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军人父女的手表，一只挡拳，一只不敢戴…

摘要：父亲钟本增在西部战区医院住院近六年，与病魔抗争近六年，2018年12月3日离开了我们。这一年是我最痛苦，最遗憾，最无奈的一年。我因遭遇意外在川医手术，康复治疗住院9个月，爸爸那时病情已越来越重，我想爸爸，我想去陪伴爸爸，想去照顾爸爸，可我无法行走，只能靠两个妹

手表的故事

钟建新

父亲钟本增在西部战区医院住院近六年，与病魔抗争近六年，2018年12月3日离开了我们。这一年是我最痛苦，最遗憾，最无奈的一年。我因遭遇意外在川医手术，康复治疗住院9个月，爸爸那时病情已越来越重，我想爸爸，我想去陪伴爸爸，想去照顾爸爸，可我无法行走，只能靠两个妹妹去陪伴爸爸，依靠家人替我去看看爸爸，无助的我，只能每天流泪来表达对爸爸的想念和内疚。

父亲钟本增年轻时

出院后，我坐着轮椅去看病房中躺着的爸爸，这是我9个月没见面的爸爸，已完全没有意识。我捧着爸爸肿胀的手，忍不住大哭，伤心的泪水不停流下。爸爸这双大手在抗战时期，曾举枪打击日寇；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握枪打向国民党军队；在解放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中出过大力。这大手，曾在1939年参军后吃力的一笔一划学写字，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抗大四分校，学习文化，游击战术，一边学习一边战斗。

1959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2年，学习军事理论、军事技术、政治文化。大手写下的一笔一划，记录了一个淮北平原穷孩子成长为职业军人的经历。这大手，曾深情温暖抱过我们姐妹三人，曾在每次从西藏回成都休假时，为小时候一直留长发的我梳理长辫，曾抱着我们姐妹三人的孩子长大。这大手给了我们家的温暖，给了我有力的支撑。爸爸曾健壮似铁塔般的身体，如今却插着各种管子，完全靠各种药物维持生命。那一次看望爸爸，是我最后一次捧着爸爸的手哭泣，是我最后一次贴着爸爸的身体，除了流泪，我什么也无法替爸爸做。医生为了减少爸爸更多感染，不让坐着轮椅无法行走的我再进病房，轮椅更不能进保持无菌的重症监护室。

爸爸离世后，我留下了爸爸老年时常用的一个放大镜，一本《萧县英才》。妈妈2012年12月离世后，我留下妈妈曾穿过的一件衣服，妈妈最喜欢最常用的2个小花碗。这些物品，总让我回忆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回忆爸爸妈妈那温暖的家。

父亲年老时用过的放大镜

《萧县英才》是安徽萧县县委组织部，萧县地方志办公室1994年共同编写的，书中收录萧县籍地师级以上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及建国以来省级以上劳动模范的资料，爸爸的简历也收录在书中。看到放大镜，就会想起每次回干休所家，看到爸爸坐在书桌边藤椅上，戴着老花眼镜，手上拿着放大镜，吃力的看着《解放军报》，重点会划上红线，或者剪下报纸重要文章收藏起来，爸爸去世后，那些剪下的报纸厚厚一摞存放在纸箱里。可我心中最遗憾的是爸爸在西藏买的手表，从西藏一直戴到离休后，从年轻一直戴到年老的手表没能保存下来。2013年爸爸因病住进西部战区医院后，就没再戴手表，可每当我想着爸爸曾经的那只手表，看到年老时爸爸用过的放大镜，爸爸的面容总会浮现在眼前。

我回忆不起爸爸以前戴的那只瑞士产的手表，是哪一年在西藏买的，但却清楚记得爸爸说过，他在西藏买了那只手表后就一直戴着。也许只有爸爸在西藏工作时走过的山山水水，记下那只表是怎么陪伴爸爸在边疆的日子，那只表分分秒秒记录了爸爸在高原工作的时间。

我从部队退役后，曾听爸爸讲过一点这只手表曾经历的事。1966年，爸爸在工作多年的西藏波密松宗西藏军区步兵学校，接到调令，调西藏军区动员部任职。身体很不好的妈妈，已先回成都暂住招待所，因病情加重，被送成都军区总医院住院。爸爸非常着急，经批准先休假再到军区任职。回到成都的爸爸，在妈妈出院后，陪着妈妈看中医，熬中药，照顾妈妈。这段时间，西藏军区第三家属区在新津已修好，陆续有西藏军人家属搬进去，妈妈的身体已无法陪伴爸爸进藏，爸爸妈妈决定在第三家属区安下我们第一个家。

家属区里有很多十八军老军人家安在那里，有很多我们认识的阿姨，还有八一校同年级和同班同学，以及八一校校友。家属区的家没有完全安顿好，爸爸接到命令，立即返回波密松宗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后去军区任职。军令如山，爸爸踏上返回西藏的路程，留下还在生病的妈妈，还有学校已全部停课，都回到新津家的三个女儿。记得那一年，我上初中还不到一年，大妹在八一校上五年级，小妹在八一校上三年级，家属区的家还没有完全整理好，生病的妈妈卧床不起。姐妹三个都是从小在保育院，八一校长大，吃饭进食堂，衣服专门有洗衣班大叔洗，没有生活常识，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三姐妹开始在我们第一个家里，学着做饭洗衣，照顾生病的妈妈。我一直没问过爸爸，他那次返回西藏是怎样的心情？心中的焦虑有多少？那只已陪伴爸爸多年的手表，一定感知和清楚当年爸爸独自返回西藏时对妈妈和我们的牵挂。

返回松宗步校的爸爸，在那特殊年代里，也会遇到一些预料不到的事。一次会上，让爸爸交待问题，爸爸说我工作有不足，但没有问题可交待，一只拳头突然打向爸爸，爸爸头一偏，抬起手臂一挡，那拳头没有打到头上，却打到爸爸抬起的手臂上，又恰恰打到手臂戴的那只表上。爸爸是个硬汉，1.75米的个子，身体健壮，皮肤黝黑，腰板挺直，标准的军人身材。抗战时期子弹打进脚里，无法取出感染了，爸爸嘴咬毛巾，在没有麻药的手术中，从感染已肿到小腿的脚里把子弹挖出来，清理后没有药只能每天用盐水擦洗，保住了脚。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小弹片嵌在头骨里无法取出，直到爸爸离世，弹片还留着头骨里。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铁汉爸爸，被这一拳打冒火了，眼睛一瞪，怒视挥拳的人，第二拳没再打出，此后也再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那只替爸爸挨了一拳的手表，表壳被打了裂纹，但还是正常运转。后来爸爸休假时，在钟表店把表壳换了。1971年，爸爸内调到四川省温江军分区，这只老表继续陪伴爸爸在部队工作。1981年，爸爸结束42年军旅生涯，进干休所开始离休生活。刚离休的爸爸身体依然健壮，小院种着葡萄，樱桃和各种蔬菜，每到丰收季节，小院总是充满孩子们欢声笑语。爸爸最喜欢的是骑着自行车去钓鱼，有鱼无鱼钓都高兴。那只老表陪伴爸爸最初离休的日子，分分秒秒时时记录下那段爸爸快乐的生活。爸爸岁数越来越大，疾病开始折磨爸爸，那只老表又陪伴爸爸度过那些病痛的日子，最终，陪伴爸爸几十年的老表还是停摆了，可惜爸爸没把这只表保存下来。我们后来给爸爸买的电子表，机械表爸爸都不要，都退给我们，自己买了一只普通，没有名气的表，爸爸住院后也不知这只表哪去了，可爸爸戴过的那只老手表，我却一直记住了。

父亲在草地上为温江军分区教导队学员做射击示范

我也有一小段表的故事。1969年12月，我在拉萨穿上军装，分到驻扎木昌拉大站当话务员，因是在机关里，所以起床，吃饭，上班，休息，熄灯都是听广播播出的号音作息。1971年初调驻扎木第四野战医院，医院里起床，吃饭，上班下班，熄灯也都是通过政治处广播室播出号音作息。1971年3月我随医疗二所下乡巡迴医疗队下乡，半年后回到医院，医疗二所开始收治伤病员。我是卫生员班工生员，这时发现，无论在昌拉大站，还是第四野战医院听广播里播出的号音，是军人们整体行动，可医院工作的特殊性，只听播出的号音就要耽误工作。

医生，护士，卫生员工作都同样要排班，卫生员只是不上夜班。但该值班那天，就不能听广播播出起床号才起床，要提前起床去炊事班挑热水到病房，给伤病员脸盆倒上热水，给不能动的伤病员倒大小便，洗脸洗手，处理完这些工作后，也不能听吃饭的号音去食堂，还要先去给伤病员打饭，不能动的伤病员还要喂饭。午休后给伤病员去食堂领水果罐头，晚饭提前给伤病员打饭菜，都不是听到号音才去。卫生员几点要上培训课学习医护知识，几点钟全所开大会，也都不是听广播播出的号音。有时护士忙不过来，帮着去数数记记伤病员脉博等，感觉没有表工作实在不方便，经常追着医生护士问几点了。我那时是当兵一年多的新兵，记得当兵第一年津贴6元，加上高原补贴4元，女兵卫生费7角5分，每月共领10元7角5分，当兵第2年津贴7元，这个津贴是无法买表的。

我就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请爸爸给我买一只表，并说明为什么需要表的理由。信寄出后，我天天盼信，满以为我因工作需要表，爸爸一定会答应。那时一封信从西藏到内地要半个月左右，内地到西藏的信也要这么长时间，如果遇到雨季塌方或大雪封山，收信日期更长。当我好不容易收到信后，没想到信中受到爸爸的批评，爸爸批评我一个才当兵一年多的新兵，就要戴手表，摘特殊化。但考虑到早上要提前起床不能耽误工作，买了一个闹钟请人带给我。

看到爸爸对我的批评，心里多少有点不服，要手表本来就是为了工作，从参军后，我从来没有搞特殊化，都是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在昌拉大站，夏季上山伐木，被木头打头上受了伤，差点牺牲在山上成烈士。调第四野战医院后，我和所有的十八军前辈，老西藏军人的孩子们一样，从不谈论父辈，都是分配在什么岗位上，就在那个岗位踏实工作。在第四野战医院，我当过炊事员，女猪倌，参加下乡巡迴医疗队，学会骑马，背着背篓上高山去密林采药，苦学医疗知识，在自己身上练针灸，手和腿都扎得乌青，和全所军人一样睡半年地铺，最后因睡地铺受寒，腰痛得直不起来，我也没叫过苦。当卫生员给伤病员倒大小便，不怕脏不怕臭，工作积极。看着爸爸在信中批评我，我有点委屈，可知道爸爸虽然很爱我们姐妹三个，但一直对我们要求严格。

闹钟收到，看闹钟天蓝色如西藏的蓝天，很漂亮，我也很喜欢。早上起床方便多了，闹铃一响就可提前起床，可闹钟长方型有点大，军装口袋装不下，白大褂工作服口袋也装不下。有战友给我开玩笑:小钟，你用个绳子把闹钟拴好，上班时把闹钟像背水壶那样背上，你上班方便，我们看钟也方便，不用到处问时间。工作一段时间后，感觉确实不方便，又壮着胆再次给爸爸妈妈写信，说明需要表的理由，并表示随便什么表都可以，只要能看时间。并给爸爸保证，如果有了表，决不戴手腕上，一定放军装口袋里，方便工作就可以。这次爸爸没批评我，只是信中嘱咐我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一定不能搞特殊化，并说家里刚好还有一只罗马表，就不再买表了，请人给我带去。收到表后，我按照给爸爸信中保证的，从没把表戴手腕上，而是一直装在军衣口袋里，需要掌握时间才拿出来看看。后来医院体检时，发现我心室扩大比较严重，有点惊人，已不适合在科室外出执行各项艰巨医疗任务，就被调院直机关总机室工作。在总机室我也从没把手表戴出来，一直严格要求自己，直到退役后，这只表才开始戴在我手腕上。

多年来，我无法祥细写出爸爸军人的一生经历，无法写出爸爸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的大小战役和战斗，受伤情况，无法写出爸爸42年军龄，在西藏工作21年的具体工作和生活，留下的是深深的愧疚和太多遗憾。但爸爸对我的教育，给我们做出的榜样，还有爸爸的正直、坚强、真诚、乐观、俭朴、严以律己的品质已留在我们姐妹三人的性格中，让我们终生受益。一只小手表的故事，能看到一个老军人是如何严格要求子女，这也是无数十八军老前辈，老西藏军人都是这样严格要求子女，不准搞特殊化，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服从命令，这是父辈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那只罗马手表在西藏部队陪着我，到地方工作后陪着我，可惜这只表却遗失了，我怎么也想不起这只陪伴我多年的罗马表什么时候遗失的。后来我有了几只精美，时尚的女表，可一想到遗失的那只罗马手表，心就会隐隐作痛，也从没忘记那只罗马表，那只手表一直在我心里。想着爸爸曾戴几十年的那只手表，看着爸爸的遗物，我总会留下眼泪，那是女儿对爸爸的思念，还有对爸爸太多的骄傲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