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圣萨尔瓦多—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对萨尔瓦多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的攻击。近几周来，萨尔瓦多政府的专制倾向愈演愈烈——通过一项旨在经济制裁接受国际资助组织的法律，任意逮捕活动人士，公开威胁记者，并日益发表反民主的言论，令外界忧心忡忡。

纳伊布·布克莱 于 2024 年 9 月 15 日在萨尔瓦多第 203 个独立日发表讲话

圣萨尔瓦多—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对萨尔瓦多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的攻击。近几周来，萨尔瓦多政府的专制倾向愈演愈烈——通过一项旨在经济制裁接受国际资助组织的法律，任意逮捕活动人士，公开威胁记者，并日益发表反民主的言论，令外界忧心忡忡。

这些严厉措施是在一系列针对政府的不利新闻报道和事件之后出台的，已在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群体中引发了普遍恐慌。

“我们和尼加拉瓜的同事交流时，他们说，‘你们现在的处境，我们曾经也在那里。’”萨尔瓦多记者协会（Asociación de Periodistas de El Salvador, Apes）言论自由报告员乌戈·桑切斯在接受《拉丁美洲新闻评论》（LJR）采访时，语气中充满了悲观与无奈，“‘而我们现在的处境，你们最终也会在那里。’”

对萨尔瓦多记者而言，《外国代理人法》的出台尤为令人担忧。这项法案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禁言法》（Gag Law），国会于5月20日通过，几乎没有引起任何讨论，无论是在立法机构内部，还是萨尔瓦多社会大众之间，都一片沉寂。

根据立法会网站上发布的摘要，该法律旨在对非政府组织（NGO）的捐款征税，对个人或组织收到的任何外国资金征收30%的税。

该法案还将任何直接或间接接受外国资助的人指定为“外国代理人”，并强制要求他们向政府登记备案。

更为严苛的是，“外国代理人”被明确禁止从事可能“扰乱公共秩序”或“威胁国家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政治活动。他们还必须在其发布的任何材料中，清晰披露其信息由外国委托人“资助”。

该法律赋予行政部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允许政府部门豁免特定机构的这些严格要求。不遵守规定者，可面临最高2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

这项新法律与拉丁美洲各国近期通过的类似立法如出一辙——这不仅体现在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公然的威权政权，也包括危地马拉和巴拉圭等民主根基摇摇欲坠的国家。秘鲁是最新一例，该国已于今年4月批准了自己的“言论禁言法”。

萨尔瓦多记者普遍认为，该法律条款含糊不清且过于宽泛，为行政部门的任意执行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他们基本上是想扼杀批评政府的独立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工作，”Apes董事会成员兼《事实杂志》（Revista Factum）记者苏奇特·查韦斯向LJR直言。

查韦斯表示，新增的30%的税收将叠加在现有税负之上，使得总税负接近50%。她认为，这项法律“实际上使独立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无法运作”。

她悲观地预测：“媒体和组织都将大幅缩减运营规模，我们认为有些甚至会直接关闭。”

这项新税的实施，紧随美国国际开发署此前削减对外援助之后，无疑进一步减少了该国许多新闻机构严重依赖国际援助的资金来源。据《美洲豹》（El Faro）的代表称，一些组织正在认真考虑效仿《埃尔法罗报》，将其行政运营迁至海外，以求生存。

与此同时，萨尔瓦多当局近几周内已接连逮捕了三名备受关注的活动人士：人权律师和反腐败活动家露丝·洛佩斯、环保律师亚历杭德罗·恩里克斯以及农民合作社主席何塞·安赫尔·佩雷斯。

其中，洛佩兹的拘留案最为引人关注。她是人权组织“克里斯托萨尔”（Cristosal）的工作人员，也是该国最著名的政府批评者之一，曾调查或揭露至少15起涉嫌政府腐败的案件，同时也长期谴责监狱设施中的任意拘留和死亡事件。

她的被捕明确无误地表明，政府为了压制异见不惜采取何种极端手段。

“如果一个月前你问我，他们是否会逮捕露丝·洛佩兹，我会说不，”苏奇特·查韦斯坦言，“现在法律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伴随着上述立法和逮捕行动，针对新闻界的袭击事件也呈爆炸式增长。根据Apes的统计，2024年共记录了789起此类事件，相较于上一年的311起，增幅高达154%。

这种高压恐吓气氛正迫使记者纷纷离开萨尔瓦多，要么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要么是出于报道敏感新闻时的审慎考量。今年5月，《El Faro》刊登了两名犯罪集团头目的采访，这些头目声称布克尔曾与黑帮进行交易。随后，《El Faro》报道称，政府打算逮捕至少七名工作人员。

查韦斯表示，Apes估计，最近几周约有30名记者已提前离开萨尔瓦多，寻求避险。

其中包括《El Faro》电视台的摄影主管维克多·佩尼亚，他在团伙采访曝光后便离开了该国，并一直留在国外。

佩尼亚强调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恐惧和法律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前的例外状态下，逮捕无需法院命令。他表示，来自政府支持者的压力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抵制任意逮捕令，因为这些行为者有效地塑造了公众舆论。

“我们发表文章后，那些自称分析国家局势的官员、网络喷子、付费记者和伪知识分子公开要求我们以非法结社和鼓吹犯罪的罪名逮捕我们，”佩尼亚告诉《伦敦评论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已经输了，因为公共领域已经做出了判决，即使法院后来做出了不同的裁决。”

佩尼亚表示，布克尔最近的镇压，似乎是由于政府暂时失去了对叙事控制权，以及迫切需要重新夺回这种控制权所致。

佩尼亚透露，自去年年底国会批准一项重启金属开采的法律以来，官方的话语权就开始减弱，这一举措在民众中并不受欢迎。其他一些失误也加剧了公众的不满，例如，巴拿马查获一个装有毒品和萨尔瓦多咖啡的集装箱事件，导致公众认知度下降。

诸如山体滑坡后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关闭等日常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社交媒体上的批评，损害了布克尔的支持率。他还因监禁被美国驱逐出境的移民以及备受争议的黑帮头目采访而面临阻力。

佩尼亚表示，公关上的挫折导致总统最终放弃了任何温和的伪装，放弃了旨在表明他不是“压制者或侵犯人权者”的行为。

“布克尔失去了话语权，但他需要采取行动重掌权力——重新掌控沟通渠道，并宣称‘我在这里说了算；这些决定权在我手里’，”佩尼亚总结道，“事态由此迅速升级。”

目前的证据表明，总统的策略是坚定不移地加倍推行其威权主义路线。6月1日，布克尔在圣萨尔瓦多纪念其第二任期一周年的演讲中，甚至暗示他将反民主行为的指控视为一种荣誉。

“民主、制度化、透明、人权、法治——这些听起来不错，代表着真正伟大的理想，但人们实际上只是用这些词来压制我们，”布克尔在演讲中宣称，“我不在乎他们叫我独裁者。”

作者:安德烈 ·杜奇亚德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