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载追求的理应是客观真实，所以秉笔直书被当作史家的优良传统，历来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推崇与大力提倡，实录精神也因此成为史家之共识。

史记载追求的理应是客观真实，所以秉笔直书被当作史家的优良传统，历来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推崇与大力提倡，实录精神也因此成为史家之共识。

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史家在历史记载中要做到完全真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总会在有意无意间带入神话、传说、故事等等虚构的情节和内容。

这一点就连向来被称为“良史”的司马迁也概莫能外，尽管有班固“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的美誉，但也有人指出其中多有想象、虚构之处。

季羡林曾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史书，主要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中对于帝王异相的种种描述如“垂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等，指出其显然不是正常人形象的真实记载， 而是佛教 “ 相好” ( 世尊有32 相、80种好) 观念影响下的附会。

陈寅恪也以曹冲称象和华佗事迹为例，指出“《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特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者耳” 。

他还特别提醒治史者应当注意，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存在于此二人传之中。[

《通鉴》记载的武则天自述驯狮子骢的这番豪言壮语，也并不是她本人的发明，而是受到佛教故事的影响，以佛经语为己语。

武则天驯狮子骢大概是因为受到佛典《诸经要集》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是直接从《杂阿含经》《出曜经》《法句喻经》等记载的佛祖故事中得到灵感，而临时编造出来的故事来威胁吉顼。

因此拿此事来论证武则天年轻时即如何得果断有见识，实属不妥。

《诸经要集》，又称《善恶业报论》，全书共 20 卷，为唐代僧人道世于显庆四年(659)编撰而成，系摘录经律论中有关善恶业报方面的记载，并加以分门别类编辑而成的一部佛教类书。

《诸经要集》卷 7《教诫篇》引《中阿含经》云：时有调马师，名曰只尸。

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观世间甚为轻浅，犹如群马。 世间唯我堪能调马，狂逸恶马，我作方便，须臾令彼态病悉现，随其态病，方便调伏。”

佛告调马师：“聚落主，汝以几种方便调伏于马？”马师白佛言：“有三种法，调伏恶马。何等为三？ 一者柔软，二者粗涩，三者柔软粗涩。”

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种方便调马，犹不调者，当如之何？”马师白佛：遂不调者，便当杀之。 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调马师白佛言：“世尊！是无上调御丈夫。

为以几种方便调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种方便调御丈夫。 何等为三？一者一向柔软，二者一向粗涩，三者柔软粗涩。”……

调马师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种方便调伏众生，有不调者，当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当杀之。 所以者何？莫令辱我。”

其中就提到了“调伏恶马”的3种方法，如果不能调伏，即当杀之， 不过，没有提及具体调伏用的工具。

同书同卷又引《法句喻经》云：

佛问象师：“调象之法有几？”答曰:“有三。 何谓为三？一者刚(钢)钩钩口，着其羁靽。

二者减食，常令饥瘦。 三者捶杖，加其楚痛。 由铁钩钩口故，以制强口。 由不与食饮故，以制身犷。 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

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调一切(人)。 亦以自调，得至无为，一者以至诚故，制御口患。

二者以慈贞故，伏身刚强。 三者以智慧故，灭意痴盖。 持是三事，度脱一切，离三恶道。”

《法句喻经》虽然讲的是“调象之法”，但其法有三，即钢钩钩口、减食、捶杖。

其中有两个方法是用工具钢钩和捶杖来调伏大象的。

后来，道世又在总章元年(668)编成《法苑珠林》，就是在《诸经要集》的基础之上增益而成。

据周叔迦考证：“此集即《法苑珠林》之初稿，作于显庆年中……迨后十年之间，增为百篇。 每篇又增附以中土感应机缘，遂更名为《法苑珠林》……

然此书自唐时即入藏流通，《法苑珠林》自南宋之末始编入大藏……《法苑珠林》卷帙繁多，此集精粹简要，观览力便，故得并存不废。”

《诸经要集》成书早，又简明扼要，便于阅览，在唐代就被编入佛藏，得以流通;而《法苑珠林》则成

书稍晚，加之卷帙繁多，不便于流通，直到南宋末年才被编入佛藏。

不过，这些佛典对于武则天来说，应该都是很容易接触到的。

从修成时间的先后、是否方便阅读的角度和在唐代传播流通的普及程度来综合考虑，武则天接触到《诸经要集》的时间应该比《法苑珠林》早。

那么，武则天是否还有可能接触到比《诸经要集》更早的佛典？完全有可能。

《诸经要集》所称引的《中阿含经》内容并不见于今本该经，而是见于南朝刘宋时来华的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翻译的《杂阿含经》《道品诵》，该经于元嘉二十年译出。

而《中阿含经》最初是由昙摩难提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译出的，今已散佚，现存为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与僧伽罗叉于东晋隆安二年(398)重新译出的。

道世在编纂《诸经要集》时误将《杂阿含经》的内容当作《中阿含经》收入，后来据此增修而成的《法苑珠林》又沿袭其错，以致后世以讹传讹。

另外，关于调马的记载还见于《出曜经》《马喻品》，曰：如有善调马之士，以策御马，随意所如，不失本彻。

马性刚直，复恐鞭捶，恒自将护，以虑为失……彼习定人，驭摄诸根，执意不乱，心无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驰……

如马调御者，如彼调马人，见彼恶马，栊戾不调，著之羁靽，加复策捶，然后乃调。 随意所如，无有疑滞。 是故说如马调御也。

《出曜经》，又称《出曜论》，为后秦弘始元年(399)由凉州僧竺佛念译出。

而《法句喻经》，又作《法句譬喻经》《法句本末经》《法喻经》等，为西晋末年沙门法矩与法立共同译出，《诸经要集》所引《法句喻经》文见于该经卷 《象品》。

武则天完全有可能接触到这些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译出的佛教经典。

众所周知，武则天出生在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

其母杨氏虔诚向佛，唐朝僧人道宣等在《上荣国夫人杨氏请论沙门不合拜俗启》一首下注云:“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门，造像书经，架筑相续。 入出宫禁，荣问莫加。”

又据武三思撰《望凤台碑》记载，杨氏明诗习礼，阅史披图，颇能属文。

其父杨达死后，杨氏异常悲伤，“思欲托三乘之妙果，凭五演之元宗，永奉严亲，长栖雅志”。

后来，其夫武士彟死，杨氏又痛不欲生，“方祈净业，敬托良缘。

凭慧炬于幽途，舣慈舟于觉海。 于是心持宝偈，手写金言……将佛日而长悬，共慈灯而不灭”。

可见杨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

由于受到家庭熏陶，武则天从小就对佛教耳濡目染。

陈寅恪说:“荣国夫人既笃信佛教，武曌幼时受其家庭环境佛教之薰习，自不待言” ，他还引用敦煌文书《大云经疏》残卷中“神皇幼小时已被缁服”的记载。

推测“武曌必在入宫以前，已有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弥尼之事” 。

因此，武则天有可能从小就听说过《杂阿含经》《出曜经》和《法句喻经》等佛教经典中，有关“调马” “调象”的记载。

不过由于当时武则天年龄尚小(入宫时才 14 岁)，涉事又浅，未必会刻意留心此类记载，并将其铭记在心的。

武则天真正有暇接触到此类佛经，应该是在她出宫居感业寺为尼期间，也即大约从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到永徽二年(651)七月的两年时间里。

她当时正值二十六七岁的青春妙龄，又有在唐太宗后宫做才人的十几年的经历，应该说从心智到阅历方面都已经完全成熟。

僧尼的主要功课就是诵经拜佛，京城的皇家寺院自有精通三藏的大德的悉心指导，也有足够的佛家经典供这些出家为尼的先皇后宫们精研诵读。

武则天自然不会甘心在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的陪伴下诵经念佛，了此一生，以她的聪明才智和已有的后宫经验。

在真正接触到这些佛典时，自然会从中得到不同的感悟与启发，这将成为她以后重新入宫并走上政治舞台后可以不断汲取灵感的知识宝库。

她既然能利用僧人伪造《大云经》为其黄袍加身造势，那么她借谙熟之佛经“调马”“调象”事编造出驯狮子骢的故事以震慑吉顼及驾驭群臣，也就不过是信手拈来之事罢了。

武则天在入宫之前可能听说过佛经有关“调马”“调象”的故事，但这些富含宗教寓意而又艰深难懂的佛教故事，究竟会给当时还是孩童的她留下多大的印象就很难说了，也许听过之后很快就忘记了。

而她真正接触并了解到这些佛经记载应该是在她感业寺为尼期间，至于接触到《诸经要集》乃至《法苑珠林》的相关记载，则在她做皇后甚至改唐为周以后的事了。

从这些佛经中关于“调马”和“调象”的故事寓意来看，都是佛祖用来比喻调服众生的。

这与武则天以驯狮子骢事来慑服吉顼，以及罗大经所说的“则天后来驾驭群臣，专用此术”的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杂阿含经》中佛祖以调马师所说的3种调服烈马之法来比喻调伏众生。

在《出曜经》中佛祖以调御烈马来比喻习定之人驭慑心性，在《法句喻经》中佛祖则以 3 种调象之法来比喻调度一切人。

关于武则天出居感业寺及重新入宫的时间，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然武则天自述的驯狮子骢事是揉合了佛经所说的“调马”与“调象”二事后自我套用为其中角色而编造出来的虚构故事，而司马温公未察其实，又误将其当作真实的历史而编入《通鉴》之中。

于是后世学者对之也坚信不疑，以致将它当作武则天成长过程中人格形成的一个关键证据，其实可能都落入了武则天精心设定的叙事陷阱。

来源：心游万