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不仅是沟通南北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长廊，更是一条兼具作战、防御与后勤保障功能的军事运输通道，受到历朝历代的持续重视。北京作为大运河的北端点，自古便是军事重镇，其境内的运河文化带沿线有着丰富的军事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国古代军
路迪雨婴 王卫华
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不仅是沟通南北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长廊，更是一条兼具作战、防御与后勤保障功能的军事运输通道，受到历朝历代的持续重视。北京作为大运河的北端点，自古便是军事重镇，其境内的运河文化带沿线有着丰富的军事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国古代军事战略的演变与近代民族抵御外敌的烽火。
清《京杭运河全图》局部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藏
维系王朝统治的军事动脉
运河的出现最早与战争的需求密不可分。在国家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前，为北上用兵开辟水路通道成为开凿北京运河的关键推动力。
北京运河的军事史可追溯至秦汉。秦始皇北征匈奴，便利用海运将粮草送至白河转运。东汉末年，曹操为征伐乌桓、平定辽东开凿平虏渠、泉州渠直抵蓟城（今北京），此水道在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仍持续承担着军粮运输任务。隋朝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征发百万民夫开辟永济渠至北京西南，将其作为三次东征高丽输送兵马辎重的主要通道。《资治通鉴》中描绘的“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的漕运盛况背后，其核心正是“一船粮草千军命”的战略支撑。唐太宗李世民用兵辽东，永济渠仍是调兵遣将、运输军资的生命线。五代战乱纷争，永济渠成为各方势力争斗的筹码。后周世宗大规模整治永济渠，维系其对北部边疆的统治。辽、金两朝均以完善北京运河水利系统作为巩固政权、进军中原的重要依托，运河作为无可替代的水上军事运输动脉，地位更加凸显。
元朝统一全国并将国都建于北京，元世祖忽必烈任命郭守敬开挖通惠河，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直通大都城内的重要进程。这一时期北京运河的军事功能虽有所减弱，但城内河道的开通，显著提升了中央政权的军事调度能力。明初北京运河仍是保障北方边防（尤其是长城沿线）军需物资的中转站。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京运河“拱卫京畿、保障天庾”的政治军事作用空前突出，“漕运法”明确规定卫所军士要承担运输与护漕的任务。清康熙时期将河务、漕运作为基本国策，命绿营军负责漕运，北京运河为清朝经略塞外、巩固疆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后勤支撑。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犯北京路线图。选自高元杰编著《大运河图志》
反抗外辱的革命战场
近代国势衰微，曾经承担国防运输重任的北京运河沦为西方列强入侵北京的便捷通路。北京运河沿线，特别是通州地区，成为反抗外侮、争取民族解放的前沿阵地。北京运河虽不再是军事运输的生命线，却化身为彰显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的血色战场。
通州，作为“水陆之要会，畿辅之襟喉”的“京师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民族危亡之际，这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晚清名将僧格林沁率骑兵在八里桥与装备精良的西方列强殊死搏斗；回族汉族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驻通毅军志士组成敢死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陆辛庄村村民以传统武术痛击侵略者，传授武艺于抗敌武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州运河畔燃起红色星火。1927年，中国共产党潞河中学支部成立，革命火种再次播撒；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通州地区成为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间抗日武装力量积极坚持对敌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总前委在宋庄镇运筹帷幄，在党史、军史和新中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运河儿女踊跃参军支前，为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和不畏强暴、打败一切敌人的伟大气概。
通州段的烽火遗迹
作为地近京畿、拱卫国都的重要防线，通州运河沿线分布着一些古代军事活动遗迹，近代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也留下了不少军事遗存，为我们今天研究军事史和中国古代的军事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萧太后河是北京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工运河。辽代时期，杰出的女性政治家、军事家萧太后为向辽南京（今北京）输送粮草兵力，在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的张家湾古城南门外，主持开凿了这条人工运河。在后来的封建王朝时代，其一直是皇家漕运的重要航道。明清文人在笔记中这样充满诗意地描述：“河面船只穿行，河岸行人如织，如同江南水乡。”足见其交通繁忙、景色秀丽。
永通桥，这座横跨通惠河的大型石拱桥，始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因距通州城八里，又被称“八里桥”。此桥设计精妙独特，运粮船经此可直接出入京师无需落帆，故有“八里长桥不落桅”之说。清代王维珍所撰《通州志》中提到的“通州八景”之一——长桥映月，就是指永通桥的美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名将僧格林沁率领万余铁骑与侵略者在此桥上展开殊死搏斗，虽然最后惨遭失败，却无一人临阵逃脱，展示出中国军人威武不屈、奋勇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永通桥是中国人民英勇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历史见证。
通州兵营旧址位于通州旧城南关窑场村，始建于1922年，是北京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近代兵营遗址。民国时期，这里是冯玉祥部第七旅第四营官兵的驻防地，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一部也曾在此驻扎，此地因而被称作“老四营”；1948年至1954年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要局的办公地，其间一些重大军事行动之号令、部署自此发出并存档于此，见证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历程，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二四九炮校旧址位于新华南路39号（原红旗机械厂院内），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永乐七年（1409年）设立的朝廷军仓西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部队在此驻营，建有阅兵台。1935年12月，日军驻通守卫队驻扎此地，建有炮楼。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里成为国民党部队的军营。1948年，通州全境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5232部队接管此处，后解放军第一炮兵技术学校在此创建。如今，二四九炮校旧址仅余两栋红色建筑，它们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的历史。
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坐落于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老镇政府院内，原为民国初期王姓地主庭院，设计内联外通，是北京近代乡间典型三合院建筑。1949年1月11日，平津前线总前委机关、平津战役指挥部从孟家楼迁到此处，指挥解放天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第三次谈判及接收北平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战略部署，都在这里实现。宋庄旧址也被视为党中央“进京赶考”打前站的出发地与解放战争中“北平模式”的诞生地，展现了我党军事包围与政治谈判结合的战略智慧。
北京运河文化带上的军事遗存，是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和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记录了大运河作为军事动脉的兴衰历程，更深刻见证了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从割据走向大一统的宏伟历程。深入挖掘、科学保护、合理利用这些珍贵的军事遗存，对于传承历史文脉、弘扬民族精神、深化国防教育，及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