国书、照会、条约、章程、督抚奏折、电报、公函、领事报告等正式外交公文，为目前研究凭藉资料之大宗，谈判笔记、会议记录、问答节略、笔谈资料等交涉场合的会谈记录文书，则较少为人注意，利用程度亦显不足。而恰恰后一类文书较多展现出晚清中外交往的一般交涉和日常状态，也更能反映外交行为的博弈特征，呈现双方或多方的折冲樽俎、讨价还价，具有更强烈的“现场性”。易言之，两类文书正可以对应于一般外交事件的“过程（外交博弈）”与“结果（外交决策）”，若合而观之，可以更加立体、多元地呈现外交活动面相，相关交涉人物流露出的思想观念及其渊源、形成、表达乃至于影响实践层面，均有研究考察价值，堪为近代中国所谓“走向世界的挫折”进一解。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与中国谈判并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自俄国继承的辽东半岛租借权、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及相关特权正式获得清政府的承认。由于中日双方都对谈判过程与会议节录高度保密，外界难以获知详情，以致对该条约不免存在片面认识。薛轶群《“满洲问题”与1905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谈判》一文，通过分析完整记录会谈情形的《谈判笔记》，揭示双方争论最为激烈的是撤兵、护路兵及铁路等问题，虽然中国在直接关系主权的撤兵、护路兵问题上收效甚微，但在铁路及其他相关权益方面对日本恣意解释、谋求大幅扩张的企图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抵制。《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对“满洲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双方达成的会议节录并不等同于日本宣传的“秘密协定书”，由此衍生的“满洲悬案”是日本单方面对条约的肆意曲解，并无法律效力。
晚清政府参与万国公会的历程，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大家庭的一个重要面相。刘洋《晚清政府参与万国国会的历程》一文，通过《晚清国际会议档案》和台湾近史所藏外交档案，对清政府参与万国公会的基本史事进行了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指出无论是参与万国公会的数量、种类，或是派员方式，相较于总理衙门时期，外务部时期都发生了明确变化，不过，受近代中国自身历史局限的制约，特别是列强在万国公会占据主导地位，清政府并未实现通过参与万国公会进入国际大家庭，进而成为被列强平等对待的“文明”国家一员的目标。清季时人在认识到万国公会弱肉强食本质的同时，却又不得不顺应这一潮流积极参与其间并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矛盾状态，恰是近代中国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大家庭复杂曲折历程的真实写照。
民国北京政府末期推动与列强的修约外交，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与以顾维钧为首的条约研究会的努力谋划密切相关。吴文浩《条约研究会与北洋修约外交》一文在对现存于中国台北“国史馆”的条约研究会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基础上，细致爬梳条约研究会的职责、人员、经费等问题，指出该会继承清末以来的外交专业化发展趋势，网罗了大批专业外交官，致力于研究到期修约相关问题，在北京政府处于总统和国会均不复存在的混乱状态下，承担了外交决策的重责大任，“成为当时实质上主持‘修约外交’的外交决策机制”，而条约研究会存世档案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对于北洋时期外交制度史、近现代中外条约关系、近代中国外交思想史的研究均多裨益。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指出：“谁掌握了知识和信息，谁就掌握了支配他人的权力。”中外交涉与战争的各个时期，都同步进行着一场具有近代特征的情报战，在看不到硝烟的隐秘阵地中，围绕信息情报的各方激烈角逐，往往决定了谁能最后成为赢得胜利者。中外交涉又与语言问题息息相关，往往存在双语、转译现象，交涉文书流传阅读过程，也时有“误读”发生。翻译史近时成为学界热点，新的研究不断证明“翻译是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在塑造所要传递的信息时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这在谈判中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对于“翻译”过程本身有了更加辩证的理解，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忠实或不忠实、准确或不准确的翻译，它们都必然存在，且有力地左右外交进程”。本书的作者也从不同方向出发，处理到“信息”与“翻译”的相关议题。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信息处理，延续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信息收集、传递和发布模式，也暴露了既有模式的缺陷。殷晴《战争如何被感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信息的收集、传递与扩散》一文，考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各个阶段中，有关谈判和战斗的信息如何被收集、如何在清政府内部传递，又如何向政府外部扩散，以此分析清朝信息传播机制的特点，并尝试理解时人如何感知这场堪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的战争。当时清政府在一个“封闭的信息回路”中产生的涉外信息共享和发布模式，既导致错误信息难以被及时发现，也引起了清朝官员的混乱和不安，还引发了英国人的不满。至战争后期，吴煦等活跃在上海的官员开始有效利用英文报刊来收集外国信息，以此为契机，收集和翻译外报在战后成为了洋务官员们的固定工作。
清廷于19世纪70年代仿照欧洲外交制度派遣驻外公使，此举是中国打破朝贡体系、向近代外交转型的重要一步。由于未重视“副使”一词在中外交涉文书中的多义性，清廷派遣驻外副使之举长期被简视作盲目延续朝贡旧例。李佳奇《名不正？晚清驻外副使设置的翻译问题》一文，考察促成首任驻外使臣任命的李鸿章、沈葆桢、威妥玛（Thomas Wade）、赫德（Robert Hart）等中外人物及其各自的贡献，进而从翻译史研究的视角对比中外交涉文书中“副使”的不同含义，重审“副使”一词的多义性与其在外交文书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揭示晚清驻外副使职位设置的实践与知识依据，反思翻译问题在中国外交转型过程中的影响。
2018年，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皇甫峥峥（Jenny Huangfu Day）于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通过考察六位出使欧美的使臣的书写模式，深入探讨了晚清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进而揭示从1860年代初到1895年间清朝如何逐步重建与西方列强交涉所需的“外交信息体系”。该书突破传统学科界限，结合外交史、文学史、思想史与信息史，详细解读晚清外交官如何书写“西方”，并分析这一过程中信息秩序的演变，其新颖的研究视角和多元的研究手法引起国内学界关注。李子归、郑彬彬、郑泽民三位年轻学者分别撰写书评，就书中诸多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颇能体现国内外交史领域新生一代的思想活力。
《亚东时报》是晚清时期日本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中文刊物，宗旨在于倡导中日携手，“敦二国之交”，“通两国心志”，树“兴亚之大计”。它的存在时间不长，约不超过两年，但恰处于戊戌变法至庚子事变发生前这一段清朝政治最为复杂变动的时期，主笔山根立庵所作“馆说”文章，皆紧扣时事，乃为有所为而发，与清朝政治外交史脉络紧密交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戴海斌整理《〈亚东时报〉所载山根立庵“馆说”》，收录相关文章20篇，可补《立庵遗稿》之阙文，并提供晚清史及中日关系史研究参考的新资料。
本刊附录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钩沉与拓展：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学术工作坊（2021年11月）、“出使专对：近代中外关系与交涉文书”学术工作坊（2024年6月）的会议纪要两篇，不敢言“借一斑以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但借由会议现场传达的前沿消息，或可帮助读者了解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些动态。
本刊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晚清外交文书研究》（23&ZD247）、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全球性与本土性的互动：近代中国与世界（22JJD770024）”的阶段性成果。
编者谨识
2024年10月16日
来源：书香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