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讲座：第1讲纪要丝绸之路与敦煌石窟（上）

摘要：宿白先生（1922年8月3日—2018年2月1日）是中国考古学界泰斗级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被誉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者”“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他的一生与考古事业紧密相连，其学术贡献、教育实践与人格风范，对中国考古学发展产生

宿白先生（1922年8月3日—2018年2月1日）是中国考古学界泰斗级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被誉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者”“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他的一生与考古事业紧密相连，其学术贡献、教育实践与人格风范，对中国考古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生前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2013年）、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2016年）。

宿白先生的一生，是中国考古学从奠基到发展的缩影。他开创的多个研究领域、建立的学科体系、培养的学术人才，构成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核心支柱。1952年，宿先生参与创办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3年主持成立考古系并任首任系主任。他主持设计课程体系，培养新中国首批考古专业人才，学生中就有樊锦诗等知名学者。

宿白先生生前很喜欢《萨迦格言》中的一句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先生以“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自勉，治学严谨，生活简朴，垂范后学。

在“贵州茅台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设立“宿白讲座”，计划延请国内外著名考古学者举办专题学术演讲，以纪念宿白先生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的卓越贡献，薪传先贤之学识风范，搭建连接古今、融汇东西的高端学术对话平台，传承中华文明基因。

2025年6月4-10日，学院很荣幸地邀请到1958级杰出院友、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来做“宿白讲座”首讲。

1958年，樊锦诗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1962年8月，前往敦煌莫高窟实习，从此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1963年，大学毕业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多年来，樊先生一直关心北大和考古文博学院的发展。2023年5月，樊先生利用“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奖金和积蓄，向母校北京大学捐款1000万元，设立樊锦诗教育基金，用以支持北大敦煌学研究。2023年7月，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樊锦诗星”。

樊先生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

樊先生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在73岁那年，她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

樊先生积极推动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的法制化管理和“数字敦煌”工程建设，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在樊先生看来，“板凳要坐十年冷”是从事文物研究工作者要练就的一门硬功夫。“樊先生在敦煌的60年,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择一事,终一生’。”这不仅是樊先生执着坚守、久久为功，用生命让敦煌重生的写照，也是她对青年学子的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

此次，樊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丝绸之路与敦煌石窟》，是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之地”。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被誉为古丝绸路上的明珠。敦煌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战略价值、文化交融和学术价值，在中国及世界历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樊先生的讲述不仅是对敦煌的礼赞，更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传承的深情呼唤。让我们懂得了“为何‘择一事，终一生’”？“何谓‘择一事，终一生’”？

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以沉潜之心做大学问”，将个人追求融入文化传承。

讲座开始，沈睿文老师首先介绍了“宿白讲座”的基本情况，并感谢樊锦诗先生的到来。讲座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拉开帷幕。

樊锦诗先生首先回顾了宿先生的石窟寺研究成果。她指出，在宿白先生之前，石窟寺研究主要局限于美术史范畴。宿先生创新性地将考古学理论方法引入石窟寺研究，构建了中国石窟寺的时空框架，奠定了石窟寺考古的学科基础。1963年，樊锦诗先生来到敦煌工作，按照宿先生的要求对敦煌石窟进行分期编年，至如今《敦煌石窟全集》第一、第二卷的出版，都离不开宿先生的支持与指导。

下面是樊先生此次“宿白讲座”的主要内容。

为樊锦诗院友颁发“宿白讲座”聘书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自古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之地。先秦时期，有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在此驻牧。秦汉之际，匈奴崛起，控制了敦煌及河西走廊，对西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解除边患，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虽未能实现联合月氏、乌孙夹击匈奴的战略目标，却打通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线路，史称“张骞凿空”。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大破匈奴，彻底扫清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障碍。公元前111年，武帝“列四郡、据两关”，行政上在河西走廊由东向西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军事上于四郡之北修筑长城，敦煌西面设置玉门关、阳关，并大规模移民实边、屯田戍守。中原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灌溉方法，改变了当地的游牧经济；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奠定了敦煌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地位。这一系列举措，为后世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图 1 丝绸之路示意图

黄河和兰州以西到敦煌有一条天然的地理上的走廊，因为在黄河以西，所以称为河西走廊。走廊全长1200公里，地形平坦，水草丰美，南有祁连山和青藏高原，北为北山和蒙古高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1世纪，海运尚不发达，河西走廊作为中原通向欧亚的陆上干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汉代敦煌为例，向东可通往首都长安、洛阳，继续东延可抵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向西经过西域，可到中亚诸国、南亚印度、西亚波斯，乃至地中海的古埃及和古希腊。除这条陆路交通线外，河西走廊向北越过戈壁沙漠，沿天山北麓西行，可进入草原丝绸之路；向南翻过阿尔金山，入青海南行，经过西藏，可到尼泊尔和北印度。汉唐时期，敦煌处于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它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当时的宗教、文化和知识交汇处。悬泉置出土的带有“小浮屠里”字样的汉简和斯坦因在长城烽燧下所获取的八封粟特文信札都可以为证。正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持续千年的对话，孕育了敦煌石窟的文化硕果。

图 2 悬泉置出土汉简和斯坦因发现的粟特文信札

要讲敦煌讲佛教，我们就要从印度谈起。相传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年少时思索人生意义，毅然舍弃王族生活，踏上求道之路。在经历多年苦修后，他意识到极端苦行并非通向解脱的正途，遂于菩提伽耶的毕波罗树下静坐冥想，深入参悟四谛与十二因缘之理，最终证得无上正觉，成就佛果。“佛”，意指觉悟者，即智慧圆满之人。“释迦牟尼”则是佛教徒对其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者”。

释迦摩尼去世百年后，佛教内部逐渐产生教义分歧，形成不同宗派。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主要是以非偶像的象征物来表现，如佛塔、法轮、佛足、圣树或菩提树、伞盖等。公元前1世纪，大乘佛教为扩大影响塑造了很多佛像和菩萨像。这一时期的佛陀形象，主要体现在犍陀罗和马图拉两大艺术中心的雕塑作品中。犍陀罗风格深受希腊化影响，其佛像造型在体态、发式及服饰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希腊艺术特征。而马图拉风格则更多地保持了印度本土特色，佛像造型遵循印度传统审美，衣纹处理上多采用轻薄贴身的雕刻手法。

学界普遍认为，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于东汉时传入中国。两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和佛教艺术在汉地广为传播，特别是北方地区，造窟运动盛行。以石为窟，取其永久之意。敦煌石窟群的开凿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

敦煌石窟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因其位置、内容、艺术风格相近，可统称为敦煌石窟群。其中，莫高窟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敦煌石窟群的代表之作。

图 3 莫高窟俯瞰

据唐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在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次有法良禅师“于僔师龛侧”开凿第二个洞窟。从此，莫高窟开窟、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持续了十个世纪，直到14世纪的明代才停止建窟。

至今在鸣沙山东麓宕泉河1700多米长的崖壁上，保存了公元4—14世纪开凿的735个洞窟。石窟分为南北二区，南区是供奉与礼佛的殿堂，保存了2000多尊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北区则是僧侣修行和生活的场所。

石窟艺术是集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洞窟建筑根据不同功能需求而采取不同形制；彩塑是接受膜拜的主体，置于窟内最显著的位置；壁画布满四壁与窟顶，通过丰富的图像叙事诠释佛教经典及其思想教义。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完整的佛教艺术空间。

莫高窟的洞窟形制有十余种，主要形制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禅窟，供修行者坐禅修行，正壁开龛塑像，左右两侧壁各开两个或四个仅容一人打坐的斗室。第二类是中心塔柱窟，平面长方形，在洞窟内凿出连地接顶的方形楼阁式塔，塔柱四面开龛塑像，供修行者绕塔礼佛观像。第三类是殿堂窟，正壁开龛塑像，是修行者礼佛或听讲法的场所。第四类是佛坛窟，洞窟中央凿出方形佛坛，彩塑群像置于佛坛之上，外有供修行者礼佛观像围绕佛坛的环形通道。第五类是大像窟，洞窟高耸，贴正壁造石胎泥塑大像，佛座后凿出供信徒巡礼用的马蹄形通道。

彩塑题材主要有大彻大悟、具有最高智慧的不同的佛的造像，自己觉悟又能普度众生的菩萨造像，虔诚修行、只求自我解脱的弟子造像，剽悍勇猛、守护佛法的天王、力士等神祇造像。

图 4 莫高窟彩塑

壁画题材内容丰富，可归为七类：第一类是尊像画，题材与彩塑基本相同，表现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天龙八部等佛教诸神。深受人们喜爱的飞天形象就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类是释迦牟尼故事画，可细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表现佛祖未成佛前的佛传故事，二是佛祖过去世救度众生、忍辱牺牲的本生故事，三是佛祖成佛后传教说法、度化众生的因缘故事。第三类是中国传统神仙画，表现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等传统神仙形象。第四类是经变画，其特征是以绘画形式阐释一部佛经的思想和内容。根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经变画是隋唐画家们的艺术创举。

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性地将佛经思想和中国传统人物画、建筑画、山水画、花鸟画、社会风情画相融合，描绘出一幅幅宏伟壮丽的佛国世界。这种艺术形式通过直观的视觉呈现，使佛教义理得以通俗化传播，极大提升了宗教艺术的感染力。经变画的影响远播东瀛与朝鲜半岛，成为东亚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第五类是佛教史迹画，描绘佛教史上的一些传说或故事，以及佛教圣地、圣迹等。第六类是供养人画像和题记，是为祈福禳灾、出资开窟的功德主及其眷属礼佛供养的画像，其身侧的文字题记是研究敦煌历史的重要史料。第七类是装饰图案，既作为视觉元素分割不同主题的画面，而又如同一条精美的纽带，将建筑、彩塑和壁画等不同艺术形式链接为一个风格统一的有机整体。

图 5 双飞天莫高窟底320窟盛唐

敦煌地处干旱气候区，又由于壁画、彩塑所使用的矿物质颜料性质相对稳定，加之历史上未遭大规模战乱破坏，石窟得以较好地保存。15世纪中叶，明朝政府因嘉峪关以西局势动荡而采取收缩政策，莫高窟遂逐渐荒废。20世纪初，藏经洞的惊世发现使敦煌重获关注。英、法、日、俄、美等国探险队相继掠走大量珍贵文物，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他们中也有人开始以考古学的方法对洞窟做了编号、测绘、照相、文字记录，并公布了敦煌石窟的部分资料。

1944年，在于右任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常书鸿先生出任首任所长，由此开启了敦煌石窟系统性保护与研究的崭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该机构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标志着国家层面开始全面主导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与研究工作。

七十余年来，一代代莫高人秉持“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矢志不渝，薪火相传，为敦煌石窟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与创新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展现中国文物保护成就的重要范例。

敦煌莫高窟艺术，融汇了本土多民族艺术，又吸收了西域艺术的养分，形成了脉络清晰、自成特色的敦煌佛教艺术体系。莫高窟是我国对世界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莫高窟十六国北朝的彩塑艺术呈现出中土佛教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相融合的特点。如275窟大型主尊弥勒菩萨，面相丰圆，体魄强健，其造型风格和坐具、服饰均表现出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又如259窟禅定佛，头生肉髻，身着通肩袈裟，两眉细长，双眼略开，嘴角含笑，则体现出中国艺术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特点，是中国早期彩塑的经典。

图 6 莫高窟275窟弥勒菩萨和259窟禅定佛

隋唐时期的敦煌彩塑艺术在继承中国传统雕塑技法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使敦煌彩塑艺术达到顶峰。如328窟的群体彩塑，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造型丰润，神情端庄肃穆；两侧迦叶、阿难二弟子出神静听，庄严虔敬；弟子两侧为两身胁侍菩萨，足踏莲花，作游戏坐；佛龛外侧为四身供养菩萨，体态修长，璎珞长垂，胡跪于莲台。佛龛内的群像均为唐代原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如194窟菩萨像，承盛唐丰肌秀骨之美，神情温婉，身姿微斜，端庄秀美。又如130窟弥勒像，即莫高窟的南大像，是依山崖雕刻的石胎泥塑。造像在修筑时特意夸张了头部的比例，在观众仰视时突出佛像的宏伟气势。又如158窟释迦摩尼涅槃像，庄重愉悦、恬静安详，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大乘佛教所追求的常乐我净的境界。

六朝到唐代是中国绘画发展走向辉煌的重要阶段，名家名作辈出，但传世作品少之又少；敦煌壁画保存了这一时期的绘画真迹，为我们认识、研究这一时期的绘画提供了珍贵材料。如莫高窟272窟佛龛菩萨，采用西域凹凸晕染法，通过明暗对比表现面部和肢体的立体感。又如285窟北壁菩萨像，相貌清瘦，眉目疏朗，采取本土的平面晕染法表示立体感，与顾恺之、陆探微的画风一脉相承。又如220窟帝王图，王者头戴冕旒、身着衮服，在群臣簇拥下阔步前行，可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媲美。又如103窟维摩诘像，以劲健流畅的线条勾勒人物神韵，表现出“吴带当风”的艺术特色。又如172窟的山水画，以青绿设色描绘山水，可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青绿山水画风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