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的特殊节点，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带着他耗时五年创作的小说《国宝》来到成都，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这部60余万字的大部头作品向世人诉说着“故宫文物南迁”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中的种种细节，揭开了这场举国之力的文化迁徙史背后的精神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的特殊节点，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带着他耗时五年创作的小说《国宝》来到成都，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这部60余万字的大部头作品向世人诉说着“故宫文物南迁”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中的种种细节，揭开了这场举国之力的文化迁徙史背后的精神密码。
1931年开始，为躲避战火，故宫文物一路南迁，几经辗转，于1938年5月下旬来到成都，存藏于大慈寺，后于1939年6月离开成都转运至峨眉。从文物进驻大慈寺那日起，整整13个月，成都人与故宫文物同呼吸共命运，以实际行动守护着中华历史的文脉。
从史实到小说：“人”是更重要的部分
“故宫文物南迁”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祝勇认为，历史写作甚至非虚构写作都难以传达出这段历史的厚重。“历史纪实是说事，虚构小说是写人，当我看到那些在战火中守护文物的‘故宫人’档案时，我意识到历史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
但他虚构人物却是基于大量的史实。以“纪实性虚构”为创作原则，祝勇对故宫南迁的运输路线、文物保护技术、抗战时期的医院场景、川军抗战史实等都了如指掌，甚至精确到历史照片中日军占领南京时悬挂条幅的字样等小细节。“虚构人物的命运必须与历史时针同步，”他强调，“比如那文松在医院目睹伤兵截肢的情节，虽为虚构，但若不查证抗战时期的医疗记录、武汉会战的时间线，就无法让读者信服。”
真实之上，是更深刻的连接与共情。“对我来说他们就是鲜活的身边人，这部书写到结尾的时候我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太了解这些人的命运轨迹了，故宫人和他们的家属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祝勇在故宫
文物南迁：一场超越器物的精神迁徙
在祝勇看来，文物南迁的核心价值并非器物的物理转移，而是民族精神的传递：“当故宫人说出‘人在文物在’时，他们守护的不仅是文物自身，更是文明的火种。”他特别提及历史中未解的“南京2000箱文物之谜”——1937年日军围城时，因无法及时转移而滞留的文物与留守人员下落不明，这一空白成为他小说第一部的重要叙事支点。“这些失踪者的命运，恰是历史留给文学的想象空间，也是民族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伤痛。”
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四川女婿，祝勇对成都的人文精神有特别的感受。他认为文物之所以能够在成都停留13个月且安然无恙，主要是得益于成都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成都是战略大后方。川军出川抗战的英勇、成都百姓自发搬运文物的自觉，都印证了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与民族认同感。”
他相信，今天的读者需要这样的历史叙事，“不是为了复刻苦难，而是为了看见：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如何靠精神力量支撑起一个民族的未来。”
写作即修行：在人物命运中照见自我成长
“主人公那文松在转运文物时受伤右手中指被截掉，他原本很爱写书法，能写一手漂亮的“黄庭坚”，这对一个文人来说是巨大的伤害。但当他在战时医院看到很多军人受伤的惨状，才发现民族的苦难远超他的想象，自己受的伤其实算不了什么。”
祝勇说这让他想到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也曾遇到过在当时看来无法跨越的沟坎，“等你过了你会发现这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况且很多人比你遇到的沟坎更大，别人也过了。”
“我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倾注到这些人物身上，这些人物也反过来滋养着我，我跟这些人物不只是对话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很结实的情感联结。”
祝勇还向记者分享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一些有趣的细节：“我经常关了电脑躺在床上，那几个人物还在脑子里活动。我突然想起一个情节就起来，写得差不多了，再准备进入睡眠状态，突然又想到，来来回回折腾四五次是常事儿。”
对于当下博物馆的文化传播，祝勇强调“学术根基”的重要性：“博物馆需要做深入且严肃的学术挖掘，若只追求流量而忽视史实，就成了无源之水。”
文物南迁的故事道不尽历史的沧桑，正如他在书中所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祝勇透露，《故宫文物南迁》和《国宝》后，第三部长篇将在2026年出版，并笑言“应该会在成都做首发式，因为成都是南迁故事的重要驿站”。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泽登旺姆 视频 曾诗蕴 图据 受访者 编辑 曾雪柔
来源：锦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