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6 月6 日，《外交事务》刊登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撰写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特朗普正在系统拆除美国自1945年以来建立的全球制度性架构，通过退出国际组织、削弱对外援助、羞辱盟友并讨好强权，动摇了美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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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5年6 月6 日，《外交事务》刊登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撰写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特朗普正在系统拆除美国自1945年以来建立的全球制度性架构，通过退出国际组织、削弱对外援助、羞辱盟友并讨好强权，动摇了美国作为秩序缔造者的核心地位。作者特别强调，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以及对欧洲安全的冷漠，暴露出“美国优先”已经不再关心盟友的共同防务，只将国家利益狭隘地定义为交易和短期利益。
特朗普迫使盟友以“主权自主”方式应对美国的不可靠性，实际引发了全球盟友体系的重构。欧洲国家纷纷增加国防预算、削弱对美军售依赖，并尝试建立欧盟主导的军工体系；日韩等亚洲国家也被迫重新审视美军基地的战略价值。作者警告说，美国武器系统的高依赖性与许可机制已成为盟友战略独立的障碍，而AUKUS潜艇项目的延迟与不确定性更凸显“依附性安全”模式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以CPTPP为代表的贸易协定显示，美国之外的国家正在推动不依赖美国的经济秩序，从而缓冲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与贸易讹诈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作者警告：若美国不恢复其作为可信赖大国的角色，其霸权地位将面临结构性衰退。
图源：Foreign Affairs
*本文作者：
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曾于2015年至2018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
自从重返总统职位以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不断攻击由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他威胁要收购格陵兰、吞并加拿大、夺取巴拿马运河，藉此挑战盟友和伙伴的主权。他发起的全球贸易战旨在以牺牲其所有贸易伙伴为代价，来让美国受益。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背弃了美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发展方面跨党派的承诺。他对乌克兰的处理方式——试图强迫乌克兰人接受和平协议，而不是动用美国实力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羞辱了那个较弱且遭受战争的一方，却讨好了俄罗斯。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今年以来第四次通话，讨论了俄乌冲突和伊朗核问题。图源：新华社
特朗普认为，强权即公理。正如他4月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所发帖文所言：
“谈判与成功的黄金法则：谁拥有黄金，谁就制定规则。”
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以及相关制度，原本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强权逻辑，确保强者不能仅仅凭借自身能力为所欲为，让弱者受其所难。但特朗普对这种高尚理想毫无兴趣。相反，他印证了一种犬儒主义观点，即美国从来不是它所宣称的那种无私且具有理想主义的大国。
对于那些依然坚信一个坚守原则、慷慨大方的美国存在的人来说，当前的局势无疑是一次令人困扰的认知冲击。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无视国内外法律、采取霸凌手段、废除协议和条约、威胁盟友、与暴君亲近——已经显而易见。然而，这一切仍然让人难以接受。一些分析人士仍在试图寻找合理的解释。他们可能在想，特朗普可能在进行一场“四维棋局”，那些令人震惊的行为或许只是某种巧妙策略的一部分。还有人则心存希望，期待某种力量能够扭转局面，使得剧情发生转折，在这场戏彻底失控之前将其引回正轨。
但在这样的时代里，希望是一种危险的安慰。特朗普已成为华盛顿的新常态。至少在下一次总统选举之前，看不到任何逆转的迹象。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盟友应当屈服于特朗普的恐吓。相反，他们可以携手施加巨大影响力，共同应对华盛顿释放出的混乱。那些依然坚持美国曾经代表的价值观（但美国目前不再代表这些价值观）的国家，应当联合起来，保护特朗普试图埋葬的秩序中最有效的部分。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所说，美国的盟友应该建立一个“不会被欺凌的国家联盟”。
马克龙近日表示，若再过五到10年，欧洲仍未能自我组织起来，对美更加独立，那将是“不负责任的”。图源：新华社
靠自己站稳脚跟
在“美国优先”的时代，美国既不是，也不再自诩为曾经那种可靠的安全伙伴。世界各地的盟友已经认识到，他们必须在防卫上做出更多努力。他们必须获得更先进的武器系统、更充足的弹药和装备储备，并招募更多人员。
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增强自身的“主权自主性”，尤其是要具备在没有美国同意或协助的情况下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他们还必须与美国之外的志同道合伙伴发展并强化同盟关系。
加拿大已在今年3月与澳大利亚达成一项价值42亿美元的协议，研发尖端雷达技术，并宣布正在就参与欧盟军事建设进行谈判。图源：新华社
此类举措并不构成对美国的否定，恰恰是对特朗普政府所发出信号的回应。副总统J·D·万斯在4月的一次采访中称赞了法国领导人戴高乐，指出他在20世纪60年代顶住了华盛顿的反对，使法国（与英国不同）保留了对其所有军事能力（包括核武库）的完全主权。正如万斯所说，戴高乐明白，“让欧洲成为美国的永久安全附庸，不符合欧洲利益，也不符合美国利益。”
来自华盛顿的信号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特朗普并非第一位要求盟友在共同防御中分担更多负担的总统。但对许多盟友而言，他似乎是在说：他们必须花更多钱，因为他们很可能将不得不靠自己。
看看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态度。在其第二任期的最初几个月，特朗普似乎实际上在乌克兰战争中“倒戈”了，支持俄罗斯，胁迫乌克兰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设定的和平条件。对特朗普来说，不幸的是，三个月的绥靖并未结束这场战争。他或许最终会对普京强硬起来，或者他也可能干脆放弃乌克兰。
除了乌克兰，欧洲国家面临来自俄罗斯的最紧迫威胁。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如果愿意的话，在经济上具备与俄罗斯抗衡乃至超越的能力。正如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近日所问：
“为什么五亿欧洲人需要三亿三千万美国人来保护他们免受一亿四千万俄罗斯人的侵害？”
北约和所有美国盟友（包括澳大利亚）都认识到必须增加军费开支。但华盛顿与盟友之间在这笔新增资金应如何使用上存在分歧。美国自然希望盟友多购买美制武器。然而盟友们担心，即便更多采购美制装备与弹药或许能讨好特朗普，但这并不能带来更大的独立性。事实上，采购美制武器的狂潮可能只会让购买国变得更加依赖美国。
对美国盟友而言，从长远来看，解决之道是拥有能够威慑侵略者的主权能力，理想情况下这些能力应为本国生产，至少也应具备在不经美国许可的情况下部署和操作的能力。但当前，这种能力尚不具备。例如，美国提供的F-35战机在功能上极度依赖美国的软件和备件，以至于很难想象这些战机在没有华盛顿的许可下还能正常使用，或持续使用。
葡萄牙和其他北约国家出于对美国控制零部件和软件的担忧，正在重新考虑购买F-35的计划。图源：法新社
这种依赖关系在多数现代武器系统中很常见，过去虽然令美国盟友不适，却并未被视为重大问题。北约盟国相信他们不会孤军作战，因此对美国态度冷淡的担忧只是理论上的。但如今，白宫要求盟国具备自保能力，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难怪欧盟最近发布的1500亿欧元国防采购计划几乎将美国企业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葡萄牙宣布不再计划采购F-35战机，加拿大也在重新评估其购买88架F-35的计划。欧洲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筹措资金用于再武装，更要克服国家间的竞争，达成共识，共同确立若干防务产业的“旗舰企业”，正如法国和德国在1970年合作创立空中客车公司一样。另一个令欧洲（以及其他美国盟友）深受启发的例子来自乌克兰，当地国防工业不断推出一项项颠覆性、创新性、成本远低得多的能力——本周乌军对俄罗斯空军基地发起的惊人无人机袭击即为明证。
追求主权自主
在欧洲，美国盟友们地理位置接近，战略和经济联系紧密。而在印太地区，情况则截然不同。
一方面，中国相较于其亚洲邻国的实力远强于俄罗斯相较于其欧洲邻国的实力。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已让欧洲人担心他们可能被迫独自应对威胁，但他尚未明确表示美国会抛弃其在亚洲的盟友。
最显而易见的热点是在台海，而特朗普政府对此发出的信号则极其混乱。特朗普本人曾表示，台湾“难以防守”，还抱怨其半导体制造业，称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因此应为美国的保护“付费”。但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近期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的发言则不同。他表示，特朗普已明确表示，“在他任内，中国不会统一台湾”，并称美国将努力让中国国家统一的代价高到无法承受，从而确保台海和平是唯一选项。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首次阐述特朗普上任后的印太地区安全战略。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但这一自信却被现实所否定。中国围绕台湾展开的军事演习越来越像是为国家统一进行的预演。赫格塞斯本人也在演讲中承认，一场袭击可能迫在眉睫。台湾内部政治不稳定，对于是否需要增加国防开支也未达成共识，同时，中国完全可能采取一系列非动武的手段，从而“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统一。
尽管赫格塞斯在新加坡发表了战斗式讲话，但台海对北京而言既更近，也更重要，对华盛顿则不然。如果说乌克兰不是特朗普的战争（他经常这样声称），那么他也很可能不会因台湾问题而与中国开战——即便这场战争保持在常规层面，但也可能摧毁两国海军的相当一部分。而中国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00多倍，因此它能在美国重新建造舰队之前便补齐自己的损失。中国的国家统一将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对“美国安全伞”以及美国威慑能力彻底丧失信心，而威慑不仅取决于火力，还取决于意志力。
尽管他们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日本与韩国却分别拥有大幅提升本国防御能力的经济实力。韩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防务出口国。这两个国家也都驻有具备重大战力的美军基地。但如果他们对华盛顿在亚洲“出手一战”的意愿失去信心，那么这些美军基地反而可能变成负资产，使得两国在没有美国配合的情况下更难掌控本国防务与外交。正如万斯在称赞戴高乐领导下法国时所说的那样，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日本与韩国。建立主权自主别无他法。这两个国家或许会得出结论：最好的做法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威慑力量。
在亚洲其他地区，东南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取向各异，难以在防务上进行协作。其中一些国家，如老挝和缅甸，已与中国关系密切。另一些国家则受益于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但如果美国放弃该地区，所有国家最终都可能被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
以菲律宾为例。作为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菲律宾近年来不断与中国遭遇摩擦，中国不断强化其对南海的主权主张。但即便美国与菲律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却在中国建设并军事化人工岛、甚至与菲律宾舰船发生直接冲突时，仅限于发表抗议而未有更实质作为。在缺乏美国坚定支持的情况下，菲律宾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做出妥协。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声称“至少50个国家与菲律宾一同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图源：美联社
近年来，澳大利亚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深，可美国自身却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这种动态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建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该协议于2021年签署，澳大利亚取消了与法国联合建造12艘柴电潜艇的计划，转而与英国合作，建造8艘核动力但常规武装的攻击潜艇。然而这些潜艇直到2040年代才会就绪。
为了填补老旧潜艇退役与新潜艇交付之间的空档，澳方同意从美国购买3至5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预计交付时间约为2032年。但与AUKUS相关的美国立法明确规定，除非总统认证此项交易不会削弱美国的水下作战能力，否则不得出售这些潜艇。考虑到美国海军目前距离其所需攻击潜艇数量还缺少约20艘，而美国造船商的年产能仅能满足更换老旧潜艇的一半需求，因此在“美国优先”的时代，澳大利亚是否真能获得这些潜艇，实属疑问。
当AUKUS潜艇交易在2021年敲定时，愤怒的法国外交部长曾愤慨表示：
“澳大利亚为安全牺牲了主权，最终很可能两者都失去。”
AUKUS可能会成为其他盟友的警示故事：主权与自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谁若妥协，必将付出代价。
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很容易赢
在贸易领域，特朗普同样试图颠覆现有的伙伴关系和联盟。他那种咄咄逼人的关税政策，意在施展美国的权力，从其他国家身上榨取重大让步，完全无视那个由美国一手建立的贸易体系。“这些国家”，特朗普在4月说道，
“打电话给我，拍我马屁……他们拼命想达成协议。”
根据我与特朗普的直接接触经验，我的看法是：讨好他，恰恰是最错误的做法。特朗普的目标，是通过征收关税，迫使进口商将生产转移至美国。当然，这种做法违反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以加拿大为例，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大约40%的铝产品。铝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廉价能源。加拿大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因此其庞大铝工业的能源成本仅为美国铝工业的三分之一。加拿大在此领域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而特朗普对铝征收的关税——已从25%提高至50%——只会抬高美国国内铝的价格，使美国铝生产商获益，却让消费者与制造企业承担代价。
特朗普并不相信“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原则。对他来说，一个国家若有贸易逆差，那它就是失败者；有贸易顺差的国家才是赢家。我记得2017年11月在马尼拉与他会面时，那时我还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他当时在猛烈抱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之大。他问我，如果他禁止所有中国进口，会发生什么？我小声回答：“全球大萧条。”这或许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但世界其他国家不该任由美国政策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
那些依然信仰自由贸易的国家，必须联手推进不包括美国在内的新自由贸易协议（并扩展现有协议）。
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也就是原先的TPP。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后退出了TPP，当时多数人认为该协定已胎死腹中。包括日本在内的数个TPP成员国对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达成协议感到怀疑。一些国家还担心此举会惹怒特朗普。我当时成功说服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必担心会冒犯美国。我还强调，美国或许将来会改变主意；只要我们把这个协定保留下来，就等于保留了美国重新加入的可能性。
到了2018年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失去了一个成员，却增加了两个形容词——由此诞生了11国组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英国已正式加入该协定，而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也表达了加入意愿。
CPTPP是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促成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以来，最具意义的国际贸易协定。它的达成，正值全球保护主义情绪高涨之际。与传统贸易协定不同，CPTPP不仅仅降低商品关税，还对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通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了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它执行核心劳工权利，包括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并禁止基于种族、宗教和性别等因素的就业歧视。该协定还要求成员国不得以牺牲外国竞争者利益的方式优待其国有企业。
CPTPP堪称对特朗普拒绝多边贸易领导地位的有力回应。其成员国展现出：他们不仅能降低自身对美国政治不稳定和贸易单边主义的暴露风险，还能向世界证明，全球规则的制定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或同意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美国的盟友们必须寻找替代方案，摆脱对美国市场力量的依赖。欧洲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自由贸易区，但他们仍在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多自由贸易关系。欧盟—澳大利亚自由贸易谈判始于2017年，但在2023年因农产品出口争议而中止，如今谈判已恢复。正如马克龙在5月于新加坡所言，欧盟正寻求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建立新的贸易协定，甚至可能加入或以某种形式关联CPTPP。
东亚的两位坚定美国盟友——日本和韩国——如今也在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随着关于特朗普关税的猜测在3月起，三国外交部长一致同意开启“全面且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样的协议将有助于在华盛顿引发的动荡中，建立一个“可预测的贸易与投资环境”。可以说，特朗普对这三个国家关系的拉近应负有“功劳”；鉴于他们之间曾有历史仇怨，这倒也算得上是一项不小的（尽管是无意的）成就。
3月30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右）和韩国工业部长安德根（中）、日本工业部长武藤洋司在第13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上讨论经济合作。图源：新华社
一个愈发黑暗的世界
中国将在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中获得巨大利益。中国一向对美国及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心存不满。而如今，这种主导地位的动摇，并非因为中国做了什么，而是由于特朗普的所作所为。4月特朗普宣布关税政策后，债券市场的混乱显示出外界对美国稳定性与实力的信心正在减弱。
看看特朗普对澳大利亚的处理方式，其愚蠢之处可见一斑。美国对澳大利亚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按特朗普的逻辑，美国在这段双边关系中已经“赢了”。美国没有比澳大利亚更好的盟友或贸易伙伴了。但他却仍然选择对澳大利亚商品普遍征收10%的关税，并对澳大利亚的钢铁与铝产品征收25%（后来升至50%）的关税，恰逢华盛顿正试图拉拢盟友共同对抗中国之际。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出口流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堪培拉将对与华盛顿的立场保持一致变得更加犹豫。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对澳大利亚资源的需求）并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
特朗普并未假装自己是在追求真正的公平贸易或公平竞争。他的目标是重塑美国工业，将工厂从中国、欧洲和东南亚搬回美国本土。同时，他还希望重新确立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哪怕代价是撤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介入。美国选民最终将需要决定这些目标是否切实可行或值得追求，但美国的盟友们此刻就应当得出自己的结论。
美国的盟友们之所以曾经信任美国，乃是出于希望，而非基于理性预期。但这种信任曾是真实存在的，如今却正在瓦解。特朗普向世界传达了另一种对美国的“信任”：即可以确定，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谋求自身利益，并用实力为自己争取最佳交易。未来的美国领导人或许会尝试重建国家的道义领导地位，但失去的信任难以重获。贸易协定可以起起落落，但如果“山巅之光”只为美国人而照耀，那么特朗普带来的将是一个对所有其他人而言更加黑暗的世界。
本文编译：张乐词（IPP特约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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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周浩锴
审阅｜刘 深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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