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我收到了一封来自Aric Chen的邮件，他是M+博物馆的建筑首席策展人。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想找我要一些我父亲的资料，但实际上，他是想和我父亲见一面。因为Aric有一个想法，想为父亲策划一个关于他人生的展览。
去年，
一场关于建筑大师贝聿铭的
纪念大展“人生如建筑”，
在香港M+博物馆初亮相，
便受到热捧。
如今登陆上海，
更引发了从业界到大众的热切讨论。
70年建筑生涯，
贝聿铭一生中从未给自己做过展览，
这也是中国内地
第一次以如此完整和立体的方式，
回顾这位世纪建筑大师的人生与作品。
贝聿铭走上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的楼梯。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贝聿铭生于中国，
30年代前往美国求学。
工作于纽约，但他的足迹遍及世界：
从苏州园林到哈佛校园，
从香港中银大厦到巴黎卢浮宫……
贝聿铭用建筑作品，
表达着他对文化与时代的回应。
他的生涯，
恰好也是20世纪世界建筑
从东西碰撞走向融合的缩影。
一名新娘在卢浮宫的黎塞留通道留影，巴黎。
摄影：乔瓦娜·席尔瓦。M+委约拍摄，2021年。
© Giovanna Silva
一条与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Sandi），
进行了一次独家的深度对谈，
并专访了本次大展的策展人王蕾。
从他们的口中，
我们了解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贝聿铭——
在建筑大师之外，
他也是一个儿子、一个父亲，
一个爱读书的人，
和一个理想主义者。
中银大厦外墙一景，香港。
摄影：何兆南。M+委约拍摄，2021年。©何兆南
美秀美术馆大堂和馆外景色，日本滋贺，2021年。
摄影：米田知子。M+委约拍摄，2021年。© 米田知子
苏州博物馆的大厅框起了花园中的景观，2021年。
摄影：田方方。M+委约拍摄，2021年。© 田方方
贝聿铭肖像，1976年。
以下是贝礼中Sandi的自述：
关于这次展览最早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大概十多年前了。
当时我收到了一封来自Aric Chen的邮件，他是M+博物馆的建筑首席策展人。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想找我要一些我父亲的资料，但实际上，他是想和我父亲见一面。因为Aric有一个想法，想为父亲策划一个关于他人生的展览。
Sandi与一条对谈时，正值纽约的清晨。
我父亲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同意过给自己做任何展览，他总是觉得时机未到——因为他从来没有停下过工作。
但到了2014年，那年他97岁，终于算是“技术性退休”了。我问他，愿不愿意见见这位策展人，他同意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在我纽约的办公室里见了一面，聊得非常愉快。我们都觉得，这绝不仅仅是一场关于贝聿铭建筑作品的展览。
（左起）三子贝礼中、次子贝建中、贝聿铭。
© PEI Architects
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贝聿铭是一个“纯粹的名人”，一个作为建筑师吸引了大量关注乃至是争议的人。但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还有一些更不一样的内容：作为一个家庭中的人、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角色又是怎么样？
很多问题我并没有真正想过，但那就是一切的开始。
他从小在苏州长大，住在有围墙的花园里，家与家之间通过庭院和楼阁紧密相连。后来他到美国学习，接触到了那些令他兴奋的西方建筑思潮。但年少时那种理想化的生活缩影，影响了他到西方后看待建筑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他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他自己也认为，这两者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贝聿铭肖像，摄于刚获选设计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之时，1965年。
© John Loengard/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说起与父亲的回忆，他成为新闻焦点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那个年纪，青春岁月，你会去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可唯一不会关注的，就是你的父母在做什么，直到突然有事情发生：
1964年，我父亲获得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委托之一，也就是肯尼迪图书馆。一下子，他受到万众瞩目。
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多年，因为图书馆实际上花了12年才建成，中间这段时间，他经常在各种新闻里出没。我的青少年时代，就被这样一位“明星父亲”陪伴。
贝聿铭站于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外，1979年。
© Ted Dully/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其实我从未想过他会对我的职业生涯有那么大的影响。当然，也许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还太年轻、太天真、太不成熟。
最开始我对建筑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主修的也是视觉与环境科学专业，直到大三，我才选了第一门建筑学课程。然后我发现：这个学科好像看起来也没那么糟糕。
所以毕业之后，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游历欧洲，主要是住在罗马，因为那里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摇篮。（那个时候）我申请过一些奖学金，但一个也没拿到。
是父亲奖励了我，因为他觉得我在学校表现很好。他说：“好吧，我知道你想去欧洲，我支持你。”正是在那里，我申请了研究生院。然后和他一样考上了哈佛大学。
未建成的双曲面大楼，贝聿铭对于结构的新锐思考。拍摄于展览现场。
1976年，我从哈佛设计学院毕业。对于建筑师而言，70年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找工作非常非常难。我差点就要去加拿大为一个温哥华的事务所工作了。
那个夏天，父亲说，你真的要过去吗？我夏天有个项目要做。他邀请我加入了一个佛教静修处的项目。做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我决定留下来。
华侨银行大厦（1970–1976）屹立于新加坡金融区摩天大楼间一景，约1976年，M+，香港。BEP Akitek捐赠，2019年。© BEP Akitek
罗伯特·施瓦茨（绘图师），贝聿铭建筑事务所，《拉德芳斯之首（1970–1971，未建成）设计方案效果图，巴黎》，1971年，蛋彩画纸板本。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我很幸运，能有一位建筑师朋友，也就是我的父亲。
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非常专注，跟我说话就像跟公司里的其他人说话一样，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只不过希望我能表现出色。但他也理解我，并帮助、指导我，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香港中银大厦模型，面前便是蔚蓝色的维多利亚港。
中间有一段大约10年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一些重要的项目：卢浮宫、达拉斯的梅尔森交响乐中心，还有香港的中银大厦——这是他邀请我去做的，那是在1982年底。也是我参与设计的第一座高层建筑，所以我非常兴奋。
后来每当我接手一个项目时，都会以某种方式想起父亲：他会怎么做？当然，我很难知道他会怎么做，因为他总是会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总是（先）非常努力地去理解问题，非常努力地研究，探索出如此多不同的设计方案。当他最终确定方案时，你会看着它说：当然，这就是正确的解决方案。
贝聿铭在纽约Sutton Place的宅第。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这是身为建筑师的父亲，但他在家里的一面截然不同。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角色，他很好奇，非常开放、慷慨、热情。他总是寻求深厚的友谊，所以他没有太多朋友，但他和朋友的关系都非常长久。
贝聿铭及赵无极于巴黎杜乐丽花园，约1990年。摄影：马克·吕布。©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贝聿铭与夫人卢淑华。©苏州博物馆
他喜欢历史，喜欢艺术、音乐，还有任何与文化相关的东西。他会跑到书房里，或者花园里读报纸。他真正享受的是独处、安静，只有他和他的妻子。
有的时候，他会过来问我在做什么，周末在画廊里看到了什么，还会问：“你为什么喜欢听摇滚？”
贝聿铭与家人在纽约的家中。©Library of Congress
大家都以为我父亲是一个全球公民，总是跑来跑去，但他其实并不太愿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只不过由于他所从事的职业，让他恰好成为了那样的人。
他设计过一些作品有不少争议，比如卢浮宫、香山饭店，但我觉得他从未刻意追求争议。他一直以来试图做的，是将建筑与时代联系起来，是将现代主义的建筑语言带入一个充满传统和历史的语境中。
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生命长河的某个特定时期从事建筑实践的一员，他深知时代会变迁，而自己不过是在人生的此时此刻完成创作。
在黄浦江畔的“大烟囱”，我们和“人生如建筑”展览第一次见面。
这次的大展，是首个在中国内地亮相的贝聿铭全面回顾展。来自上海和香港的两大博物馆协同，用六大板块和一条完整的动线，带我们见证了Sandi讲述中，贝聿铭的一生。
贝聿铭的黄棕色圆眼镜
展览的开场便剑走偏锋，是一副小小的圆框眼镜——这是贝聿铭个人形象的标志之一。
在M+的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看来，这样一个由人出发的设计，是“自然而然的决定”。
“我们在第一个空间，要体现他的背景，体现城市的影像——香港、上海、苏州，要给大众读贝先生和他父亲的一两封信。因为建筑与人的价值观有关系，与人的生活经验和阅历，同样很有关系。”
于是第一篇章，用照片、书信和手稿，呈现了一个年轻贝聿铭的思考。
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现武康路）的花园中合照，后排左三为贝聿铭。
©版权所有，由贝洽提供
他的少年时代在江南度过，父亲贝祖诒的住宅，就在如今上海繁华的武康路上。
每年暑假，他还会和家人一起回到苏州，住进叔祖早年购入的狮子林中。就这样，故乡的传统在贝聿铭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贝聿铭，《中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标准化宣传站：No. 3立面图》，1940年，墨水纸本。
由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提供。© MIT Museum
《中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标准化宣传站》模型。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贝聿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1946年。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提供。
1935年，贝聿铭前往美国求学，那个年代，西方的建筑理念固然先进，但他孜孜不倦地从东西方的设计哲学中同时汲取养分，这份坚持最终赋予了他坚实的内心——后来他站在大洋彼岸直言：“我从未觉得，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
一位漂泊的游子，他的身体里同时住着青砖黛瓦与摩天大楼。
韦伯奈普，《圆形螺旋公寓（1948–1949，未建成）入口和低层单位立面图，纽约》，约1948年，水彩纸本。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在展览的第二个区域，我们看到了贝聿铭早年的创作：哈佛毕业之后，他在纽约房地产商公司韦伯奈普工作数年。
这段故事相比后来那些光芒万丈的建筑作品，并不为太多人所知。但从纽约的基普斯湾广场，到丹佛的里高中心，正是这段经历让贝聿铭对于建筑和设计有了更深的思考。
苏州博物馆建筑模型。拍摄于展览现场。
而艺术与公共建筑，更是他的重头戏。转头步入新空间，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建筑映入眼帘。
肯尼迪博物馆，正是代表作之一。1964年，贝聿铭击败路易斯·康等竞争对手，赢下图书馆的设计竞赛，让他在世界舞台上声名大噪。
国家美术馆东馆模型
国家美术馆东馆模型。©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始建于1969年，如今也被原貌复刻。
“在很多出名的建筑师当中被选中，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在欧美舞台上的华人，其中的故事从来就没有顺利可言，但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坚持。”王蕾说。
正因如此，不少观众戏称，名声显赫如贝聿铭，也少不了经历和甲方的“Battle”。
保罗·史蒂文森·欧雷斯（绘图师），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卢浮宫计划中拿破仑庭院金字塔入口的白天效果图，巴黎，1984年，铅笔纸本。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卢浮宫与巴黎街道
卢浮宫更是其中的代表，要在800年历史的巴黎圣殿前修一座玻璃金字塔，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设想。
1985年，贝聿铭的设计方案一经推出，立刻在法国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各路媒体唇枪舌剑，反对者更是直接抨击他的想法“大逆不道”。
1987年，贝聿铭与密特朗检验卢浮宫金字塔的玻璃。
拍摄于展览现场。
好在贝聿铭的设想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施工仪式上，站在时任总统密特朗身后的贝聿铭，如顽童般望向玻璃面板背后的镜头，露出得意的微笑。
时过境迁，玻璃金字塔的命运好像与埃菲尔铁塔共同沉浮——挺过如潮水的不理解后，化身成为巴黎的世纪坐标。
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的建筑工地。©苏州博物馆
贝聿铭的风格一以贯之，但他绝不因循守旧。2004 年，他接手了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项目，彼时他已经年逾耄耋。
苏博位于拙政园之侧，许多人期待的，是一座复刻江南风貌的作品。更有人因此直言：如果贝先生不用传统瓦片来做屋顶的话，干脆就不要让他接这个项目了。
但贝聿铭的回答是：“就算不用瓦片，我对历史传统依然能有不一样的态度。”
从海滨长廊望向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多哈。
摄影：穆罕默德·萨姆吉。M+委约拍摄，2021年。
© Mohamed Somji。
他退休前最后一个身体力行的作品，位于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也赫然屹立于展区的中央：白色的石灰石与蔚蓝的海面交相辉映，拱形窗上的几何图案，更透着对于伊斯兰风格的致敬。
奇特的是，横跨半个世纪之后，贝聿铭献给观众的设计，依然是那个熟悉无比的自己。
美秀美术馆，日本滋贺。拍摄于展览现场。
延伸至美秀美术馆（1991–1997）的吊桥一景，滋贺县信乐町，2021年。摄影：米田知子。M+委约拍摄，2021年。© 米田知子
站在这里，我们才真正回想起Sandi话语中，对于父亲作品的肺腑之情：
“在我看来，（我父亲）作品的有趣之处，并非是某个项目本身的独特，而是他在所有项目中的一致性。”
“他并非‘为了形式而创造形式’——他真正寻求的，是某种能够代表合理性、过渡性的东西。它融合了现代主义的元素，引入了新材料、新技术和新的空间结构，但又坚守在一个稳定的内核与框架之内。”
“人生如建筑”。©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当展览的最后，我们再次看到纪录片中贝聿铭的身影，那是遥远的1970年。一袭灰衣的他，戴着标志性的黑框圆眼镜，坐在草坪上和友人闲聊。时而谈笑，时而远眺。
他在观察世界，也在审视自我。
人生如建筑，而建筑是生活的镜子。
来源：润泽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